新时代空间正义思想的实践内涵

上一节，笔者分析了空间正义思想中国化的应然之意，特别讨论了空间正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之内在逻辑的统一。在逻辑之外，空间正义已经摆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日程表上。换言之，指导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思想已然昭示：空间正义从隐约的理论向度走向显性的实践向度。新时代的行动指南明确了这一点：新时代空间正义的伦理内涵、生态意蕴、道路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见，空间正义构成了新时代行动指南的实然内容，新时代的行动指南也把实现空间正义列为任务目标。

（一）新时代空间正义的伦理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体现家国情怀的中国梦等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空间正义思想，而且在伦理规范层面，它们与空间正义思想高度共融。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空间正义的基本伦理规范与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公正与空间正义的生成机制所要求的差异原则，二者历史唯物地统一起来。补偿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矫正性公正。新发展理念的开放思想、中国梦的世界意义深刻体现了空间正义的派生原则。^[71]

首先，平等是空间正义的基本原则。平等是现代政治、现代伦理、现代价值的基本诉求。空间正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平等。平等是包括生存权、自由权、经济权、发展权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不过，社会主义的平等既不是抽象的平等也不是虚妄的平等，而是摒弃了绝对平等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平等，即平等在于机会平等、身份平等、规则平等，禁止任何无合理缘由的差别对待，禁止任何原则性的歧视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正义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易言之，空间正义强调的平等是空间生产、分配领域起点分布和机会分布的均等。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无论来自农村或城市，都平等地享有与国家民族、社会时代共同进步和一起成长的机会，都能获得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空间增益，拥有平等的公民权益：工作权和就业权、参与权和治理权、没有歧视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公平公开公正透明的同等发展机会。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享受，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与祖国时代一起出彩的机会。这意味着公民平等地享受一切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今天，每一公民平等受益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均衡地域发展、打破农民进城藩篱、促进人力资源的空间自由流动、健康的生态空间。振兴乡村战略让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本“活”起来了，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的目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道出了城市空间的最大实质性正义。是以，追求空间正义并努力实现空间正义，就必定要保障民众公正平等地使用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权利。

要切实保障民众平等地享有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关键在于切实保证民众平等地支配空间形态的权利能够落地生根。所谓空间形态是指空间的规模、形式、结构，例如地理构造、城市规划、网络关系、文化样态。民众通过有效路径和有效方式能够达到支配空间形态的目的，也就表明了，民众真正享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的决定权。民众只有参与到空间形态建构和改造的过程中，才能根本地防止精英少数阶层和“技术官僚”阶层凭借信息不对等和权力不对等优势任意支配改变空间形态的可能。如此，我们才能根本杜绝权力垄断带来的空间形态失衡和空间正义危机。权力运行的阳光机制能够保证每一个人的空间正义诉求。空间正义危机问题不但对多数人造成了直接的生存困境和伦理难题，而且对制造空间正义危机的少数人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直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发展造成系统性危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空间正义生态危机问题。如果空间正义生态危机得不到彻底解除，最终它会无差别地报复农村和城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所以，平等构成空间正义的基本原则并非只对特定或部分社群而言，而是对每一个人类公民都是如此。正义的报答和非正义的报复对每一个人而言终究都是平等的。

其次，差异是空间正义的效率原则。

因为平等不是无差别的和抽象的均等、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所以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和“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方针，把效率和质量、目的和手段高度统一起来。进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正是空间正义的效率原则。东部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优势走在了全国前列，通过率先实现区域性的全面小康和地区性的现代化，尔后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中西部内陆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口帮助下，在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支持下，逐步追赶上先发展地区。同理，对于在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党和国家予以严肃对待和认真解决，从不平衡逐步达到相对的平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对空间正义差异性效率原则的最好诠释。

