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整理与分析相关文献

要准确回答上述疑问，还需深入理解中国供给质量提升对产能过剩影响的机制。当前，重大结构性失衡仍是中国经济遇到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推动结构优化已成为供给质量提升的关键。除此之外，中央关于创新驱动的战略导向，也使得技术进步成为供给质量提升的重要驱动力。但中国技术进步存在的资本偏向（刘航、孙早，2017），虽成就了投资驱动型增长奇迹，却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能够带来资本生产效率的提升，结构优化则为新供需平衡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支撑，那么，两者能否通过对供给质量的优化提升而化解产能过剩？其中的引致机理又是如何？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破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困境，也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启示。

现有文献多通过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来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但学者对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方法还未形成统一的意见。较早对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进行研究的是Cassels（1937）和Morrison（1985），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函数法对后续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如Garofalo和Malhotra（1997）、王自锋等（2015）和吕品等（2016），都借鉴该方法进行过相关研究。该方法还可分为成本函数法（韩国高等，2011）与边际生产函数法（沈坤荣，2012），但因需使用大量数据进行回归计算，且所需生产要素价值等指标在中国获取较为困难，因此其测度误差较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部分学者转而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Karagiannis，2015），该方法无须考虑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因此避免了函数设置偏误所导致的问题。张少华等（2017）还结合Tone和Tsutsui（2009）的动态模型，对该方法进行了拓展并动态测度了中国的产能利用率。DEA法还可与生产函数法进行结合以提升测度准确性，如Fare et al.（2000）、Pascoe和Tingley（2006）的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杨振兵（2016）还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对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方法进行过改进，以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特征。学者虽普遍认为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林毅夫等，2010；徐朝阳、周念利，2015），但因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相关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争议。

现阶段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仍十分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周劲、付保宗，2011），因此探索其成因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多认为过度投资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Alexander et al.，2011；江飞涛，2012），而对经济前景盲目乐观所导致的“潮涌现象”则是中国出现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林毅夫等，2010）。另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与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也对“潮涌现象”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使得企业更加热衷于投资扩张，在本已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下，持续投资必然会加剧产能过剩（杨振兵，2016）；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与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也导致了大量重复、无序的投资（刘航等，2014）。除了过度投资外，中国长期存在的体制扭曲、能源与劳动价格扭曲以及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等问题，都对产能过剩的出现有着重要影响（周瑞辉、廖涵，2015）。上述研究均从宏观角度进行探索，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对产能过剩的成因进行过研究，如Conrad和Veall（1991）、Ma（2005）基于企业竞争策略视角进行的研究发现，在位企业通过采取扩大产能的方法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以获取垄断收益往往会导致产能过剩，周业樑等（2007）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有着类似结论。(www.xing528.com)

当前，中国多以需求侧政策为基础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治理，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林毅夫，2016）。但在长期结构扭曲的背景下，需求侧政策的效果已越来越不明显，进而引发了学者对供给侧政策的探索（周密、刘秉镰，2017）。但中国供给侧对钢铁与家电等行业产能调控的经验显示，政府调控的政策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徐朝阳、周念利，2015）。中国在2000年前后对钢铁产能的调控，就导致了钢材价格大幅提升，进而刺激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产能过剩也随之再次出现（江飞涛等，2007）。另外，在现有政绩考核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错综复杂，中央政策在地方执行不畅也使得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沈坤荣等，2012）。因此，部分学者主张治理产能过剩的重点应从政府调控转向全面改革，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等（吴敬琏，2016）。然而中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在提升资本生产效率的同时，又引致了投资规模的逐年扩张（杨振兵，2016），因此不利于产能过剩的化解。在普通商品市场已出现“饱和需求陷阱”的背景下，解决“供给什么”的问题（结构优化）已成为去产能的首要任务（周密、刘秉镰，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