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对于老龄化的影响

早在18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提出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即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马尔萨斯认为战争、饥荒和瘟疫都是促使人口下降到与生存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手段，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虽然工业革命爆发之后，现实的情况没有如同马尔萨斯预言的那样发展，整个世界开始高速增长，但是现在却遇到了新问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却受到了资源的限制。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增加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增加环境的承载力。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人口相关的矛盾也是非常显著，主要有以下两个。

1.该不该放开计划生育？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78年开始执行的，其宗旨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应该说，这一政策对于我们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超低的生育率，使得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大幅度放缓，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同时由于人的寿命的普遍提高，老龄化趋势严重，因此也就是所谓的“国未富，人先老”的状态。

老龄化所造成首要问题就是老年保障，根据迭代模型，在“PAY AS YOU GO”的养老金支付模式，人口增长率越高的经济体，就会有越多的年轻人承担老人的养老成本，这样就会降低储蓄率从而增加消费。中国一直处于高储蓄率的状态，但是由于之前美国包括发达国家的超常消费，因此中国的高储蓄率转化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形成的高产出大多数都用于出口了。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常态”被打破。出口下降使得经济拉动需要靠消费，但是少子老龄化的经济体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养老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消费减少的经济问题，还包括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抚养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才有，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但是和他们相比，中国有几个更为不利的条件。第一，日本等发达国家是在完成了现代化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的，因此老人一般都拥有比较高的储蓄，因此发达国家通过发展“老年经济”，通过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增值服务增加老年人的消费，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老人却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老年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第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多以服务业为主，对于劳动力的资历、经验等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来缓解部分压力，但是中国以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延迟退休并非是一个效果很好的政策，因为当体力成为劳动力主要依赖时，老年人的劳动生产理论明显下降，事实上并不能提高多少收入，同时还会造成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进一步分化，加大贫富差距。

还有一个往往会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现在比较流行的理论中，通胀预期能够带动消费和投资，因此需要货币扩张。但这样的逻辑在现今的中国未必会得到和西方同样的结果。由于对于老龄退休后保障的不确定性，使得通胀预期会让人们增加更多的储蓄动机，或者将资金投资在金融理财产品，从而应对老龄后的支出增加。而对于企业而言，因为实体消费并未增加，因此企业的预期收益也并不会增加，但是货币扩张后，如果不用于投资则会成为负债，因此也会投资进入金融行业，实体经济一路下滑而金融资产价格却不断攀升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因此目前对于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非常之高，但是一旦放开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将迅速增长，从而就会使得资源压力更加增大。同时粮食安全问题会更加突出。中国目前的人均耕地就非常之少，而虽然口粮的自给率达到了95%，但是大豆等作物的进口数量已经相当之高。而如果中国人口达到16亿之后，基本口粮将会更加依赖进口，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其他水资源、能源等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一个人有一双手，也有一张口。作为一张口就是要消费，作为一双手就是劳动，就是创造财富。问题是，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而作为劳动者只能在一定年龄段，而且需要相应的生产资料。因此，人口政策应该权衡考虑，不能想当然地放开出生率。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银发危机”——老年人养老成问题；“刘易斯拐点”隐忧——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失独”社会之殇——独生子女家庭丧子之痛令人深思；男女比例失衡——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主要是想缓解以上五个问题。

2.应该发展怎样的城镇化？

究竟应该是人口往少数大城市集中，还是往中小型城市集中（也就是所谓的就近城镇化），这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新一代领导制定的政策导向来看，目前是采取了就近城镇化的战略。在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计划。这样的战略考量也是有缘由的，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不仅仅会造成交通拥堵、卫生状况、就业等诸多问题，同时也可能造成城市的“贫民窟”出现，影响治安。而且会使区域发展更加失衡，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说，由于近几年中国各地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房地产建设，如果人口大量向东部以及一线城市集中，那必然会使得二三线城市及偏远地区成为人口流出地，那样就会产生大量鬼城，房地产会有崩溃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施就近城镇化也是妥当的。

但是，反对者的意见也是尖锐的，最主要的集中在就近城镇化扭曲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对于经济增长不利，同时也是一种不公平。越是人口集中，越能拥有巨大的市场，能够创造新的产业从而带动就业。在这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其中一个主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理由是从能耗方面考虑的，和大型城市相比，小型城市的人均能耗更大，比如商场、机场等公共设施开中央空调，一千人和一万人实际上消耗差不多。有过一个统计：美国奥克兰的人均能耗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近十倍，因为后者城市规模更大。因此，曾经有人说，如果中国将来和美国一样人口比较平均分布的话，当我们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准时，地球上的所有能源都不够用。虽然这种预测虽然未必完全科学，但是人均人口集中有利于降低人均能耗这个结论并没有错。因此，城镇化战略也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