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探讨

对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治理对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的要素成本和产出报酬，利用产业政策扶持引导产业发展与布局等对产业结构变迁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公共服务与行政管理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条件与营商环境，并通过深化所有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制度创新产生间接影响。政府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条件采取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根据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可分为保障产业有效变迁的政府治理模式与主导产业加速变迁的政府治理模式。前者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较弱，注重发挥特惠性产业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保障地区要素有效重置；强调有效的行政管理与有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和制度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在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能够发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后者强调利用对地区的要素配置的扭曲以及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注重发挥特惠性、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利用非均衡的发展方式，主导要素配置，重点扶持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同时强调政府的经济职能，忽视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

1.政府治理、收入效应与产业结构变迁

收入变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需假设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保持一致：gi=gj=g。由于pit=，所有消费品对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当收入发生变化时，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仍然保持稳定，即。则组合消费品价格Pt保持不变。

可以得到关于相对消费的关系：

由于各产品部门生产率相等，所以上式右边为常数，则消费品之间的增长率满足条件：为常数。

各部门劳动力的增长率满足条件：

因此，在满足总量平衡增长的条件下，部门产出增长率具有如下特征：

家庭偏好的非位似性会因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引起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假设代表家庭长期对农产品存在一个生存性消费量＜0；对工业部门的需求偏好相对稳定，即=0；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存在一个禀赋性消费量，即＞0。但值得关注的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会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收入水平、经济开发程度的提升不断升级，同时日益增多的产品的种类与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对消费结构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尽管家庭在长期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偏好相对稳定，但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转变，这会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造成阶段性差异。在经济起飞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工业产品产出能力有限，居民对如纺织、食品、造纸等消费资料工业品的需求急速扩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产品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升级，对消费资料工业品的需求趋于稳定，禀赋性需求不断减少，同时对居住、交通和通信等生存性消费以及家用电器为主的享受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耐用消费品也逐渐强调其品牌、售后保障等更高档次的需求，消费结构逐渐过渡为享受型消费为主。随着居民物质需求的满足，之后居民对发展性消费的需求会持续扩张，对享受型消费的质量需求也会不断提升。

假设，由于地区在工业化阶段的工业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产品供给能力有限，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则代表家庭的需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农产品存在一个生存性需求量。二是对于部分消费资料产品，诸如食品加工、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等产业的需求存在一个与服务业产品相似的禀赋性需求量；同时，为加速实现资本积累，提高劳动产出，代表家庭对资本资料产品的需求偏好保持不变，即有¯Cml1＞0，¯Cmh1=0。三是服务业在该阶段的发展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张为主，消费性服务业存在的禀赋性需求量大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禀赋性需求量，即

则各部门劳动增长率为：

因此，在工业化阶段，自发有序的产业结构变迁表现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减小，工业部门与服务业的劳动力均呈逐渐扩大趋势。其中，消费资料产品部门的劳动增长显著，资本资料产品部门的劳动力不变，服务业部门中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增长率较大，但在主导产业加速变迁的政府治理模型中，地方政府会将有限的资本要素集中配置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资本资料产业（重工业）中，扶持制造业中具有相对较高生产率的资本资料产品部门优先扩张，加速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治理模型使地区消费资料产品部门发展滞后，难以满足居民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消费需求，造成了严重的产能不足；由于资本资料产品部门的就业吸收能力低于消费产品部门，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难以流入生产率水平高的工业部门，直接进入了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服务业部门，造成要素未能最优配置，从而导致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低于产值比重；不仅造成不充分的工业化发展，即当工业产值比重最高时，仍具有较大的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空间，还使大量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直接进入消费性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新的就业蓄水池（袁富华，2014）。

在后工业化阶段，代表家庭的消费结构会随着收入水平和供给能力的提升，产品种类的扩张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升级，具体表现为对工业品产品的需求偏好转变。假设该阶段代表家庭需求具有以下特征：在农产品保持一个生存性需求量的基础上，家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偏好发生变化，一是对消费资料产品的需求逐渐由禀赋性消费转为一般消费，偏好逐渐稳定；二是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产品价值链的延伸，生产精细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对资本资料产品的需求存在一个最低的生存性需求量。即：此阶段的工业部门劳动增长率分别为：

可见，在后工业化阶段，自发有序的产业结构变迁中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继续下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则由增长转为下降，形成了倒“U”型曲线，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则继续保持上升趋势。维护地区产业结构自发演进的政府治理能够使地区的产业发展符合其发展阶段与市场需求的产业结构变迁，使劳动力配置到产值比重较大、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由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大量进入产值比重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并随着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逐渐进入服务业部门，从而实现充分的工业化。这不仅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还促进了各部门均衡发展。

