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在乡村的地位和发展对比

几乎所有现在的私营企业都位于村庄而不是城镇中。当我们考察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同样有必要考虑来自村政府的压力和要求。当企业家想要建立一个新企业时，第一个问题是寻找厂址。中国农村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的，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唯一办法是取得村庄的许可。大多村庄都指定有“工业地带”，包括一些不再用于农业生产、留作建筑工厂用的土地。工厂是村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工厂的一些合伙人必须是该村人，与它们的许多邻居一样，通过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它们的许多雇员是邻村人，村庄希望工厂老板们能为乡村生活做出贡献。

大多没有参与企业的村民认为，那些富起来的村民有义务为集体生活做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村政府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一问题。我所访问过的高阳村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以村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为依据。第一类是纺织作坊占支配地位的村庄。在纺织村庄里，投资在村民间是相对均匀分布的，村民们看到的是生活水平全面的提高。不存在需要考虑的大角色，村委会可以为村计划制定出一个公平的费用负担。在一个纺织村庄里，最初的负担分派方式是依据作坊拥有的织机数量。后来，该村改变了计算方法，以电力消耗量为依据。由于这类村庄可以把资金要求平均地分摊到村内大部分人身上，它们在协商项目和收集资金方面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第二和第三类村庄是存在少量的较大规模的经营者，他们雇用了村内的大部分劳动力。在这些村庄里，没有相似的收入的公平分配，村政府不得不寻找使富人们提供资助的办法。尽管大多企业家愿意为集体的计划做出贡献，但他们大多认为他们的财富是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创造的，他们反对那些穷人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这些公共投资负担的想法。我以它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来把这些村庄划分为两类。在第二类村庄中存在村政府与企业家的融合，这一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化开始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级要求地方上的党组织干部带头开展乡村工业活动，以使民众相信企业家的活动是合法的。由村干部开办的许多工厂已经发展起来，它们的经理一直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村干部的，一顶是工厂经理的。至少有一个村庄里，整个党委会都是由工厂老板组成的。在这些部分或全部党委会由企业家组成的村庄里，往往很容易为投资项目收集资金，因为被要求赞助这些项目的企业家同时也是这一决策的制定人。一旦这些干部/工厂经理在自愿赞助中起了带头作用，社区的其他人也很容易被吸收进来。

在那些存在少量大工厂，并且工厂老板不是党委成员的村庄里，企业家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企业家表现出不太愿意资助村里的项目，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合作意识，而是由于他们在决定项目是否必要时缺少发言权。在这类村庄里，会发现党的干部很难操作，因为村民们会要求富人先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他们才支付自己的贡献份额。结果是，即使这些村庄能够在一些基本的项目中得到私营企业的赞助——例如铺路和改善电力供应——它们在建立新学校、从事其他更广泛意义的投资时更加难以得到支持。

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类村庄，村级干部对县政府官员在劝说富有的企业家“捐”资于公共项目时采取的手段知之甚少。他们必须依靠亲属和乡邻关系来劝说企业家拿出一部分利润用于公共项目。在地方政治视野的不同层次上，新的企业家阶层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音，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对未来的见解。尽管公共资源已经在建立，但它们是在党和政府机构的管理下，并没有直接来自民众的声音。忙于建立自己企业的企业家，很少关心向国家垄断权力挑战的事情，但是当非正式的税收负担结构为私营工业带来的压力过于沉重时，他们的代表或许能找到一个更加积极的发言权。

【注释】

[1] 见作者同事 David Wank关于厦门商业阶层研究的著作。 David Wank，Commodifying Commu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许多关于温州发展的著作揭示了相似的过程。

[2] Ivan Szelenyi，Socialist Entre-preneurs—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