正义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指所得与所付相称或相适应，如贡献与报偿、功过与奖惩之间，相适应的就是正义，不相适应的就不是正义，也就是所谓的得所当得；二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与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视同仁，它包含着平等的意义。”^[72]这个界定阐明了正义包含了平等原则而平等包含了差异。今天，人民群众在各个维度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是对事实平等关系的渴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另一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内在动力就是“社会活力”。说到底，差异既是平等原则的客观要求，也是空间正义的效率要求。差异是辩证矛盾的存在形式之一，“差异作为动态过程，是一种空间和历史连续性的断裂，或是一种格式的转换，即整个利益格局的重新转换。在差异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连续与断裂的统一”^[73]。差异是矛盾，但不是现代知性思维理解的那种否定统一、永远断裂的矛盾，不是根本性冲突和对抗中同存结构的“破镜”，而是在差别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前提下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忽略了差异原则，导致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步子缓慢，用绝对平均主义换来的不是普遍的富裕而是普遍的贫穷。可以说，低效的平均主义并没有真正实现正义，反而压抑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活力和积极性。及此，空间正义的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便内在地统一起来。只有这两个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了合理安放，才能形成一个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正义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意味着，社会利益关系正在分化和不平衡化。不过，鉴于公有制经济主体、生产力发展情况、社会多元化趋势三个因素，有限的合理的差异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既然平等不是没有差异的平等，那么差异就不会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差异，没有限制的差异只能走向分裂。而分裂与构建有效率的差异空间与建构平等和谐的空间之任务目标相背离。

再次，补偿是空间正义的矫正性公正原则。

当我们把空间正义的平等原则深入推进到差异原则中，面对差异问题就需要引入一种矫正性公正的理念，这就是补偿原则。补偿原则是在差异中实现平等的最大化的公正理念，例如，在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分配方面，正义就必须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客观因素造成的差异需要通过矫正性公正原则的补偿来实现最广泛的公平和公正。倘若，在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过程中，少数个体或社群的实际空间利益被假以整体公共之名义而牺牲掉了，这就需要矫正性公正的补偿原则来协调。如果说，空间正义的差异原则是保证效率，那么矫正性公正的补偿原则就是为了实质性的平等即为社会公正公平兜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求，对弱势群体的真诚关照，在权利实现、机会分配、政策倾向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实际补偿，增强他们利用社会环节、把握历史机遇的能力和可能性。这是一项重要的民生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讲，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共享就体现为对弱者生存能力和生存权利的大力扶持、对强者私欲意志的合理限制。

一方面，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情形已经不再是落后状态。这为我们最大限度实施补偿措施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依旧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进而，因政策制度的设计缺陷和“整体利益优先”原则，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治理可能对弱势群体的权益造成忽略甚至排斥弱势群体。那么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实现合理补偿、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生存和发展权益就是空间正义的必然内容。笔者在此列举几例。（1）针对房价非理性上涨造成部分人民群众买不起房子、满足不了刚需的情况，政府提供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政策。（2）在城镇化扩展和城市现代化升级过程中，面临土地空间征收、拆迁、安置、补偿等一系列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不同（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城市更新，增加财政收入，调整城市空间布局，美化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竞争力；对开发商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最大偏好，因此他们就尽可能争取政府优惠政策，并压低对原住居民的补偿费用，甚至会通过偷工减料、减少配套面积，压缩建设时间等不正常手段，谋取利润；对于动迁居民来说，渴望得到最大化补偿和改善居住条件），所以政府推出了棚户区货币化改造安置的措施。这项一举多得的民生政策实现了去库存、保增长、惠民生、促经济、美规划的多方共赢局面。也可以说，在不断拆迁和新建城市空间过程中，在强势和弱势群体的空间利益交错中，这项举措保证了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有空间补偿的权利。（3）最能体现空间正义补偿原则精神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事业。所谓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居民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简单讲就是谁贫困就扶持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74]。总之，不管是从近几年的理论思想出发，还是从实际政策出发，我们都能真实地看到空间正义矫正性公正的补偿原则已成为新时代空间正义思想的真实内容。

