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中国经济基本规律及问题探讨

作为一代大师，吴老为什么如此重视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原因何在？值得思考。

对于传统经济对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历来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据个人所知，这些意见中最主要的大致可以认为有两点：一是新式大机器生产的生产力要远远超过传统生产，故后者被消灭以至淘汰是历史必然。二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在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中的经济联系、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传统经济的落后都毋庸置疑。它无论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有多么大的作用，但对历史发展和进步而言，被消灭当然也是必然。

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笔者仍难免疑问：大机器工业的生产力当然比手工业大得多，就像人走路速度完全不能和汽车、飞机相比一样，这是儿童都知道的，为何像吴老这样的大学者还要强调传统因素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疑，论证这个大问题非本文所能。这里只能就两者关系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即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略谈浅见。

对该问题的“标准解释”表述大意如下：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体现之一。它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也是阻碍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作为“自然经济”主要代表者之一，“农民家庭手工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保守、落后、生产效率极低。无须仔细思考，人们就会觉得，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竞争时，会遭致惨败和被淘汰的命运。因此，在解释中国近代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与现代纺织工厂竞争的命运和后果时，如下说法会轻易建立其统治地位：“机器工厂的生产率是手工的80倍，因此洋纱（机纱）首先取代了土纱，完成农家手纺织业瓦解的第一步。尽管农民会利用洋纱织布顽强抵抗，但机器织布效率仍然较手工高出4倍，最后也不可避免地被淘汰。”这种说法和其灌输的理念，以生产效率为传统手工业最终被消灭的根本原因，至今仍然在各种教科书和专著中被奉为“经典”式的金科玉律，很少有人去质疑其正确性。

个人认为，如果从长时段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上看，近代中国手工业有不同类型，它们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其中确实有相当部门被机器生产所打败和消灭，但也有部分手工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农村手工织布业。南通以及河北的高阳、山东的潍县等一批近代主要土布产区的发展史表明，与其说洋纱取代土纱是自然经济瓦解、小农家庭纺织业被破坏的第一步，勿宁说，这是经过改进的、将传统优势与现代工业优势相结合的新式农家纺织业，是它在商品市场上局部取代旧式纺织业的结果与体现。它表明的不是农民家庭纺织业不可避免的解体趋势，而是相反，它显现出了农民家庭手工业完全可能与新生产方式融合，迸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

对于机器与手工生产效率问题应该如何比较，吴老其实早已进行过精辟分析，他针对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关系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又常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梯。甲午战争后，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工业，它们在国外已是机器大生产，引入中国后，却变成了手工业。这并不是中国人习于落后，也不完全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例如针织业，20世纪初，上海一部美式电力织袜机约售900两，一台德式手摇织袜机约售80两。电力机与手摇机的产出比率约为6：1，而资本投入比例为11：1，在当时的市场下，手摇机具有较大资本边际效益，工场手工业便是最佳生产规模。”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棉织业和丝织业，由投梭机到手拉机，再到足踏铁轮机以至足踏自动提花机，这种手工厂，就足以和机器大工业竞争了……更可引人深思的是，上述这些手拉机、铁轮机、提花机、皮辊轧花车等等，原来都是来自日本，后由中国仿造。那么，在已经有了英美式的机器纺织厂后，日本人为何还费力去研制这些手工器械，难道专为销往中国吗？不，原来日本的工业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7]

这里，吴老用资本边际效益概念，解释了日本和中国用手工器械代替动力机器生产，终能在市场中取胜的道理。据我了解，资本的边际效益，是由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决定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下，生产要素的禀赋和比例都会不同，在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与欧美工业化国家显有差别，由此造成人工加上改良机械的生产效益明显胜过由资本主导的动力机器。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解释：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吴老曾介绍过日本学者将帕累托关于选择商品的无差异曲线理论用于二元经济，提出生产的无差异曲线的观点。在这个曲线上，资本与劳动力两要素的不同配合可以获得同一的经济效益。吴老针对中国说，“近代化企业需要较大资本，工场手工业需要较多劳力，按不同情况，两者并用，即可形成无差异曲线的生产”。^[8]

由此看来，用劳动生产率或单位产量高低这样的单一因素解释土布一定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洋布取代，至少不够全面。这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表面现象。而吴老的资本边际效益的分析，至少考虑到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生产要素构成比例、生产要素价格及其形成基础，以及与之竞争的国家的相应要素价格等多种因素。需要强调的是，吴老的分析除了运用由相关因素构成的经济学概念外，还有更为根本的理论背景和素养，即把握至少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的历史土壤、当时的时代环境以及历史与当时变化之间的联系。没有这方面的把握并上升到相应的对其基本特征乃至规律性的认识，资本边际效益只是一个抽象的干巴巴的经济学概念，绝难洞察问题之本质，做出有血有肉的切合实际的分析。(www.xing528.com)