[3] 阶级成分认定的制度已经取消了。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拥有不好的阶级背景即战前的精英的后代是一种耻辱，这个身份将对他的工作、教育和婚姻机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4] 尽管在国家投资建立现代工厂的高阳，当地人似乎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高阳地理位置的不方便和距离重要运输路线较远的事实可能是它不能成为新的纺织中心的原因。很明显，没有一个选定的华北城市原本就有现在高阳这样的技术人才。关于邯郸、石家庄、保定和唐山的概述，见徐纯性《河北城市发展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5]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在高阳参加的几乎每一场说明性会议上，都会有这样的表述。

[6]1995年5月6日由高阳县官员提供。

[7]1996年，大企业的数量又增加了。当年有689家企业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上。在最大的企业当中，有102家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10家企业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1996年8月29日高阳县官员提供。

[8] 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9] Barry Naughton，“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Industry and Its Relaxation”，Modern China18，no.1（January1992），14—41；这一主题也可以在他的书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中看到（Cambir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0] 排水系统建立后，土地被转化为“平质土地”。这一系统要在地块周围挖出大约两米深的沟。碱性盐排到沟里，而不是升到土壤表面；随着碱盐被排走，土地的质量得到改良。《高阳县志》（草案），1995。

[11] 见1995年《高阳县志》（草案）中关于人民生活的部分。《高阳县志》（草案）的年表中还包括有其他关于当时经济情形的评论。例如，1972年9月29日的条目中报道了“学大寨”运动开始的时间，并且强调关于高阳县“超越黄河”的报道是错误的，事实是，高阳的产出水平达到了黄河以南富裕地区的生产水平。事实上，通过报告可知，农业情形恶化了。1975年的一份报告中强调，当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年底高阳县的总产量比1970年低12%。

[12]1988年访问李果庄干部们。

[13] 尽管关于当时情形的大多中国官方评论认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政策是不成功的，他们往往又强调生活水平要比解放前好得多。毫无疑问卫生条件已有明显的改善，收入分配也更加公平。但是，在现金经济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很清楚地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拥有一台织机的农民就可以养活一家人，富裕的家庭还可以买到自行车，这种情形下农民的现金收入明显高于20世纪60到70年代时大多农民的收入。

[14] 陈美健1984年3月3—4日访问李果庄的记录。

[15] 集体农业的结束自1981年春开始，进行得比较缓慢。1982年底开始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实行责任制，然后逐步走向全面执行的责任制，将农业生产的控制权移交给个体农户。乡村市场于1980年重新开放，刺激更加多样化的农业生产；随着乡村收入的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上涨。到1983年，大多村庄已经放弃了集体工厂。有些村庄将集体工厂的设备分给了农户，有些村庄则将集体资源承包给村民。关于变化的时机及其结果的信息见1995年《高阳县志》（草案）中的农业部分。

[16]1980、1981、1982年发布的关于乡村政策的重要文件中允许农户从事私营经济活动。在邻近蠡县的保定地区是率先积极推进乡村工业的地区之一。在思想更加开放的地方官员的帮助下，该县较早建立了生产聚酯纱线的工厂，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专门销售聚酯纱线的市场。蠡县的快速增长，加上省领导抗议的失败，鼓励了高阳县领导效仿其改革行动。

[17] 这些数字来自高阳县乡镇企业局的记录。Chris Wong曾认为，由于统计记录方法的变化使得这一期间小规模乡村工业的统计数据尤其不可靠。国家统计局仅在1984年才开始统计家庭企业的活动。在高阳，当地政府最终决定鼓励乡村工业的决策是与统计数据收集方法的转变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尽管1983年可能拥有比统计数据反映的更多的乡村工业，但是事实上，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业的主要增长应该从1984年算起。Chris Wong，“Interpreting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Post Mao Period”，Modern China14，no.1（1988），3—30.