然而，主导产业结构加速变迁的政府治理会造成工业化阶段所产生的服务业蓄水池效应，而服务业的蓄水池效应又会导致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锁定；同时劳动力在服务业部门通过“干中学”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难以满足后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发展的人力与技术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流动路径依赖与自我锁定，制约了劳动力重置效率；从农业部门直接流入服务业的劳动力难以回流到工业部门，使服务业部门低端锁定为消费性服务业，引起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此外也会形成以附加值和技术进步相对有限的消费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产业发展。

2.政府治理、相对价格效应与产业结构变迁(www.xing528.com)

部门的技术差异会造成产品相对价格差异，引起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假设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最快，但初始技术水平最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次之，初始技术水平最高；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相对较低，初始技术水平居中。即Am0＞As0＞Aa0；ga＞gm＞gs（Ngai，et al，2005；陈体标，2008；徐朝阳，2010）。在此基础上，由于不同的工业产品部门的技术也存在较大不同，特别是制造业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和技术扩散的载体，与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存在一定差异；同时，由于工业部门内产品部门间的技术进步的差异以及服务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发展的关联程度不同也会造成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因此，我们细化了制造业结构与服务业结构，考察了产业内部的结构变迁的情况。

其一，具有规模效应的工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Kaldor，1967），特别是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部门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假设：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效率相对较快，有Amh0＞Aml0；gmh＞gml，则在工业部门内部两个产品部门劳动力增长的关系为：

由于消费品相对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关系两个工业产品部门的相对价格关系有：

可见，在工业部门中资本资料产业与消费资料产业的部门相对价格变化与相对技术进步成反比，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将导致部门间产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引起劳动力的流动，使得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劳动份额相较于要素产品部门的劳动份额有所增加。

其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关键的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其发展依赖于制造业在扩张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服务需求，技术创新也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张亚军等，2014；文一，2016）。因此，假设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的初始技术水平以及技术进步率高于消费性服务业，即：As20＞As10，gs2＞gs1。

则有：

即，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的增长快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的增长。

其三，若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则：

因为消费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小于工业部门，即gmh＞gml＞gs1，则进入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力可以重置到工业部门。但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部门而言，特别是相关性较强的资本资料产业部门，若其技术进步高于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即gml＜gs2，则劳动力会由生产性服务业回流至工业部门。

可见，在自发有序的产业结构变迁中，消费品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与相对技术进步率成反比，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导致了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劳动力能够自发流入技术进步相对较慢的部门。

但主导产业结构加速变迁的政府治理模式会缩小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制约要素重置的效率。一方面，政府会利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化、税收优惠等直接干预措施，使得政府扶持的产业获取要素价格优惠，扭曲要素与产品市场价格（姚洋等，2008），其中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优先扶持的企业。因此假设，政府通过征收一次性税收对国有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价格进行补贴，一单位资本资料产品的补贴为τmh，则国有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相对价格-τmh，其中，为要素产品的真实相对价格，τmh＞0。以特惠性产业政策为代表的直接干预措施会缩小资本资料产品与其他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制约劳动力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决定了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与企业营商环境。地区非均等的基础设施条件与营商环境，会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影响产品相对价格。由于服务业大多集中在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这种地区非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会引起部门工作环境、员工福利、社保制度等方面的不同，造成劳动力实际工资收入的部门差异，即假设在服务业部门内存在一个隐形部门劳动报酬的补贴效应，使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则：，服务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差距缩小，抑制了劳动力由服务业部门回流至工业部门，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第二重自我锁定效应。

可以看出，尽管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都具有“库兹涅茨事实”与“后工业化事实”的特征，但是地区出现工业部门比重的发展阶段差异，标志着地区工业化程度的差异。这主要是源于地区制造业结构与服务业结构变迁的质量。充分的工业化需要合理的制造业结构与服务业结构，让有限的要素能够配置到较高生产率的部门，同时也能符合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而不充分的工业化则是由于不合理的制造业结构与服务业结构，有限的要素难以配置到符合地区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的产业部门。

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对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工业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强度、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以及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不仅影响了地区产业产出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协同变迁效率，还会影响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要素重置效率。如果政府能够保障符合地区发展阶段、居民消费需求以及要素禀赋条件的产业结构变迁，使得地区要素能够自由流入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协同演变，从而会实现充分的工业化。但如果政府采用主导产业结构加速变迁的治理模式，通过影响要素配置加速工业化，会使得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失衡，造成过早的不充分的工业化，引起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

图2　政府治理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