最后，开放是空间正义的衍生原则。

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共有”、“共建”、“共享”原则上的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全球化的联合体的社会空间。旧社会空间的任何形式的断裂都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放的、丰富的、流动的、和谐的空间。开放性、流动性空间是人类社会扩大化生产和交往的产物。因此，开放空间和空间开放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空间正义的开放原则关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开放，一个是外部开放。外部开放是指我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的开放、构建新型国际空间格局方面。外部开放在本节最后一目讨论。笔者在此详述我国内部空间的开放问题。

在制度上，城乡二元结构的症结在于城乡户籍二元制度。这项制度导致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非公正待遇，进而造成二者享有的相关空间权益的事实性差别，例如社会医疗保障不平等、购房待遇有差异、子女上学条件有限制。但是，乡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我国城市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构成了城市消费巨大的潜在空间，但却在根本上囿于制度的二元空间结构，农民工合理的空间权利和空间权益被有形或无形地排斥在外。这必然会固化社会的阶层状况，侵蚀社会的发展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性是空间正义衍生的却又不可或缺的原则。现代城市空间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结构。近现代化以来，城市空间的开放性质表现得十分明显：破除阻碍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立主义，要求建立有利于人力、物力、资本、信息、科技、自然资源高效无障碍的流动空间，要求建立社会统一的市场生产空间、流通空间、消费空间。然而，传统农村空间是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的系统结构。户籍二元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向城市的发展。如今，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户籍改革正在稳步前行，这对深度实施城镇化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空间的开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义涉及生产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两个方面。同样，空间正义不仅要求起点的开放性，也要求空间分配和再分配必须遵循开放性原则。这种开放性与上文谈及的矫正性公正的补偿原则是互补的。试想，如果分配，尤其是二次分配完全依据“谁购买谁享有”的市场经济原则，那么弱势群体就很难享有更多的空间资源、空间产品、空间利益。不能平等享受到的空间就不是真实的开放的空间，“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空间，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躲藏在地方价格的物质障碍之后……他们有意或无意对外围成员封锁发展机会，来尽力维护和发展他们的现有的生活方式，形成空间的排斥性壁垒”^[75]。所以近些年来，政府也在积极努力营建城市的公共空间，将原属于经营的公共空间事业化和公益化后向普通市民免费开放。

简而言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大力促进内部空间开放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新时代空间正义的生态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强调的绿色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命运共生体这一哲学本体论基础上的。新发展理念强调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认识绿色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哲学基础、何以确立人与自然命运共生体的依据条件、怎样破解当前国内自然环境问题和全球空间正义生态危机、制定和实施相关生态政策等诸多问题，是新时代空间正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概括而言，新时代空间正义的生态意蕴缘于对两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思考。在技术层面，生态问题伴随着工业化过程而凸显。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我国积极拥抱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虽然我国很早就明确意识到不能重蹈西方工业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而是要走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和时代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困于技术手段问题和发展阶段问题，并不能完全规避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在全球都面临系统性生态危机的今天，在信息数字工业和生物技术工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今天，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处在结构性大调整的今天，在全球经济增长处于低俗阶段的今天，绿色高效发展是必由之路，注重绿色发展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绿色高效发展是一种资源消耗率低、环境污染小、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对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思考。可以说，新时代我国对自身空间正义生态问题的思考，为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的卓越贡献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有力地批判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空间秩序，即生态危机的空间转移。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和发展时间的优先地位。这让它们获得了“污染最多、责任最少、后果最轻”的特权。（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协议》；美国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全面优势，将污染转移到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么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相关产业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在看似平等的贸易往来中，运用其高价的科技产品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态资源，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76]。生态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这种全球空间大规模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行径，充分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性质。可见，所谓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污染的空间转移造成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改变现有的资本逻辑对全球空间生产的主导和控制，建构一种基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此可知，规制全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是构建整个人类与自然命运共生体的首要任务。“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77]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中，“制定和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资本运行规范，确立资本逻辑运行的合理边界和恰当范围，阻止资本逻辑对世界人民的野蛮绑架和操控，防止资本帝国对他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颠覆和霸权”^[78]。