[18] 工人的数量和工业产出的比重数据来自乡镇企业局；关于高阳总体发展情况的回顾见《河北经济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734、736页。

[19] 关于中国在1980—1985年间增长情况的估计认为，年增长率是9.8%，同期纺织品出口从1970年的大约20亿元，到1986年增长至4.6亿元。1986年，中国总出口中的33.6%是纺织品和服装。见Kym An-derson，New Silk Roads：East Asia and the World Textile Marke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75。关于纺织业扩张的大致统计见《中国纺织工业年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中国工业统计是根据企业性质编排的。因此，尽管这本年鉴中反映的有中国国有部门的产出，但是非国有部门的统计并没有始终被包括在里面，非国有部门被包含在乡镇企业之列。结果，乡村工业快速增长后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很难分辨不同的估计中有没有包含乡村工业的数据。

[20] 关于转变的讨论见Dorothy Solinger，From Lathes to Looms：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79—8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ty Press，1991）。

[21] 《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95》，第171页。

[22] 关于这方面的全面探讨，见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早期的变化已经对盈利率产生了影响。根据罗敦的计算，纺织业的部门利润从1980年的69%下降到1989年的15.8%（第238页）。69%的利润率使得纺织业在罗敦的研究中位列第三，位于前两名的是拥有326%利润率的烟草业和98%利润率的精炼业。

[23] Dic Lo认为，国有企业在高度社会化期间是不允许保留利润的，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建立养老基金的储蓄。在改革时代，行政预算体系变化了，企业必须从现有资金中留出一部分支付养老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企业将利润上交国家，养老金也由国家负责发放。 Dic Lo，“Reappraising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1980—1996”，Cambridge：Journal of Economics，23（1999），693—718。

[24] 关于高阳毛巾厂的数据来自《高阳县志》（未刊稿，1995）中关于工厂历史的简单叙述，加上对工厂经理的访问。最近的数据来自1995年5月7日的访问。尽管毛巾厂在1995年经营情况并不好，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该厂为工人建筑的大批新居。

[25] 这一比例是根据1994年《中国纺织工业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来的。全国纺织业的总产值数据见第115页，乡村工业作为“补充”的贡献见第140页。所有产值都以1990年价格为基准折算。在快速增长的毛织业中，乡村企业的地位更为重要。1994年，毛织业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全国总产值的1/3。

[26] 中国人的就业往往受父母职业的影响。

[27]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天津市一名副市长就是高阳人，同时北京商业局的局长也是高阳人。

[28] 见David Wank，Commodifying Commu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关于厦门的私营商业部分。还可见Mayfair Mei hui Yang，Gifts，Favors 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Yunxiang Yan，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Yunxiang Yan，“The Culture of Guanxi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The China Jour-nal 35（Juanuary1996），1—25；Thomas Gold，Doug Guthrie and David Wank，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Institutions，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9] 关系在获取原料中的运用在第三个增长阶段初期是有限的。当代工厂的经理非常重视与他们的原料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同时，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一大批企业主要依靠市场来提供原料，而不是使用特殊的关系。

[30] 除了对个体企业技术上的投入外，高阳还能够充分利用与一些研究人员的同乡关系，比如在天津纺织研究所或天津纺织科技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高阳开办一些培训课程；当地政府也赞助了一批与这些机构的联合项目。高阳地区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王克杰在天津纺织科技学院建立了奖学金基金。

[31] 县政府官员称2004年高阳生产了全国毛巾总产量的1/3。

[32] 纺织部门似乎支持小规模的生产；最大的纺织工厂拥有的织机很少超过二三十台的。在调查中抽取的34家注册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较大企业中，只有1家纺织厂和1家毛巾厂拥有30台织机，毛巾厂是由高阳国有毛巾厂退休的一位副总建立的。

[33] GY42寸织机是80年代初大多农户的首选。这种织机基本上是一台铁轮织机，加上一个金属架子，用一个小发动机带动。当地的纺织机械厂大批生产这样的织机，售价在700—800元之间。这种织机的产出与旧的铁轮织机差不多——1匹布需要10—12小时——但是，劳动生产力要高于旧式铁轮织机，因为1名工人可以照看两台织机。技术变化之快可以从纺织机械厂的发展中看出来，该厂在1988年时经营仍然很好，但到1995年就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它的主要产品——42寸织机和附带的提花设备——失去了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乡村工业刚刚开始发展，机器设备供不应求，许多乡村生产者选择了GY织机，因为它比较便宜和结实。

