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

人力资本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论述人力价值时指出：“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不能做的许多工作。”他认为人力和物质资本同样对生产起作用，人力的作用甚至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将人力看作资本。^[11]

第一个对人力资本问题进行较系统阐述的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种才能，对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12]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职业技巧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种训练每年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这些费用的总和构成累积资本。他还把科学知识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劳动对待；提出教育是一种资本，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特别强调人才，尤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13]

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对人力资本做了较多阐述。他接受了以往的人力资本观念，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所有的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14]。他认为个人财富与个人资本是可互换的，并对个人财富有了新的表述：“个人财富可定义为具有的那些精力、能力与习性，因为它们可直接有益于使工作勤奋、具有效率。”马歇尔认为，教育可分为普通教育、技术教育及选择性教育三类，分别用于培养人的一般能力（职业敏锐性、精力及知识能力等）与专门能力，以促进生产率的发展。马歇尔还强调人力资本的长期性和家庭、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他认为：“个人投资与其他投资决定一样，是由追求利益的动机所激励的。追求利益动机引发个人及其家长投资教育和读书，以准备未来工作，这就类似资本投资于建工厂或商业组织，每一个投资家，都期望其收获超过投资花费。”马歇尔还从另一个侧面对此进行了论述：出于人力资本投资者与受益者不同而产生的成本收益承担主体不同，可能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马歇尔提出，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无法单独解决，必须依靠政府投资教育，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提高工资水平和促进职业技术结构的转变。^[15]进入20世纪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1906年出版的《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一书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于1985年出版的《人力资本观》中，试图测定通过正规教育途径对人进行投资的收益率。他设想教育和农业耕作一样能获得收益，投资成本包括投资费用，也包括学生就学时放弃的收入，因为只有放弃就业机会才能继续接受教育。由此可见，沃尔什已注意到人力资本研究中的机会成本。

受伦理学和哲学的影响，并非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接受人力资本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人是经济活动所要满足的首要目的，他们绝不是财产或可以买卖的资产。”^[16]例如穆勒就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应被视为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的。此外，文明社会经过长期斗争才得以摆脱以人身买卖契约来约束人的制度，“因此，把人类看作是通过投资便可得以增加的财富，是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相违背的。”^[17]考虑到经济分析的方便，古典经济假设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完全脱离资本而纯粹天生的能力，这就大大方便了边际生产率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们注意到出现了一系列用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谜：一是资本所得比例的长期变动趋势。按照传统理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越多，相对于土地与劳动，资本就会越便宜，因此这个国家就会采用更多的资本而少用劳动，也就是说资本所得比例就会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高；但实际情况是随着经济增长，资本所得比例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二是按照传统经济理论，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应该出口该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但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研究发现美国作为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却大于进口产品，而进口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大于出口产品，这就称之为“列昂惕夫之谜”。三是日本、西德经济复兴的奇迹。四是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高增长。所有这些理论难题的出现，都要求用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另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科技及智力的作用愈来愈大，要求经济理论对人力投资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也促使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比较突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尔，他在1958年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一文中，首次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并给出了完整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型。其后，在他的另一篇论文《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中，又根据对劳动者个体差别的研究，估算出美国对在职培训的投资总量和由此获得的私人收益率。明瑟尔还是最早提出“收益函数”的经济学家之一，并用收益函数揭示了劳动者收入与接受教育和工作年限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西奥多·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提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于1964年出版了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人力资本理论经典著作的《人力资本》，宣告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www.xing528.com)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采取了增长核算的人力资本概念反映劳动力要素的改善（强调以教育、培训和扫盲为基础的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他进一步指出，健康状况的改善、寿命的延长、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家庭较多的资源用于子女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进行更有效经济核算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源。丹尼森的贡献在于对舒尔茨的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观点做了修正，他将经济增长的余数分解为规模经济效用、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改善，知识应用上的延时效应以及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本身的提高等，从而论证1929年至1957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中，23%的份额归属于美国教育，而非舒尔茨所讲的33%，学术界后来普遍认为，丹尼森的计算方法要比舒尔茨精确。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肯尼斯·阿罗在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了“边干边学”的原理。他认为不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脱离生产岗位，通过在岗训练，师傅教徒弟的方式在工作中积累经验，也能形成人力资本。这一原理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深入，一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源会计学。西方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力资本理论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尚没有大量地运用在增长理论研究中，尤其是增长模型研究中很少考虑人力资本的因素。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连年的经济衰退唤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发展中国家对收入分配等社会方面因素的过分强调产生了忽视经济增长的倾向，形成了南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和英国学者斯科特等人另辟蹊径，将人力资本理论融合到经济增长理论中形成了“新增长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型。

1988年卢卡斯在《货币经济学杂志》第22期中发表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将技术进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具体体现在社会共有的一般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和劳动技能中的特殊化的人力资本，并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产生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边干边学产生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种区分进一步拓宽了资本形成的途径，尤其是为那些教育经费缺乏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方法，即引进外国的高科技产品，通过对高科技产品的直接操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先进技术，从而提高经费缺乏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并使它转化为人力资本。^[18]

卢卡斯指出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的弊端，并提出了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微观的、个量化的分析方法，设计了人力资本积累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两资本模式及两商品模式。^[19]两资本模式将资本区分为“有形的资本”和“无形的资本”两种，又据此把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劳动技能”的无形人力资本两种类型，并认为只有后者才能促进产出增长。这一模式研究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要专门化时间来生产的。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生产时间长短，决定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两商品模式研究的人力资本是通过在“干中学”而获得的，这种专业化的人力资本随着生产商品数量增加而增长。它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者从事一种商品生产的时间长短或整个社会分配于该种商品的劳动比例系数；同时，每种商品生产的知识和技能积累又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增长是在已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基础上进行的，一个行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就越快。

卢卡斯提出在新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国际贸易从“比较成本”或“资源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并运用其理论解释了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现象。杨小凯与博兰德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中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市场机构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时候，个人最优专业化水平都有多种选择。由于人力资本与消费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边干边学效应会扩大人们在人力资本投资与消费间的选择范围，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反过来，劳动分工的发展又会扩大市场规模，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20]

在新增长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又兴起了知识资本理论，知识资本理论从分析知识资本的构成角度阐释了人力资本理论，由于人力资本所有权天然属于个人，如人力资本产权遭到破坏，其价值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因而其价值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结构性资本支持，即通过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及价值实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