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学术专著《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启示

综上所述，吴承明先生晚年的学术思想，或可归纳为“吴氏三大定律”：

第一，史无定法。

第二，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第三，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

这三大定律落实到历史观与方法论层面，带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几点：

第一，历史观决定方法论。

第二，历史观的“通识”决定了方法论的“会通”。关键在于一个“通”字！

第三，历史观的“比较”决定了方法论的“比较”。“比较”反过来强化“通识”（历史观）、“会通”（方法论）的基础。

第四，在经济史乃至全部的历史研究中，实证是功夫，理论是境界，实证、理论兼擅是完美。吴承明先生就是接近完美的大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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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按：就论文而言，笔者在“中国知网”查询的结果是：2006～2011年间，吴先生刊发的文章计有7篇：《中外历史上“天一”观和“主客”观的演变——在“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谈百家争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对〈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的简要评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纪念许涤新同志诞辰100周年》（与方行合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标题改为《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纪念许涤新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秦以后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一部承前启后的中国经济史杰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评介》（与叶坦合撰），《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另有《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载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1年7月8日，先生仙逝。由此可见，从论著类型及研究的完整性看，亦可确证上面提及的专著《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堪称吴先生学术写作的封笔之作。2013年7月13～14日，在“中国经济发展与市场变迁——吴承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天津·南开大学），吴承明先生之女吴洪教授披露：这是先生最后一部著作，也是最满意的著作，评价也最高。

[2]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83.

[3]吴承明先生指出：“经济史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但还应多视角地回馈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历史实况。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83.

[4]按：吴承明先生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回国，担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专门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央外资企业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研究处处长。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导、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国经济史”主编等。这样的一份履历揭示了如下重要信息：先生早年受过一流学府的经济学、历史学训练，长期供职于政府高级经济部门，有一般书斋型学者所不具备的经济实践经验，后来的数十年间一直在最高级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凡此，皆为吴先生“打通”经济学与历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相较于那些出身历史学或经济学的经济史学者，吴先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明显优势。大体上，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更擅长史料研究法（收集史料、分析史料），但拙于理论分析，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经济学出身的学者更偏向模型研究法（推崇理论、热衷模式），但欠缺史料功夫，没有历史的厚重感，两者均难以摆脱单一知识结构所带来的方法论本身的困窘，除非花大力气解决知识结构的“短板”，力争“打通”经济学与历史学。

[5]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50.

[6]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5、151.

[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71～272.

[8]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78～280；另参见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第13辑）.商务印书馆，2003.

[9]吴承明，叶坦.一部承前启后的中国经济史杰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评介.经济研究，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