[34] 关于国家对纺织业再投资策略的思考，见Dorothy J.Solinger，From Lathes to Looms。

[35]1988年，旧电动织机售价大约1000元；1995年，受通货膨胀以及需求上涨的影响，1515织机的价格上涨到7000—8000元，1台织机附带的1个织毛巾的提花设备还要另加5000元。1台织机几乎可以保证每年盈利至少1万元。李果庄郊外建立了一个销售旧设备的大市场。

[36] 为我提供信息的一些人认为批发商的数量可能达到80家。

[37]1985年我访问了一家由8人合伙组建的作坊，只有1000元的资金。起初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1991年其资本增加到5万—6万元，每个合伙人每年盈利7000元。同年，作坊开始同时使用机器和手工方式工作。

[38] 贸易统计数据由县工商局提供。但是，统计数据只覆盖了部分由政府规定的批发市场经手的交易。1994年是4500万条毛巾，他们认为这占据总交易量的60%—70%。

[39] 得到县工商局的许可后，该村建立了一个销售纱线和布匹的市场，这个市场遵循传统的定期集市的模式；一开始集市是每10天中有两天开市；后来，随着业务的增加，开始每10天中有4天是市场日。

[40] 购买者都是买了布再运送到地区市场转销的批发商。许多购买者是小批量经营者，每次购买的货物不多。大的经营者雇用当地的运输公司运送他们的货物，而小的批发商则将货物打成小包，装在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顶上，以这种方式运送货物。尽管现在的大多毛巾料是通过高阳县的批发市场交易的，李果庄市场一直作为一个专业产品市场保留着。1995年，李果庄有1200台1515织机在生产窗纱和网，该村领导者称，李果庄生产的这类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70%。我没能检查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关于李果庄的数据来自1988年9月和1995年5月的两次访问。

[41]1995年，一般的经销佣金是每条毛巾5—7分钱；较大的商品如被单，工厂售价为每条16.50元，其佣金可达每条1元钱。

[42] 关于早期的商业改革，见Dorothy J.Solinger，“Commercial Reform and State Control：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ese Trade”，Pacific Affairs 58，no.2（Summer1985），197—215。

[43] 关于义乌作为一个销售中心的简介，见《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5》，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361—362页。

[44] 除非特别注明，统计数据均来自高阳县乡镇企业局，1995年5月访问时提供。

[45] 关于中国总产出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而且并不一定可靠。高阳生产的估计都是乡镇企业局提供的。这些数据衡量的是生产能力而不是产出，但是由于1995年时工业接近全力在生产，这些总产出的估计数据似乎是合理的。对全国产出的估计来自两个途径：天津纺织科技学院的杨锁廷教授以及纺织部天津办事处。小规模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得统计数据的收集非常困难。国家纺织部的出版物，如每年的纺织业年鉴，提供的数据都是国有单位的。它们不包括迅速崛起的、由低层次的合作单位（乡镇）或大量的私营工厂组建的乡村工业。这些后来的企业——包括几乎所有的高阳企业——最有可能在统计中遗漏。尽管县统计局试图抓住这些生产数据，它们的统计也是不精确的，害怕承担更多税收的企业往往低报自己的产量和利润。因此，在地方上，最准确的估计只能在生产能力上。

[46] 关于毛织业的背景资料，来自阿德雷德大学中国研究组的一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的研究。Christopher Findlay ed.，Challenge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Industrial Growth：China's Wool War（Sydney：Allen&Unwin，1992）；Andrew Watson，Christopher Findlay，Du Yin-tang，“Who Won the‘Wool War’？：A Case Study of Rural Product Marketing in China”，China Quarterly118（June1989），213—241；Zhang Xi-aohe，Lu Weiguo，Sun Keli-ang，An-drew Watson，Christopher Findlay，“The‘Wool War’and the ‘Cotton Chaos’Fibre Marketing in China”，Working Paper no.91/14，阿德莱德大学中国研究组，1991年10月；中国纺织工程师协会学术委员会编：《纺织工厂“八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63—78页。

[47] 新的毛纺织工业区在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地出现。

[48] Ray Byron，“Demand for Wool Products in China”，chapter two in Christopher Findlay.Ed.，Challenge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Industrial Growth：China’s Wool War.