关于这些问题深度的理论思考，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之中。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也是严密的逻辑体系。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既有厚重的历史观（“生态兴则文明兴”），又有深刻的发展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既从使命担当着眼，把生态空间正义建设当作重大的政治责任看待；又从文化观念立论，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空间正义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而，从民生福祉和生产生活的良好生态空间出发，落脚于美丽全球生态空间治理之人类存续的永恒发展。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空间正义理论的丰富宝藏。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论证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提供了科学指导。由此，要深入挖掘新时代我国空间正义的生态意蕴就必须准确理解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79]

新时代空间正义生态意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严谨的科学论证，这是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构成。

第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积淀了我国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思想。传统农业是一门生态产业，农业文明的绝大部分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传承和理论总结。所以，几千年的文化史是一部以农耕文明为精髓的自然生产史和自然生活史。在不断学习总结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质朴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庸勿我”的方法论、“民胞物与”的道德观。这些朴素睿智的自然理念已经融入新时代空间正义生态意蕴的内涵中。

第二，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念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这种关系视为历史性的实践关系。人类社会在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同自然进行信息、能量、物质等交换，从自然价值和人类价值两方面的统一关系出发做出价值判断。人与自然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80]所以，自然界是劳动者的生命力，是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整个社会历史健康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这种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由此，“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81]。习近平关于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并进一步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第三，生态公民的空间正义理性。生态兴则文明兴。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科学认知和对空间正义生态理念的切实践行是生态文明社会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所以，新时代空间正义的生态意蕴不仅体现在思想理念的构成上，更体现在这一思想的传播和践行上。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和实践履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主张。

由此，为统一行使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统一行使全民所有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的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不科学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充分彰显空间正义及生态正义，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据此可知，新时代空间正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非常明确的科学布局和合理规划。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充分体现了生态建设的空间正义性质。所谓国土空间，是指主权国家在主权辖区内的地域空间、国民生产生活空间。国土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科学合理和优化升级国土空间格局是空间正义实践的重要方法。从类型上看，国土空间可以分为自然空间、城镇空间、农业空间；从空间正义的生态向度看，自然、城镇、农业三种形式的空间都内置生态意蕴。进入新时代，随着生态文明和空间正义建设的凸显，国土空间的优化升级之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就不言而喻了。早在2017年，当时的国土资源部在《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和《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试点方案》中就提出了生态空间概念，旨在形成生态空间的规划方法，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管控、保障等措施和制度。而对生态空间内涵的认识是科学规划生态空间的前提基础。生态空间是指生态主导的多功能空间，是分类管理的基础。生态空间的规划主要考虑生态空间的利用和功能。就宏观而言，生态空间规划包括防风固沙、植树造林、水利调度、生态循环、城市建设等等。就微观而言，生态空间规划包括在宏观策略下进行的大量的、细微化的实地调研勘查，和对上述各项生态功能的量化行动等等。

建设美丽中国、保护地球家园，建构生态美丽、公平正义的生存空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中国的生态方案，这是新时代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的庄重的政治承诺，也是中国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空间正义生态建设和生态空间正义的伦理自觉和制度自信。总之，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含有丰富的空间正义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空间正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生态维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发展为了人民”以及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空间、生态的意旨。这些思想理论既有对生态危机肇始缘由的科学批判，也有对建构生态文明之美好世界的方案供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与变革，必须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深入推进。

（三）中国的道路自信与空间正义^[82]

