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态农业：实现天人和谐的农业方式

富兰克林·金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

——费孝通解读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

假如你在法国旅行，随意走进街边的一家超市，家乐福(Carrefour)、卡西诺(Casino)或者欧尚(Auchan)，你都不难发现印有有机认证标识的食品专柜。这些专柜食品琳琅满目，有奶酪、牛奶等乳制品，各类加工食品，还有新鲜的肉类、蔬菜和水果等，虽然来自不同的产地和生产厂商，但所有的食品包装上都印有大大的显眼的“AB”标识，这是法语Agriculture Biologique的缩写，意思为有机食品。“AB”标识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为“以那些没有使用过一丁点化学肥料的植物为原料而制成的产品认证”。“AB”标识提倡不破坏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生产原则，鼓励尊重当地的生态节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

在法国，食用有机食品已经成为中产阶级新的时尚潮流。无论是在超市、有机产品专卖店，还是在喧闹嘈杂的露天市场上，你都能看到有机食品的身影。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法国家庭菜篮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据显示，10个法国人中就有9个消费有机食品，这一比例是10年前的一倍之多。相应地，法国的有机食品产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2014年以来法国有机食品销售年均增长率保持15%以上。从2007年开始，有机农业成为欧盟农业发展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给予补贴、税收抵免等，这大大地驱动了有机食品产业的快速增长。2017年，法国的有机农业耕种面积占到了该国农业耕种总面积的6.5%，这一数据虽然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奥地利(列支敦士顿30.2%、奥地利21.3%、瑞典16.9%)，但考虑到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国及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这一比重也已十分了不起。2018年马克龙政府对外宣称，法国将快速推动农业的生态转型，到2022年法国将完成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翻番的目标。

根据法国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有机食品需求的日益增长主要来源于4个动机： 保护自身健康、保护环境、产品的质量品味以及产品的安全认证。^[1]根据IFOAM国际有机联盟的报告，经济水平越高，有机食品市场所占据的份额就相应越高，欧洲尤其是北欧是全球有机食品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从全球有机食品市场来看，过去的15年，这一市场增长了4倍，预计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有机食品市场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

全球最成功的有机食品零售商

2017年6月，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以137亿美元收购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成为亚马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并购交易。在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看来，食品杂货将是亚马逊未来最具潜力的收入增长点，未来10年亚马逊生鲜杂货店要达到2 000家，而通过并购全食超市，亚马逊一次性获得了超过400家高端食品零售店。

全食超市堪称全美最大的、最成功的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零售超市，也是全美首家获得认证的有机食品零售商。创立于1980年的全食超市聚焦有机食品，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路顺风顺水，1992年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如今已成为拥有456家门店、8.7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超157亿美元的有机食品零售的行业领导者。

▲全食超市： 有机食品界的谷歌

全食超市有有机食品界的“谷歌”之称，在美国去全食购物，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类似苹果公司的“果粉”的体验。对于食品，全食的创始人约翰·麦基有一种宛如宗教一般的神圣信仰，他认为经营全食超市是一桩有使命感的生意：“做食物的正宗经销商，为人类和地球创造健康和福祉。”^[3]

走进全食超市，除了种类繁多的新鲜健康的产品，最有特色的，也是最能吸引消费者的是超市为各类产品配套的宣传册，这让消费者易于关注产品背后的故事，增强消费者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于天然、健康、有机理念的认同。其中广为流传的是“罗西鸡肉”的故事：

罗西是一只生活在有机农场的鸡，天天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被送进屠宰场，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了摆放在加州格兰戴尔全食超市冰床上的精美袋装鸡肉。罗西的一生是在加州葡萄美酒之乡的定制鸡舍中度过的。她的鸡舍通风、采光良好，陶质的地面上铺有干净的谷壳。她生前不是悠闲地啄食黄澄澄的玉米粒，就是在鸡舍外的院子中散步。和多数食品店出售的家禽不同，罗西从来没用过抗生素或生长激素。^[4]

