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投资动向及工资与地租变化解析

格兰推测，在清初时期由于饥馑和战争带来的人口减少，工资上涨而地租减少，因此富家避开土地投资而偏好货币贮藏。但他没有提出有关工资和地租以及投资动向的具体史料。我们首先探讨工资和地租在清初时期的变动，尽管由于管见所及的范围不大，目前收集的明末清初的相关资料寥寥无几，并且限于江南地区。

记录明清交替时期苏州情况的《启祯记闻录》顺治六年（1649年）记载“自鼎新以来，岁多丰穰，米价是年减至两许。然诸食用之物及诸色工作之价，无不倍增”。浙江桐乡县人张履祥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撰写的《补农书》里也指出“今年人工既贵，偷惰复多”。由此看来，在清初的江南，工资的确上涨。但我们应该注意，工资上涨并不是在明清交替以后才开始。明末湖州人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天启二年（1622年跋）卷二中慨叹说：“近年农夫日贵，其值增四之一。当由务农者少，可虑，可虑。”从明末到顺治年间工资继续上升，之所以这样大概是由于米价维持高水平，富家的收入相当充裕，小民容易找工作。吴江人陆文衡《啬庵随笔》卷三中有如下记载：

至今日民间以米贵为常，顺治壬辰、癸巳（九、十年，即1652年、1653年）在三四两外，而小民工作昂价比往常数倍，有田之家以少米易多金，侈糜如故，两不相病。丁酉（十四年，即1657年）有秋，担米不值五六钱，饔餐似乎易给，而富家岁入不足供诸费，百从节缩，贫民亦遂无处趁钱，一时交困，所云谷贱防农者非耶。

据陆文衡的观察，顺治年间（中期）的工资上升没有导致富家对货币贮藏的偏好。这大概因为顺治年间工资上升的原因不是人口减少而是米价上涨。当时的米价上涨给江南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河道总督靳辅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前后的上奏指出：

臣屡闻江浙士民之言，谓顺治初年，江浙等处一切丝粟布帛器具各物，价值湧贵而买者甚多，民间资材流通不乏，商贾俱获厚利，人情莫不安恬。近来各物价值颇贱而买者反少。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大非二十年前可比等语。臣又闻江浙士民云，伊等邻里宗族戚友，顺治初年，凡十家之中，富足与平常可以度日者，居其七八，穷窘者居其二三，然亦告贷有门，觅食有路，而不至于大困。迩来家家穷窘，即有外貌平常似乎可以度日，而其内中空虚，俱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势，求其真正富足者，百家之中，不过二三家而已等语。言人人同。

下面看看田租和田价的动向。上海人叶梦珠关于明末清初松江府的田价变化叙述如下：

就吾郡一府之田论之；华、娄、青邑，亩收三四钟，皆石外起租，甚至一石五六斗者比比。独上海上田不过石一二斗，次则八九斗，下至六斗起租耳。崇祯中，华、青美田，每亩价值十余两，上海田美者，每亩价值三、四、五两。缙绅富室，最多不过数千亩。无贱价之田，亦无盈万之产也。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产之贵，至此极矣。厥后，米价渐平，赋役日重，田价立渐驯减。至康熙元、二、三年间，石米价至五六钱，而差役四出，一签赋长，立刻破家（略）视南亩如畏途，相率以有田为戒矣（略）中产不值一文，最美之产每亩所值不过三钱五钱而已。自均田均赋之法行而民心稍定，然而谷贱伤农，流离初复，无假问产。于是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亦田产之一变也。

在这里，叶梦珠认为田租因田土的肥瘠有固定的数额，而其数额在明清交替前后没有变化。他以租额不变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来解释田价的变动。关于顺治年间的田价上升和康熙初年的田价降低，上海人曾羽王的《乙酉笔记》也指出：“鼎革之初，钱粮缓征，而米豆价复倍于昔。于是富室大买田宅，庄行田有至十两之外者。即余乡六十图田，亦有六七两一亩者（略）至康熙二年，催科尤迫，新旧十年并征（略）于是人不聊生，富者尽以役废，或万金，或数万金，如此者以千百计，欲死欲逃，溃败不可收拾。其田每亩一金，莫有应者，后减价五钱，卒莫之顾。”

这些史料都强调康熙初年赋役负担的增加。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因为当时土地税是用银交纳的定额税，所以农产品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实质上赋税负担的增加。第二，当时政府采用紧缩政策，在加强征税的同时，缩减财政支出。户部银库是贮藏了征收自全国银两的最大保管库，从户部银库中的银的数量变化，可以窥见清政府的收支状况。比如康熙六年（1667）户部银库积贮银约250万两，十一年（1672）约为1800万两，十二年（1673）增加到约2100万两。每年积贮银数的差额，是征收额与支出额的差额，对康熙六年至十二年之间的差额加以平均来看的话，每年大约有300万两的银从流通中被抽取出来，贮藏到户部银库内。这意味着国内白银流通量的减少，导致白银不足和物价低落。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江南独有的要因，比如江南的重赋问题从明代以来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但在其他地区有关康熙初年纳税困难的记载也不胜枚举，赋役负担的增加是全国性的现象。(www.xing528.com)

关于江南以外地区的田价变动，史料不多，在这里依据赵樵岗（Kang Chao）作的统计图示徽州的田价变动（参见图6）。因为赵樵岗的数据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平均，所以按年变化并不清楚，但与上述江南的情况没有龃龉。当然在战乱极其荒废的地区（比如四川），其情况应该与江南有所不同。

图6　徽州的田价（单位：两）

资料来源：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0.

格兰对清初国内投资动向的解释，除了与实际资料有所矛盾以外，还有关于当时投资行动的抉择引起如下疑问：

（1）如果像他主张那样，战乱后的工资上升和地租减少是富家避开土地投资的原因的话，顺治年间的经济繁荣和土地热潮为何发生？

（2）如果像他主张，富家的货币贮藏是物价低落的主要原因，那么富家手里应该有丰富的货币。在明代后期，由于赋役过重，也有富家避开土地投资的现象。但在明末，富家把自己的货币积极投资于城市不动产和商业、高利贷等，因此城市经济繁荣异常，与农村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明末人关于城市的繁荣、奢侈的记载不胜枚举。与此不同，在康熙谷贱时期的士人专门指出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全盘萧条，例如，“天下货物之多而美，莫不共推苏杭江宁广东福建等处（略）今则（略）江浙闽广之人，无论大家小户，个个诉穷”“当今之世，无人不穷（略）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等等。为什么康熙年间的富家没有寻找多样投资对象，而要专门贮藏货币，导致全盘萧条呢？

把白银流入的问题和国内投资的问题总结起来，格兰对“康熙萧条”的看法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康熙萧条”还可认为是以海外贸易的减少和财政紧缩政策为原因的比较典型的“银荒”型经济萧条。下面笔者将讨论“道光萧条”的特点，与“康熙萧条”进行简单的比较。因为笔者关于道光时期的经济没有做过实证性研究，所以以下的比较包括许多假设性论点，但将暂时提出粗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