中国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直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能够实现如此深刻、显著、重要、伟大的社会历史变革，能够如此豪情而郑重宣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底气，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能够高度自觉和自信地走正确而光明的中国道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创新性重构我国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推进空间正义不断实现、促进全球空间结构秩序更加合理化的历史过程。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的不同代理以及在区域性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近代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极不平衡状态，造成了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状态。同时在全球层面，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了世界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金字塔空间结构。可见，于中国于世界而言，这都是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但在今天，中国内部团结一心、经济发展日益协同、地理区域交通日渐畅达，而全球世界朝着扁平化、命运共同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型均衡的空间形态。因此，中国道路不仅为中国的发展创建了日益正义的空间环境，也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全新的、可能的、光明的空间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道路自信和空间正义的内在关联更为明朗。从空间正义视角出发，考察当代人类社会空间结构变迁的发展进程、历史逻辑、运动趋势，势必有利于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亦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空间形构实践是高度统一的。这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意义，即既可以进一步凸显唯物辩证法意义的历史时间维度和实践空间维度，又可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有利于深化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准理解。

如今，我们站在新时代这一历史高度，回顾近现代以来我国空间结构从革命时代的“城市—农村—城市”历史空间的突围与重构、从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国际性区域化的“独立—封闭—开放—全球治理”的历史空间拓展以及国内布局的“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多重历史空间生产变奏的宏观过程，便能详知空间正义与道路自信的具体关系。

第一，中国的革命道路与空间正义的探索。近代中国革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中国化实践的产物。因为，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目标，就必须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不平衡发展的世界空间格局。在空间上，中国革命道路最开始仿效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后经过艰难探索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正确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以中心城市为重点的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背景下，中国正好处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前沿。在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空间结构中，中国通过高超的外交战略布局和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进而积极参与到全球空间治理事业当中。由此，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历史了证明中国“城市—农村—城市”革命空间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空间正义的探索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明晰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空间正义的形构。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冷战二元空间格局中破茧而出的。因复杂的主客观缘由，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封锁的困境，成立伊始的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骤然降温，中国面临两大集团的空间“联合”封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开辟发展空间，从世界不平衡发展空间中冲破了空间封锁，从被封锁围堵的对象转变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引导者，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构出人类新型的空间样态，实现了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和地区部门的再区域化发展。民族复兴驶入快车道、踏上新征程。开创了四十余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是一部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光荣奋斗史。从空间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上构成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历史逻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深刻影响下，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通过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实施空间均衡发展战略。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64年开始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的目的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一方面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方面平衡全国和地区的工业空间布局，缩小沿海大城市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差距。接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洞察国际发展空间新形势后，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台阶式发展战略，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时代特征的合理化的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即邓小平1988年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区域空间协调发展战略，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振兴东北地区，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21世纪10年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党的十八大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区域、产业、基础设施、网络经济、蓝色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发展，逐步形成了我国新时代发展新空间理论。2018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足见成效。

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均衡空间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均衡空间发展，再到利用全球化进程中的全面协调的空间发展三个阶段。这是一个积极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空间拓展和空间形构的运动过程。极具中国特色的空间发展逻辑和实践，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空间霸权主义的不均衡空间发展逻辑和实践的消解。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空间发展的智慧和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不管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人们生存发展过程中对各种形式的空间正义需求。特别是当下，全球空间治理面临诸多困境难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逆全球化因素增加、地方分裂势力。中国道路提供的践行空间正义的智慧和经验，既较好地统筹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段阶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又为重构国际空间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且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的道路自信和空间正义从未如今天这般彰显。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的最大维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的生存空间只有一个地球，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处一个世界。所以，倡导世界人民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建构更加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空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球公民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事实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是内在一致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恩格斯全球空间正义思想的重大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借以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虚假，通过资本全球化的地理—社会空间不平衡发展，建构了抽象的现代伦理共同体的市民生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的必然性和合理的依据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当代表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相关思想中挖掘出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理论阐述。《共产党宣言》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生活现实批判、社会运动未来趋势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现代资本逻辑布控的全球空间盛大景观之形成的历史必然，揭露和批判了资本逻辑宰制下全球空间的正义危机问题，指明了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构建全新社会形态的科学出路。显然，这些重要思想对今天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进路。