全食超市成功的背后，是美国有机食品零售规模快速增长的20年。自2000年以来，这一新兴市场的复合增速达到了14.1%，远高于同期3.5%的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全食超市全力聚焦高收入消费群体，门店一般选址在高收入和高知识人群集聚区，比如说曼哈顿中央公园对面的繁华商业地段。全食超市的食品价格总体比一般食品高出20%，肉类高出40%，但高收入消费群体的情有独钟保障了全食超市的盈利能力，这取决于全食超市对有机食品苛刻的品控。这些苛刻的品控包括： 第一，严格把关供应商，合格供应商申请需填写长达39页的申请表格，除要求满足国家有机产品标准外，对动物喂食、放养和清洁，以及农作物种植环境、生产周期等细节均作了详细规定；第二，门店设置专门质量监督委员会评估监督并建立食品安全档案，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启动产品召回机制。^[5]

全食超市的成功归功于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收入的精英人士对健康、自然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追求让全食超市成为过去20多年美国零售市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食超市依旧保持着强劲的业绩表现，2009—2016年公司的收入复合增速超过10%。

产能过剩与负外部性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北大原校长、现代农学院院长许智宏曾言，中国农业面临结构性矛盾，“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但国库中的粮食和全年一年的产量相当，大量粮食挤压在国库，每年有很多损失，每年还要大量进口粮食，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符合社会的需求，一方面是结构性过剩，另一方面是结构性短缺。”^[6]许智宏还指出，中国的粮食生产依靠大量的化肥农药，难言是可持续农业，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其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已经差不多占到我们国家环境污染的一半。诚如斯言，根据相关调查研究显示，越是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污染水平越严重。201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显示，中国农业的面源污染贡献度远高于工业与城市，其中农业在总磷的贡献上高达67%，总氮的贡献接近60%。山东诸城作为典型的农业产业化县级市，被大棚全部覆盖下的农村土壤已经完全丧失有机质，甚至毒化了。^[7]

“中国拥有世界上80%的大棚、70%的淡水产品，生产全球67%的蔬菜、50%以上的猪肉、50%的苹果以及40%的柑橘……而中国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8]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蔬菜每年要浪费一半以上，浪费掉的农产品则以千亿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财政的种粮补贴。温铁军犀利地把矛头对准了农业生产的工业化思维，他认为是过去十多年来工商业资本的纷纷下乡造成了农业生产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国外需大幅下降，迅速转换为制造业的生产过剩，过剩的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而有关部门则推出“农业产业化”政策服务于资本下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中国出现第二次制造业生产过剩，剩余的城市资本再度涌入农村。诚然，产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农民“倒奶”“菜烂在地里”的过剩现象愈加频繁地见诸报端。而以追求资本收益为唯一目标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模式，必然漠视其所造成的相关负外部性。在温铁军看来，农业的所谓“现代化”必然创造出双重的负外部性^[9]： 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江河湖海水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农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一大面源污染，而如今人们在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其忽略；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问题，舌尖上的污染已经成为每一个国人心中的担忧与无奈。

绿色生态农业将是未来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条重要主线——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的转变。

天人合一的农业哲学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农业生产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物质能量循环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自然是大天地，而人是一个小天地，人与自然本质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都应该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中国农民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农业生态和物质能量的循环发展出一套朴素的价值观，并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耕作方式。比如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十四节气的发明，就是中国农民对于自然气候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指导农业生产的指南针，在农民朴素的世界观中，农业活动的循环体现在一年四季的交替中，忠实地遵循四季自然变化的规律，才能迎来农业作物的丰收。

几千年来，中国耕地地力不但没有衰竭，而且土壤的肥力还越来越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农民尊重农田休养生息、物质能量循环利用规律的结果。中国农民实行豆科植物与其他植物轮作的方式来保持土壤肥沃，将人畜粪便、作物秸秆、河塘淤泥等还田，不断培育地力，改良土壤。

