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劳动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早就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当前国内关于劳动力年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例如，Cai和Wang 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1982—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 增长率中26.8%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Wei 和Hao （2010）运用收敛模型检验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年轻抚养比的大幅下降推动了中国1989—2004年的经济增长。蔡昉（2009）认为中国存在“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Wang 和Mason （2006）使用分解人口红利的方法，利用中国1960—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人口年龄结构的“结构效应”和“行为效应”分析，发现“结构相应”对中国人均GDP 增长的贡献为8.3%。在1982—2000年，这一“结构效应”提高到了15%。人口年龄结构的“行为效应”的贡献率则为11.8%。丰裕劳动力作用于经济增长通过三种方式完成，即劳动力分工、劳动力质量、劳动参与率。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经济变量包括投资、储蓄、经常性项目、全要素生产率等。国内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经济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人口红利对这些经济变量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胡鞍钢等人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通过降低储蓄率这一渠道影响人均GDP 增长率。钟水映和李魁（2009）则采用二步系统GMM 的方法估计中国省际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变化。李威（2014）同样采取动态面板GMM 的方法估计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抑制了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而老年抚养比则促进了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马丹和施伶俐（2014）则通过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性项目的影响，发现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会对经常性项目产生负向的影响，而该影响是通过储蓄和投资两种渠道起作用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素的使用效率上，例如人力资本（程惠芳和陆嘉俊，2014）、劳动技能结构 （程虹、王楚和余凡，2016）、劳动效率（王芳和李健，2015）和劳动力迁移（孙巍和刘智超，2018）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要素的积累上。(www.xing528.com)

第三，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状态的国际比较研究。例如，赵文哲（2013）利用VAR 模型对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少年抚养比对经济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储蓄率影响不同，并对国际和国内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状态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刘文和别安姊（2016）则比较了中日韩三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指出老年抚养比对日本储蓄率影响最大，中国第二，韩国最小。

第四，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中人口红利状态的评估研究。学术界对于中国处于红利窗口这一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起止时间点上有所差别。例如，陈友华（2005）、于学军（2003）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20世纪80年代，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持续时长约40年。而蔡昉（2004、2010）、都阳（2010）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从1982年开始，但2013—2015年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肖祎平则认为2015—2020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这些研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尽管最终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数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消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开始提高，中国的质量红利正在开始形成。对于人力资本提高引发的人力资本存量状态变化，在学术上存在许多的概念，有些称之为“质量红利”，有些称之为“二次红利”“人才红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