《共产党宣言》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3]，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新型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旧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走向和运动的必然趋势。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开辟的全球物理空间和全球社会空间亦不可避免地被更加包容、平等、开放、均衡、共生的新型全球空间所代替。既然，社会主义指明了人类的未来和历史的走向，那么，我国正在努力倡导和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下建立新型全球空间形态、建构新型全球空间关系、塑造新型全球空间生态的一种伟大尝试，也必然代表了未来全球空间正义实践的发展趋势。这种尝试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形成的、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资本利润性质的、非正义的全球空间秩序和全球空间格局的辩证否定与积极扬弃。由此，在最深层次的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符合人类的伦理精神和利益要求。“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以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同理’为约束，‘同利’为导向，以人类的‘同善’为轴心，以达到全人类自由发展的文明状态为根本宗旨而构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以人为本’式的政治情怀和充满现代人文主义的政治智慧。”^[84]抛弃15—17世纪以来那种长期积累下来的不平等，促成包容平等、相互尊重友爱的空间政治意识，谋求合作共赢、机会开放均等的空间发展意识，建制绿色和谐、保护自然环境的空间生态意识，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在各个维度推进全球空间秩序更为合理的重构，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异化全球空间，从而为推动实现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全人类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还是全人类社会发展道义和伦理的必然要求。

展开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把整个人类的均衡发展、共同繁荣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来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正义逻辑指向包括：平等互重的空间主体意识，合作共赢的空间发展意识，多方参与的空间规则意识。^[85]

第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平等互重的空间主体。囿于历史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多样性因素，在全球层面的空间正义建构上，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各个民族国家的客观差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为全球空间正义实践提供框架起点，即平等互重的空间主体意识。它从根本上赋予了各个不同情况的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空间事业的同等尊严之正义和公平，也解放了被现代资本主义压制的各种空间主体意识。因之，平等互重的空间主体意识成为践行全球空间正义、推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均等发展的基本前提。平等互重是奠立在历史唯物辩证的坚实基础上，以差异性统一的视角、从历史联系和既定事实中分析理解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发展状况，尊重民族族群空间、国家区域空间、社会生活空间、文化交流空间等客观事实，尊重他们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戳破西方“普世价值”观念中隐匿的全球等级空间秩序和权力体系，消除疑虑和打破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人类发展至今的智慧凝练：“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公正的状态，是人类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道路可走。”^[86]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抹平彼此之间的差异，更不是扩大相互间的分立，而是在承认人们内部客观差异的条件下，给出如何为解决分歧、实现多样性的最大公约化方案。人类社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是需要多样性的，多样性发展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多样性运动又必定使得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科技创新、频繁交往的演进不可阻挡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人类今天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摒弃解决文明冲突、国家冲突、民族冲突、社会冲突、地缘冲突的暴力方式和冷战思维，用公正、冷静、公平的方式对待矛盾，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虽然，在器物层面存有“传统—现代”、“落后—先进”、“农业—工业”的事实区分，但是在政治伦理共同体的价值层面，发展中国家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属于自己的实质性的生存发展空间，彻底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控制，唤醒和强化平等互重的空间意识，以《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和政治规范，树立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平等、公正、民主的价值认同。如此，便可在根本上杜绝大国沙文主义的空间架构和空间关系，形成一种尊重彼此、休戚与共的全球的平等互重的空间体系。