中国农民独特的农耕文化还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早在1909年，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远涉重洋游历中国、日本及朝鲜半岛，他饶有兴致地对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和反思，写出了《四千年农夫：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该书后来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圣经。这位细心的西方观察家惊讶地发现中国农民早就掌握了利用豆科作物保持土壤肥沃的技术，而欧洲的科学家直到1888年才发现豆科植物对于固定土壤中氮素的作用。中国农民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将一切含有有机质的废物都用于还田，包括人和动物的粪便、运河底挖出的晒干后的泥土，还有一切不能吃或者穿的东西燃烧之后的灰烬，这些废物最后都变成了有效的肥料，富兰克林·H.金认为这是一种比美国人做法更为优越的施肥方法。

费孝通曾经谈论过他对《四千年农夫：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的看法，“富兰克林·H.金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11]费孝通坦诚该书对他的观点影响很大，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是“五谷文化”或“乡土社会”这个概念。

沿袭千年的共生系统

“种植一季稻、放养一批鱼、饲养一群鸭”，这是贵州从江县苗侗民族沿袭上千年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2011年从江县侗乡“稻鱼鸭共生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2013年入选中国第一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每年春天的谷雨前后，辛勤的侗乡人开始把秧苗插入稻田，鱼苗同时放入，等到鱼苗长到两三指大，鸭苗再被放养进稻田。在侗乡人眼中，“鱼无水则死，水无鱼不沃”，稻田为鱼和鸭的生长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和丰富的饵料，鱼和鸭则为稻田清除了虫害和杂草，大大地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侗乡人饲养的鸭种是世代选育驯化的小香鸭，个头小的小香鸭灵活地在水稻间穿行而不撞坏水稻，鱼和鸭的来回游动搅动了土壤，无形中帮助稻田松土，排泄物又成为水稻上好的有机肥。(www.xing528.com)

每年的春夏之交，在侗乡高低错落的梯田村落深处，在闪着金光的稻田之中，鱼儿游动跳跃，香鸭悠闲觅食，构成了一幅绝美的世外桃源画面。到了收获稻谷的时节，苗家人开始收鱼捕鸭，稻花鱼鱼肉细腻、鲜美无比，香鸭硕大，肉质肥而不腻。从江县的“稻鱼鸭共生系统”不仅养活了世代的苗家人，还衍生出一套生态旅游的观光模式。每到收获季节，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亲身体验梯田捕鱼、田边烧烤，他们品尝着香禾糯米、稻花鱼以及小香鸭，给苗家人带来了额外的旅游收入。

2015年，从江县创建5万亩稻鱼鸭生态产业示范园，这一园区也被纳入了省级农业产业园。这一保存良好的传统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发挥出良好的生态效益，而且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CSA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全称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消费者为了寻求安全高质量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稳定的供需合作关系。CSA在日本得到了充足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开始腾飞，富裕的中产家庭开始关注农药对食物的污染，日本家庭主妇们与周边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户或者农场达成供需协议，在日本这种协议被称为“Teikei”。城市社区居民通过预付款加入农场成为会员，农场按照事先约定组织生产，会员可以参与生产或者采摘过程，农场则通过物流给会员定期配送有机农产品。

CSA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三点。第一，直接分销。免去了中间商环节，节省了流通成本，降低了通常昂贵的有机食品的价格，使得大多数社区居民有能力消费有机食品。第二，风险共担。社区居民预付未来一年的农产品费用，实现了农场生产的变相众筹，降低了农场的经营风险，避免了产品生产出来销售不出去的困境。第三，建立信任。农场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合作、监督与信任关系，在稳定农场收益的同时，切断了农场使用化肥农药的冲动，同时社区居民通过高频次的互动参与，对农场的生产进行监督，保障了有机食品的安全性，实现了农产品的可追溯。

