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 英船“防卫号”（Defence）前往广州，准备装运糖及其他产品运销波斯。该船载重730吨，是见于当时记录的开往中国最大的一艘船。[66]英国人首次从厦门运茶到了英国，中国漆器在法国被用作皇家开奖礼物。（p.407）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在厦门贸易的英国船购入货物中，白糖、药材超过生丝、绸缎。（p.407）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 英船到广州、厦门贸易；到福州猛崎求开贸易，未成。（p.408）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 在英国国会法令的授权下，威廉三世政府给予另一竞争的公司“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English Company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以特许状。[67]四月，朝廷减广东海关额税银30285两，以招徕商船。十月，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抵广州，以是船为法王路易十四所遣，宽免全部应纳税饷。浙江定海设立榷关和外国商馆（俗称“红毛馆”）。俄国首次派出国家商队到北京。（p.408）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 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董事部训令：“前往宁波群岛，宁波在中国北部，我们指令你如有可能就居留该处——或者你可以得到政府许可在它的附近口岸贸易。如果情况适合，你要直接和南京城贸易，或者就在南京居留。”“董事部也像伦敦公司一样，坚持要找到北方的气候‘大量出售我们的毛织品’。”[68]英船到广州、厦门贸易。（p.408）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自本年起，此后的数年内，英国商船多批多艘进抵宁波（舟山）。[69]
又 法国人再组“中国公司”，但成效不大，赔钱甚多。[70]
1701年，康熙四十年 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再次抵华贸易。英国商船到厦门、舟山贸易，在定海投资101300英镑。（p.409）
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 厦门和广州出现朝廷委任的“皇商”负责对外贸易。[71]英船抵厦门贸易。（p.409）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 十一月，俄罗斯来贸易。（p.409）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 “英格兰东印度贸易商人联合公司”成立。（p.409）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 “伦敦官商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与“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开始实行合并。[72]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 西班牙商人集会，指控中国仿欧制品大量输入美洲。（p.410）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它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73]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 八月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报：“再今岁广东自二月至六月到有法兰西洋舡六只，英吉利洋舡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奴才业经两次奏报在案。今七月内又到英吉利洋舡一只，苏栗国洋舡二只，所载系黑铅、紫檀、棉花、沙藤、哆罗呢、羽毛布、檀香、苏合香、乳香、没药、西谷米、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丁香、降香等项货物。此内亦有银两。今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舡十一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行铺户代往江浙置货。奴才严饬地方文武，晓喻各番客，约束各舡水手跟役人等，不许生事；并严饬各行铺户，不许诳骗番客致生事端，照伊回帆风信发遣归国。”[74]（有关外国商船抵广州的奏报较多，这里选有典型意义的一份。）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 十年来，陆续有官员奏请限制沿海和海外贸易，本年开始禁沿海商民往南洋贸易。澳门不在此限，故得益甚大，发展很快。但不久广东洋禁开放。[75]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 法国一对华贸易公司与印度公司合并，在广州设商行一所，开展对华贸易，获利颇多。[76]英船2艘、法船2艘、荷船3艘抵广州。印度的法国公司在广州建一商行。（p.411）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 广州公行成立，“广州的著名中国商人为了他们对欧洲商业的利益，共同签订协约……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新历1720年12月25日举行最隆重的仪式，在神前宰鸡啜血宣誓”。“这个行会的表面目的是防止陋习，发展对外贸易并防止广州不诚实的商人对外人的欺诈；而盟约的13条全部充满了这种值得赞颂的目的。”[77]后因外商反对，公行于次年废止。俄罗斯使臣至北京入觐，商议贸易等事务。西班牙禁止中国丝货运到美洲，但殖民地官员不予执行。（p.411）
1721年，康熙六十年 “海关监督已出布告，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非公行商人不满，希望推翻公行，有的甚至请求外商帮助。[78]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 暂停与俄罗斯贸易。一批比利时安特卫普商人组成奥斯顿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p.412）
1728年，清世宗雍正六年 丹麦东印度公司成立。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p.413）
1729年，雍正七年 荷兰人在广州设立商馆。
又 雍正谕旨严禁鸦片。此时年进口量为200箱。[79]八月，命广东督抚抚恤吕宋遭风夷船，并命以后凡有外国船只遭风飘入内地者，俱查明缘由，悉心照料，动支公项给予口粮及修补船只，后遂著为定例。（p.413）