第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式：合作共赢的空间发展。资本空间化问题造成的空间正义危机已经发展为世界的系统性问题。所以，各种形式和各个层级的经济危机真实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结构性难题。可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且占据技术优先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例如，制造地区动乱、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霸道的经济制裁、在国境上修筑隔离墙、退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机构组织。这些分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逆全球化行为，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整体差距，加剧了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因此，唯有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道路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抛弃依靠压迫和剥削方式，通过从边缘空间吸血方式谋求一隅和一时的发展路径，旨在使每一个独立经济实体、政治实体、社会实体、单个实体都能通过互利互惠、共享共荣、团结协作、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实现经济繁荣、民生进步、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生态美丽的目标，“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87]。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努力推动相关国际合作和政策制定，以期实现更加合理的空间秩序。在尊重差异和平等互重的原则上，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尤其是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应该努力帮助不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国家，帮助它们缩小城乡、区域、产业等维度的空间两极化趋势，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渐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向往。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合作共赢的空间发展意识是对现代资本逻辑统治下，全球化参与主体利益分配不正义、不均衡现状的彻底批判。全球空间正义以这一理念作为基本内涵。这一理念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同性走势之基本现实的指认，承认稳定发展的共同一致性利益，避免了出于狭隘利己主义偏见的单一主体意识，用协同的而非分裂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处理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摒弃了非此即彼的和简单对立的零和博弈思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运动趋势看，去中心化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倾向于消弭，全球空间正在加速走向扁平化，全球空间利益格局充满了变数。正是基于全球空间利益格局之复杂多变的实境，实现空间正义才如此重要和迫切。在追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各个主体共同参与、一道建设、协作共进，才能不偏离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才能在不突破任何一种文明的伦理底线的前提下实现主体间的利益最大化共享。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的合作共赢的空间发展意识，不单单是切实利益的合理共享，而且是全球空间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科学思维理路，成为积极推动主体间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科学价值理念和重要实践指导，是构建新型全球空间关系的方法论基础，在打破“中心—边缘”的国际空间格局、建构合作共赢的国际空间机制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实践方面，中国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案例。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近18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成员国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摒弃了对立和对抗、扩大了共同利益、拓展了合作空间，共同致力于建设更具有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建设性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可见，人类社会应该积极重视并贯彻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坚持互惠互利、互促互进，从而促使全球化各参与主体共同发展、共享权利、共担义务。

第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机制：共同参与的空间规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最终要落实到基本机制层面。平等互重的空间主体，只有通过合作共赢的空间发展方式，在共同参与空间规划的基本机制中才能实现。共同参与空间规划是对空间霸权主义和空间单边主义的反对，主张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共同规划的行动机制，着力打造空间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从空间视角审视当下全球治理存在各种弊病：第一，不均衡的义务和权利分配，国际约束力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明显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政治权力体系在空间维度的反映。这暴露了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核心指向是服从霸权国家利益的实质；第二，全球资源和不同伦理生活空间的整合性很低，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区域空间的差异分立在资本逐利逻辑下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当下的全球治理机制、治理观念落后于客观情况和人类需求。由此，破旧立新，探索出一条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全球空间规划治理的实现机制就成为必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这一基本机制为全球空间正义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对全球化深入推进情况下各类主体参与、开展多层次合作之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能够有效规约世界利益格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从服从和被支配的社会角色、从霸权主义国家的牟利工具和棋子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成员。毫无疑问，共同参与的空间规则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共同参与的平等机会和权力，能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的全球空间垄断格局，从而消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绝对强势地位。多元主体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能够保证各个参与主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规则的制定以及遵守中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

【注释】

[1]［埃］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丁开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

[4]［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6—39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10]［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册）［M］，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2页。

[11]［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册）［M］，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2页。

[12]［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册）［M］，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2页。

[13]［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册）［M］，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4页。

[14]这种分析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对商品二重性、价值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方法。

[15]例如，城市集体的消费危机、固定资本投资过热、城市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城市人口居住空间的不公平、基础建设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债务化和虚拟化、农村的衰败和先期工业化城市的破产、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劣、层出不穷的新的贫困阶层、经济空间格局和地理格局的两极化加剧，个体和社会群体精神心理的普遍而深度的异化。

[16]［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1页。

[17]［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6页。

[18]［比］欧内斯特·曼德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M］，颜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1页。

[19]［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

[20]［西德］W·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M］，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7页。现代物理学解释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念，至少在微观物理世界中，经典的时空真理认知“不再包含于现代物理学的科学体系中”（［西德］W·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M］，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9页）。