[49] Andrew Watson，Christopher Findlay，Du Yintang，“Who Won the ‘Wool War’”，215.

[50] 高阳的毛纺厂使用新西兰羊毛生产手工编织的纱线。新西兰是世界是大的“厚羊毛”出口地之一，这种着毛适合于编织纱线使用。另一些工厂使用澳大利亚羊毛。

[51] 高阳的干部承认蠡县对经济改革的反应要比高阳迅速。(www.xing528.com)

[52] 关于华北地毯业发展的资料由天津地毯公司的技术专家李林蟠提供。以下讨论中所有的统计和估计都来自1996年9月4日对李先生的访问。

[53] 根据李林蟠所述，在生产的高峰期，天津地毯厂的纺纱能力达到每年大约6000吨纱线。1995年高阳企业生产了2万多吨地毯纱，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一部门的增长。

[54] 当时国有企业生产的地毯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6元左右，而乡村竞争者的售价仅为10元每平方英尺。

[55] 小规模非国有工厂的胜利归功于天津外贸局的决策，它控制着天津风船地毯品牌。这一品牌以高质量而盈得世界范围的声誉。当天津国有工厂开始将部分生产任务转包给乡村的分支机构时，地毯的切割和最后一道工序仍由母工厂完成，所有的地毯以风船品牌出售，即使在分支机构脱离母工厂独立以后也是这样。结果之一是质量控制迅速下降，1995年开始影响“天津”地毯的需求。

[56] 我没能找到可以估计高阳生产比重的中国地毯业的数据。

[57] 根据沈帆等《纺织工业经济管理》，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47页。拥有1万以上纺锤的毛纺厂可归为大型毛纺厂，拥有5000—1万纺锤的归为中型毛纺厂，拥有5000以下纺锤的毛纺厂称为小型毛纺厂。

[58] 对于100%的纯羊毛纱线，要先纺后染色；对于合成纱线，则是先染色后纺纱。

[59] 企业精心挑选它们将在生产中使用的羊毛。一般来说，大宗的澳大利亚羊毛较适合毛纺织，而新西兰羊毛则更适合编织纱线。地毯纱企业一般使用国内的羊毛。

[60] 地毯纱工厂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需求季节性变化，由于地毯线属于工业原料，它的需求在一年内比较均匀。

[61] 这里的例子被大大简化了，没有考虑纺纱过程中的损耗、其他原料投入以有机器的维修费用。

[62] 在许多村庄没有足够的织机分配；那些分不到织机的人会收到一笔现金支付。

[63] 在高阳县列举的190多家注册资本超过10万元的纺织企业中，103家（52%）是以合伙制注册的，另52家（27%）是以集体企业注册的。在一些村庄里，75%的企业被列为“集体”企业，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合伙制。

[64] 近年来，早期用于描述合伙制的“合资”这一称呼，已经渐渐成为中外合资的专用称呼。

[65] 我曾用190个企业与所抽取的34家企业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大多特征上是相似的。

[66] 贾建华：《璀璨的群星》，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这里收集了关于高阳企业和它们的管理人员的报告。

[67] 即使其中一名合伙人去世了，企业通常的做法仍是买断其股权，而不是将股权转让给新人。

[68] 第三章所描述的小作坊经营也使用了相同的组织原则，就像当代高阳许多小染色作坊一样。

[69] 在一个拥有2—9名股东的企业中，个股的原始价值是5万元，在拥有15名以上股东的企业中，个股的平均价值是1万元。在拥有10—15名股东的企业中，个股的原始价值是2万元。