1735年，雍正十三年 六月，吕宋国洋船载谷、银、海参至厦门购麦。（p.414）
1736年，清高宗乾隆元年 十月，朝廷命广东海关裁去外国货船额外银税，仍令洋船遵到广撤炮之例。是年，抵广州的欧洲商船达12艘。（p.414—415）
1740年，乾隆五年 八月，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巴达维亚屠杀华人10000余人，是为“红溪事件”。（p.415）(www.xing528.com)
1741年，乾隆六年 十月，英国兵舰“百夫长”号抵达澳门，后又驶入虎门，次年始返回。（p.415）
1744年，乾隆九年 英舰5艘至中国海面。（p.416）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初年，广东对外贸易不分南洋欧洲，一切纳饷诸务，俱由十三洋行行商办理，“洋行有二十余家，而会城有海南行”。[80]本年，即“乾隆十年，经原任督臣策楞管关任内，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81]
1751年，乾隆十六年 抵达广州的欧洲商船有：英国9艘，荷兰4艘，法国2艘，丹麦1艘，瑞典1艘。（p.417）
1752年，乾隆十七年 2月，德国商船“普鲁士国王”号启航赴中国，后在广州采购了大量瓷器及茶叶、生丝、丝织品。（p.417）
1753年，乾隆十八年 来华贸易的欧洲商船共27艘。（p.417）
1754年，乾隆十九年 “保商”制度建立，“并在1755年也把所有与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渐参加贸易的小商人们全都排斥在外”。[82]
1755年，乾隆二十年 四月，英国商船至浙江定海、宁波贸易，是后逐渐增多。（p.417）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 六月，英国商船至宁波贸易。（p.418）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正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奉旨传谕英国商船仍往广东贸易，不必再来浙江，否则将增征税饷。六月，英国商船复至定海贸易。八月，俄罗斯要求东北边界运粮，以其违约，不许。十一月，颁令禁止洋船赴浙江贸易，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十二月，准吕宋国商船于厦门贸易。（p.418）
又 从1755年开始，英商对广州的“保商”贸易制度不满，对“胁迫勒索进行反抗”，贸易基本停顿，又试图在宁波得到弥补。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屡次抗违禁令”。“皇帝决定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为了加强此令，他不仅禁止欧洲人往舟山、宁波或厦门，而且将这些口岸的税提高一倍，并严厉强制将炮、武器、军火、帆具起卸上岸。”[83]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 六月，洪任辉径赴天津，欲进京求通市宁波，并陈奏广东海关陋弊，控告行商黎光华欠银5万两不还。直隶总督方观承据以奏闻。乾隆皇帝因“事涉外夷，关系国体”，遂派员按验。为此，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欠银由查抄黎光华等人家产匀还。乾隆深恨唆使英商控告且代为作呈之人，责令严加查办，将所为者刘亚匾“即行正法”。处英商“洪任辉在于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84]此后，广州行商负欠英商债款之案时有发生，而且越来越大。
又 闰六月，禁浙丝出洋。七月，福州将军新柱等至广州查办粤海关陋弊。洪任辉以交结内地奸民及希图违例别开海口，解送澳门圈禁。（p.418）
又 朝廷批准颁布《防夷五事规条》，命两广总督李侍尧传集外商，示以禁约：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中国行商严加管束外商；禁革外商雇用汉人为仆役；禁止外商雇人在内地传递讯息；稽查弹压外国船只碇泊处所。此规条原为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疏，部覆御批，成为正式公文下发。广州一口对欧洲贸易的各项旨意都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而确定下来。[85]
又 八月，申禁英吉利商船逗留宁波。九月，哈萨克遣使到乌鲁木齐进行贸易。而后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为与哈萨克贸易地点。十二月，严禁绸缎锦绢出洋。（p.418）
又 英商“大班送银300两给刘平周（即刘亚匾）的孤儿寡妇，他是无罪的，他只不过和商馆发生过关系而已”。[86]
又 广州“保商”尚有5家。
又 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内地商人等有向外夷违禁借贷。”[87]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 “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批司议准。嗣后外洋行商始不兼办本港之事。”[88]广东十三行行商遂转入专对欧洲各国贸易时期。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 五月，准英吉利商人之请，许其每船买土丝、二蚕湖丝8000斤；仍禁头蚕湖丝及绸缎出口。是年，在北京的俄国商队贸易停止。荷兰人在广州设立商馆。（p.419）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三月，弛蚕丝出洋之禁。（p.419）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七月，禁哈萨克转贩俄罗斯货物于内地贸易。俄罗斯来使议请通商事宜。八月，以俄罗斯遵行新定通商条规，准其仍于恰克图贸易。严禁内地商人与俄罗斯贸易时私增价值。（p.420）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大班常驻广州。（p.420）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 去年，即“乾隆三十五年，因各洋商潘振承等复行具禀：公办夷船，众志纷歧，渐至推诿，于公无补。经前督臣李侍尧会同前监督臣德魁示禁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89]。本年初，公行正式宣布解散的消息传出，英商喜庆。“我们极为高兴能将公行解散的消息告知你们——它对本口岸的贸易是不合理、不公平和压抑的。这种可喜的事，是发生于（2月）11日，在这一天，总督签署了该项法令，并于13日公布。法令规定，对外贸易可以按照这个有害的独占来组织以前的方式进行。”[90]“1771年，董事部获悉，大班热望解散公行的工作已成功，这是2月13日由总督的布告实现的。潘启官（即潘振承）为这件事花了100000两，公司偿还给他。”[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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