[21]W．P．Cockshott，A．Cottrell．Towards a new socialism．Spokesman，Bertrand Russell House，England，1993，p．157．(www.xing528.com)

[22]详见《列宁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149页。

[23]［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70页。

[24]W．P．Cockshott，A．Cottrell．Towards a new socialism．Spokesman，Bertrand Russell House，England，1993，p．165．

[25]See W．P．Cockshott，A．Cottrell．Towards a new socialism．Spokesman，Bertrand Russell House，England，1993．

[26]［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0页。

[27]2015年6月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发生千人游行示威，抗议海盗湾被封。这次游行还创建了一个名为“盗版党”（Piratpartiet）的瑞典政党。该党创始人Rickard·Falkvinge认为，现行的版权法已经过时，背离了鼓励创新的初衷，反而沦为扼杀文化、妨害自由、遏制知识共享和文明传播的罪魁祸首；它并非保护了发明人、创造者，反而保护了垄断者即大公司的利益。如今盗版党是瑞典第三大党，并同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加拿大等16个西方国家的盗版党联合起来，成立了“盗版国际”（Pirate parties International）。他们一致认为，如美国电影协会即美国唱片工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动辄控告他人侵权，不准许他人使用P2P，更经常呼吁别人捐钱赞助反盗版行为，其实不过是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这是对科技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阻碍。2012年，一名瑞典学生伊斯卡·格尔森认为文件分享应该受到宗教保护，因此成立“复制粘贴教会”，获得瑞典政府批准成为新宗教。

[28]高放：《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J］，《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29]［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1页。

[30]余斌等：《微观经济学真相》［M］，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3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0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4]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M］，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39]有学者在各自论文和著作中将“都市革命”译为“城市革命”，把“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区分理解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分。例如，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就采用“都市革命”的说法，仰海峰《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变》（《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也是采用这种说法；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年第2期）和王志刚《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论》（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11年）则采用“城市革命”说法。其他的例子，笔者不一一列举。笔者明白这种用意：列斐伏尔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城市空间，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关系的城市空间。这是列氏这样区分的根本原因。

[40]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 by Sacha Rabinovitch，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205．

[41]［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0页。

[42]［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43]［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44]［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45]［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3—244页。

[46]［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47]Edward w．Soja．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Blackwell，1996，p．8．

[48]Edward w．Soja．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Blackwell，1996，p．10．

[49]Edward w．Soja．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Blackwell，1996，p．11．

[50]Edward w．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6．

[51]Edward w．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82．

[52]Edward w．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82．

[53]［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2页。

[54]Edward w．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26．

[55]曹现强等：《空间正义：形成、内涵及意义》［J］，《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4期。

[56]Gordon H．Pirie．On Spatial Justic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1983，A（15），p．471．

[57]陈忠：《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与集体行动的逻辑》［J］，《哲学动态》2010年第6期。

[58]参见钟顺昌：《空间正义——城市化的伦理选择》［J］，《当代经济》2013年9期。

[59]详见导言和第二章。

[60]详见第六章。

[61]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

[62]详见第六章。

[6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64]卢嘉瑞：《论空间生产力》［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6页。

[66]［美］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C］，孙逊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69]庄友刚：《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与人类解放》［J］，《河北学刊》2011年第4期。

[70]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71]王志刚：《论空间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J］，《求实》2016年第6期。

[7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73]任平：《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J］，《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

[7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20页。

[75]李志刚：《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学刊》2004年第6期。

[76]孟献丽、左路平：《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7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

[78]林青：《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的兴起》［J］，《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79]周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多重维度》［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56页。

[81]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8—239页。

[82]刘怀玉：《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

[84]虞崇胜、余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背景下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预判》［J］，《理论视野》2016年第7期。

[85]赵頔、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发展的公正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86]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平论》2000年第1期。

[8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