[70] 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社，1941年；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

[71] 这种情形受90年代初“三角债”问题的影响更加恶化了。国营出口企业推迟了对国有纺织企业的付款时间。纺织生产企业因而不能支付它们对纤维和纱线供应商的欠款。由于乡村工业企业也是从相同的国有企业获取纱线和纤维，现金交易的压力加大。在1990—1991年的信用危机中，地方官员估计小企业的贷款需要是3000万元；在1990年的第一季度，国家用县级的贷款额度是20万元。这些背景是1990和1991年在与乡镇企业局的讨论中提供的。

[72] 其中一家企业的答复很不清楚。

[73] 在战前的企业中，向高级职员支付红利的作为年终奖金的做法可能助长了职员在企业存款的实践。在当代企业中，发红利是很少见的。

[74] 红旗的老板高延凯联合了他弟弟经营的两个企业，共同组建新的工业集团。

[75]1996年9月，东风工业集团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名称；“东风”是革命时期以来一个常用的象征。

[76] 企业提供了所有管理人员的资料（年龄、教育程度、过去的工作经历）。

[77] 当我在冀中滦城县实地考察时发现，“农民”（务农或农民）的职业归类在当代华北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称呼。在白天，村里很少有男人，他们的家庭成员不断强调他们是“农民”。只有在经过多次盘问后，我们才发现，任何一个独立受雇佣或从事私营商业的人都被认为是“农民”。

[78] 对过去职业的分类显示，73%（139人）是农民，7%（14人）是工人，6%（12人）是干部，2%（4人）从事商业，2%（4人）是生产车间的监工，10%（6人）是学生，还有少量工匠和村干部。

[79] 高阳县的教育水平很难评价。该县的两所高中都为中国最好的大学输送了大批的学生。但是，总体数据显示平均教育水平较低。近年来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

[80] 外来技术人才的服务的平均期限是15.95个月，最短的就业期是1个月，最长的是48个月。薪水从每月300—2500元不等，平均每月是800元。一些企业还提供住宿和饮食。

[81] 中国高等教育形势的变化使得教育投资更加简便。过去是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学习，现在大学也接受分数较低的学生，条件是要支付较高昂的学费。

[82] 萧卫朝、王民生、刘晴：《合伙私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引导对策》，载《改革与理论》，1990年第6期，第34—35页。作者认为失败主要有五个原因：契约协议的不清楚是矛盾的一个起源；对企业的要求过多；落后的管理导致低效率；复杂的血缘和同乡关系导致困境时的分裂；最后，合伙企业过于关注短期利益。

[83] 私营企业的党支部与国有企业大不相同。在国有企业，支部书记的地位几乎总是高于企业经理的，而在私营企业，很明显是企业经理掌权。

[8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史研究所编：《农村雇工经营调查研究》，1983年。

[85] 企业成立没有什么相关性，我们只发现一些村庄倾向于将大多企业注册为“集体”或“合伙”企业。

[86] 一个常见的口号是：“推进乡村工业化，建立强大的中国。”

[87] 对于在工厂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心理上的抗拒现象。我们采访的河北和山东乡村的年轻女性表达了对工厂工作的矛盾感受。那些已经选择在工厂工作的人认为比在家里更有意义。那些没有在外面工作过的人则很消极：一位年轻女性认为工厂就像一个没有窗户的笼子。

[88] 外地工人的比例不断变化，反映了企业不同的管理方式。拥有较多股东的企业雇用的大多是本地人。工人的平均年龄变化不大。在大多工厂，女工的平均年龄是20岁，并且几乎所有的女工都是未婚的。

[89]1991年的调查比较了乡村工厂和一家国有工厂的纺织女工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即使加上所有的津贴和其他隐性的福利，国有工厂工人的工资还是低于乡村工厂的平均工资。

[90] 尽管这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频繁，到90年代解雇就很少见了。最大的一次解雇发生在1989—1990年，是受到国家对经济过热现象压制的影响。