CSA的优势让其一度风靡全球，美国、日本、欧洲都能看到其身影，而第一个将CSA引入中国的人是一位女博士。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公费派往美国的一个小型生态农场实习，在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石嫣经历了半年的“洋插队”生活，和地道的美国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作。在地升农场，石嫣第一次接触到了CSA。石嫣发现这个小型农场和她印象里机械化的美国大农场大相径庭，这里没有化肥，也没有农药，农场的经营者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着一种天人合一般的生活。她看到农场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烂掉的菜和吃剩的食物等厨余垃圾都会被储存起来，经过发酵成为来年土地的肥料。屋顶设置的雨水收集装置，供给了农产种菜所需要的水量。地升农场还提倡“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本地生产，本地消费”(buy local， buy fresh)，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小而美的农业生产模式给了石嫣很大的触动。石嫣决定将CSA复制到中国，2009年，她在位于北京郊区的凤凰岭脚下开辟了一块20亩的土地来实践CSA项目，她给这个项目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小毛驴市民农园”。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功能主要有三个，一是给会员提供有机蔬菜的配送，二是普及宣传有机农业的知识，三是给城市居民、亲子家庭提供周末休闲、农事体验的服务。短短三年，小毛驴市民农园获取了巨大的关注度与认可度，会员数量超过千人，亩均产值超过3万元，5倍于常规农业价值，超过300多家媒体进行相关报道，4万多相关团体及政府机构前往参观考察，成就了小毛驴超千万的品牌价值。

有机食品作为全球的一个新兴产业，拥有无限美好的前景。而中国凭借其规模已经悄然进入世界有机食品市场的前四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法国。多项预测报告都显示，未来中国有机食品市场的复合增长率都将维持在15%左右。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方面是消费升级之后对绿色健康食品的不断需求，另一方面是有机食品的假冒伪劣问题以及高昂的价格，而CSA同时解决了高物价和信任度的问题，因此，CSA代表着一种更为低成本、更为有效的推广有机农业的方式。

据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蔬菜总产量7.8亿吨，人均超过550千克，而真正被吃掉的只有3亿多吨，不到总产量的一半。而这些蔬菜在种植过程中消耗了过多的地下水，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农药等，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工程院的一项重大咨询项目显示^[12]，华北地区的蔬菜产能远远大于需求，且耗水较多，浪费较大。华北地区是我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资本化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大量开采地下水，每年超采55亿立方米，有些地方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甚至已经采取深层的存压水、高氟水等，对人的健康产生了影响。

笔者认为，过去40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资本正悄悄成为控制这个世界的主宰。资本的逐利天性催生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即“增长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套价值观从遥远的西方发达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东方，与贫弱已久的中国积累财富的欲望一拍即合。在如今这个被“增长主义”与“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中，朴素、勤俭，避免奢靡和浮夸等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品质似乎已经难以占据中心位置。相反，增长理论与拜物主义占据了社会话语的正义地位，然而这种以无限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模式已被证明难以永续。

我们不妨回头从传统的农耕文明中汲取养分，因为我们的农耕文化不仅仅符合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要求，更是当下消费不断升级背后市场的迫切需求。正如100多年前富兰克林·H.金所言，中国人拥有无与伦比的可持续农业传统，还有理性化的低消费观，人与食物、土地构成了生态闭环的平衡。中国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天人和谐的农业。

【注释】

[1]参见BRUNO DE MOURA FERNANDES、SARAH N’SONDE、李前： 《法国： 有机食品行业被迫改变初衷》，《进出口经理人》2018年第2期。

[2]参见IFOAM国际有机联盟： 《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2017年》报告。

[3]参见《为什么被亚马逊收购的全食超市卖这么贵还这么成功？》，经济观察网2017年9月1日。

[4]参见《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精品超市的运营之道》，搜狐财经2017年6月6日。

[5]同上。

[6]参见《中国农业污染对环境污染贡献率近半，可持续发展待解》，搜狐网2018年6月30日。

[7]温铁军等：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与方向问题》，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8]温铁军： 《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

[9]同上。

[10]语出《道德经》第25章。

[11]费孝通： 《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12]参见《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累计亏空约1 800亿立方米》，《新京报》201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