以上，仅涉及洋货—土货竞争问题的经济层面，分析还远未到位。吴老对工农结合为一体的小农经济的分析，还须放在更深远的眼光下即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总结出的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角度去认识才更便于理解，这就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对小农家庭的“工农结合”传统，还应该并且必须考虑它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考虑它对就业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吴老在对此问题的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将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加以比较。他认为，传统产业的最大效果是在就业方面。直到1935年，日本农林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下降，而“在来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加，所占全部就业人的比重也增加，也就是说，近代化过程中农业释放的劳动力不能全部转入近代化产业，而需要由传统经济吸收。1920年日本近代工业就业人口为172.3万人，但“在来工业”179.1万人，“新在来工业”94.9万人，即手工业占61.4%。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工业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同时手工业逐步电力化、机器化；日本工业的结构也转入现代化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并行发展上。原来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大企业多行多班制，而将一些工序和零配件制造转包给中小企业，二次大战后，中小企业又对日本经济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中小企业白皮书》称：“实际上它们在支撑我国经济基础的同时占有核心地位。”^[9]

这就是说，传统农村产业在中国转型中的兴衰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不仅要看到生产率高低，也要看到生产效益大小，还要分析其经济以外的社会效益，其中包括是否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生存改善。应该从中国整体国情出发，从如何才能真正有利于“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更优化”的视野来考虑问题。

正是具有历史的长期和多方位视角，才能形成中国的近代化必须高度重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维。也只有具有这种思维，才可能较好地分析以至在整体上把握传统农业手工业和现代工业的产品竞争与互补的不利与有利因素等问题。这在吴老的一段话中已可说明，“从缫丝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还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即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广大农村经济相结合。在当时，中国要走日本的或今天亚洲‘四小龙’的那种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是不现实的，工业的原料和市场都是在农村”“在南通，由张謇创建的，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人或讥之为地方主义或封建割据，其实，它那包括农业在内的十几家实业公司都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是建立在大工业资本之上的。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的区域或乡土经济发展路线，不失为中国式的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10]

为进一步说明吴老晚年的传统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思想，我们简要评述吴老与方行先生的几封信件。

1. 从小农经济的研究说起。吴老在2004年10月与方行先生的一则通信中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形成、发展以至解体，与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论、家庭观念、多子继承，以及国家巩固自耕农的政策，榷关制度等等，都是分不开的。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从经济学方面转入社会学方面，加上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当然都需要实证），就大有可为了。说不定会多少修正原来的评价和结论”（“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这表明，（1）晚年吴老仍对小农家庭经济高度重视，认为有必要再行认真研究小农经济问题。（2）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小农经济这类复杂对象是不够的。

2. 吴老上述看法，绝非孤立或偶然，我认为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一个环节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吴老多年前就提出：有不同性质的商品，甚至有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方行先生进一步深化为价值规律的体现不同）。对小农的商品生产性质与“一般商品生产”加以区分，这个观点吴老不仅一直坚持且有所深化，所谓深化就是将它与小农经济的性质判断联系起来，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特点加以新认识。2004年11月他说，“问题又回到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回忆70年代末我们写中资史一卷时，徐新吾提出‘小农经济万恶论’，因为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当时我觉得过分了，改为‘自然经济的分解’^[11]……这以前，30年代，梁漱溟曾提出，小农经济工农结合很好，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当是在农村复兴中发展工业，工业与农业‘合作’生长。9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费孝通写了文章大加赞扬，说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工农结合在家庭转化为社会上的结合，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我同意费公的看法”。

3. 吴老在2004年说，“我的想法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必须利用传统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能动因素或积极因素。”这使我们回忆起，吴老早些年提出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特点的论断，是与他对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认识和定位密切相关的。早在1987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一文中，吴老就提出：“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本来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今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样。”他在高度肯定张謇基于农村家庭手织业和发展植棉基础上，成功促使大生纱厂发展的经验后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立足于本国大地的民族工业和相应的教育文化，是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的”。1991年《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文章中，吴老又再次强调指出：“近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仍能对工业建设做出贡献……是因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

4. 吴老在1990年至2004年间多次提到对小农经济性质（主要表现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生产）和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问题，并涉及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认识和把握社会分工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学界认识殊不一致，这里不能详述。但近若干年来，此类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方行先生在多篇论文中运用社会分工的观念分析了问题，“加州学派”提出的“斯密动力”对中国机器工业之前时代的经济发展作用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数次重点讨论了吴老的“没有分工的市场”观点。学者们的不同见解和争论，至少表明了此问题的重要，以及深化研究它的巨大空间。这的确不是一个无关大局的支节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把握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规律。

吴老数次指出，“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12]“我国不是一个海上国家，工业发展必须以国内农业为基础”“我国的工业化应当是建立在工农协调发展的基础上”^[13]。这些论断，都可以说是吴老从中国历史演变的长期和整体角度出发，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基本特点乃至规律的整体历史观的体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