[91] 许多工厂经理确实声称，如果工人需要不寻常的医疗费用，工厂会给予资助，并且其他工人也会自愿捐款帮助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领导者一直在鼓励非国有企业加入政府发起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但是由于这一要求并非强制性的，没有几家企业参与。

[92] 唯一的允许妇女休产假的几家工厂是那些比较难于找到和留住女工的工厂。即使这样，报告中的10家中，只有3家企业在产假期间继续给工人发工资。这3家企业，每家都是支付其基本工资的一部分，从30%到100%不等。但是，由于工人的大多收入来自计件工资部分，即使发放100%的基本工资，也只是接近正常工资的1/3。随着私营工业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国有工厂的劳动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衰退。关于纺织业这方面的描述，见Minghua Zhao，Theo Nichols，“Management Control of Labor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Cases from the Textile Industry”，The China Journal 36（July1996），1—21。

[93] 这只是刚刚比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一点点。60%的管理者每月收入不到400元，几乎等于工人的平均工资。低管理工资的主要例外是那些在企业工作但不持有股份的人；他们的工资往往相对高一些。

[94] 关于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文献很多。我发现的有用的文献在以下几本书中：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Mark Selden，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Marc Blecher，Vivienne Shue，Tethered Deer：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95] 战争期间曾经有一个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的商会。没有一个战前的商会成员与这个伪机构有什么关系，但是由于他们使用了商会这一名字，使得共产党对这种自发组织产生了不信任。在《高阳县志》（未刊稿）1995年关于盛行的组织章节中有关于联合会活动的一些简单描述。

[96] 中国其他地区也曾开展过建立真正由私营企业家领导的自愿组织的运动，高阳地区的情况非常类似于Jonathan Unger对于北京商业组织的研究中的情形，“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China Quarterly147（Sep.1996），795—819。

[97] 在与商人们的交谈中发现，许多企业家认为这些新组织更多的是一种摆设，而没有多少功能。

[98] 刘峰是1995年高阳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他在安国县曾任财政局长，安国县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传统药材市场。在安国县的政绩使他荣升为蠡县的县长，在蠡县的政绩又使他荣升为高阳县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99]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标准是小康水平，这是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代表的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改善的一个目标。

[100] 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101] Prasenjit Duara，“State Involution：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1911—193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no.1（1987），132.

[102] Christine Wong ed.，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03] 为了大大简化改革前期的形势，我们可以从一个县级财政从县辖企业中提取收入的模型开始。县级负有向高一级政府机构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收入的义务。在保定地区，24个县中只有6个县（包括高阳）被要求向上级政府交纳资金。其他18个县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还要靠接受其他富裕县提供的资金帮助。

[104]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由的“分权”的表现，我却倾向于Christine Wong的观点，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见Christine Wong，“Central Local Relations in an Era of Fiscal Decline：The Paradox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Post Mao China”，China Quarter-ly128（Dec.1991），691—715；以及“Between Plan and Market：The Role of the Local Sector in Post Mao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1（1987），385—398。一个更加乐观的关于改革对地方政府影响的评价，见Jean 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China Quarter-ly144（Dec.1995），1132—1149；以及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45（Oct.1992），99—126。

[105] 中国商业和政府机构弥漫着虚假的计算和错误的统计报告。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制造虚假的经济情况报告。过去高报生产数据是一种盛行的获得嘉奖的手段，现在低报数据同样非常普遍。一个村领导炫耀说，他和他的同事曾低报了将近10倍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村庄担心县政府要求它们捐献太多，而低报自己的人均收入水平。见Thomas G.Rawski，“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2001），网络版见http：www.pitt.edu/~t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

[1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两个事件给了我们关于有成就的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共生关系的一些暗示。一件是，一个最大的企业家的独子的婚礼上，几乎所有职员以上的县政府官员都来参加，并送上包有现金的红包。第二件是，另一个大企业家的父亲的葬礼花费了20多万元，几乎所有县政府官员都做出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