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代理成本？穷庙富方丈的教训告诉你！

从前有座寺庙，整个庙宇年久失修，破破烂烂，住持老僧也是衣衫褴褛，一副苦行僧的模样。在香客的眼里，老僧天天暮鼓晨钟地吃斋念佛，煞是敬业。大家看其人穷志坚，倒也经常到寺庙布施，万万没想到老僧居然是个“两面人”，他把香客捐资修庙的钱全部据为己有，并偷偷地埋在后山上。终于有一天老僧乘人不备，把积攒的钱席卷一空不辞而别了。于是众人惊呼上当，也就有了“穷庙富方丈”之说。

“穷庙富方丈”现象揭示的是经济学中研究的一个现实中普遍存在同时又较难解决的问题：委托—代理关系。问题难就难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并非完全重合，且彼此间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可能像代理人那样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相关信息，代理人就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背叛委托人的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

比如我省吃俭用，用半生的积蓄好不容易买了房，后面找了一个装修队帮我装修，假设签好合约规定装修费为50万元。通过支付装修费，我租借了装修队里的所有成员的装修技能，包括水电工、木匠、砖瓦匠、油漆工等。

但即使有白纸黑字的合同在那里，作为房主的我还是会面临一个监督难的问题。因为我不是装修专业人士，而且施工队装修时我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现场。对于装修队来说，他们装修的不是自己家的房子，因此在这个雇用关系中，主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有冲突的地方。对于主人来说，追求的利益是用最好和最健康的材料，完成最漂亮和最耐久的装修。而对于装修队来说，追求的利益是花最小的成本、最快的时间把这笔钱赚了以后去做下一家装修生意。两者利益冲突的地方在于代理人（施工队）用的材料越好，花的精力越大，他们能够赚的利润越小。所以他们在不被主人发现的情况下，可能会偷工减料，用较次的材料进行装修。生活中类似装修的例子绝不限于个例，事实上在各种经济活动和价值交换过程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利益错配。

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企业对各方面专业知识及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初始投资者在力不从心之余，开始外聘企业管理者来管理企业。而这种现象进一步带来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而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治理公司。特别是在欧美等成熟的市场，大公司股权分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就导致基本上没有一个股东能决定公司所有事项，因此，就更加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治理公司。这既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也是股东相互妥协的结果。

按理说，职业经理人应该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制定决策，但事实并非完全这样，职业经理人经常和股东并不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而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比如，股东往往追求公司可持续发展，但职业经理人为了自己的口碑和前途，会选择先顾好公司眼前发展。因此，职业经理人在制定决策时，如果两者冲突，他们会优先制定有利于自己而不是股东的决策。并且，职业经理人可能会偷懒，疏于公司治理，从而导致股东利益受损。

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曾经用翔实的调查数据，证明经纪人在交易中通常不会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尽全力。在美国的房地产交易中，房地产经纪人为委托人卖掉一所房子的佣金一般是1.5%，出售房屋的价格越高，经纪人得到的佣金也会越多。可事实上，佣金往往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经纪人通常不会将房子的价格最大化。假如出售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经纪人所得到的佣金应是4500美元。可如果说经纪人只要再努力一下，多一点耐心，就可以把房屋的价格提高到31万美元。这多出的1万美元中，委托人赚9850美元，经纪人赚150美元，经纪人是否愿意为了得到150美元而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一份综合了芝加哥郊区将近10万笔房屋交易记录的资料表明（在这些房屋当中，有大约3000所是属于经纪人本人所有的），当房地产经纪人在销售自己的房屋时，将房屋保留在市场上的时间通常比一般时间长10天，房屋售价通常也会高出3%，即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售价通常会多出1万美元左右。即当出售自己的房屋时，经纪人通常会有耐心等到最高的报价；而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经纪人很可能会急于接受自己收到的第一个合理价格，并希望尽快达成交易，因为把委托人的房屋多卖1万美元，他所得到的份额只有150美元，这样的数目显然不值得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类似现象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曾屡屡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篇章。在经历了改革的阵痛之后，国有企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有企业的活力得到了极大增强。然而，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并未得到彻底根除，经济效率仍然有待提高，其中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便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原因。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全民行使资产所有权职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的财产，全体人民都是它的主人。但是，这里的主人是抽象的全民，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全体人民不可能亲自去经营管理这些企业，于是由政府部门代表全民行使对企业的所有者权利，政府部门当然也不能直接去经营企业，又得选派企业领导人来经营管理，这就形成了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www.xing528.com)

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十分棘手的关系，由于委托的链条太长，代理的环节过多，彼此的制衡有时候很难生效，企业的效率难以提高。作为国企领导人，是多个层面“大利益”的代表，理所当然要对国家、股东和社会负起应尽责任，一心为公，促进企业效益最大化，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但事实与理想状态总有一定的出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企老总出差往往会选择比较贵而舒适的飞机而不去考虑节省公司的开支；国企的销售代表会对某个客户给予格外关照，或许是背地里接受了客户给予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提高公司的销售额。“厂长有跳槽的，没有跳楼的；老板有跳楼的，没有跳槽的”，这种调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国企所有者缺位的一种印证。

加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一般是由政府任命，并有任职期限，这使得有些国有企业经营者把主要心思放在“先经营领导，再经营企业”，甚至是“经营领导为主，经营企业为辅”上。经营者首选目标的错位，致使企业资产运作低效，管理混乱，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目标的错位还易使企业经营者私欲膨胀，权力寻租，道德堕落，贪污腐败大量滋生。尤其是经营者对自身任期容易预估，因而在任期将尽、升职无望时可能加剧机会主义行为。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委托代理中的监督和激励这个难题，近年来在国企内部出现过这边企业业绩下滑，那边公司高管涨薪的反常现象，一些国企领导人的腐败问题颇为严重，“59岁”现象十分突出，“穷庙富方丈”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如何保证职业经理人按照股东的长远利益行事？股东如何能有效地控制职业经理人？这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颇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设计一项机制，这项机制既能保证职业经理人对公司的有效治理，又能保障股东利益。

经过不懈研究和努力探索，现在公认的有三项举措对实现公司有效治理最为明显，它们分别是股权激励、独立董事和两职分离。所谓的股权激励就是授予职业经理人部分股权，使其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职业经理人一旦有了股权，自己也是股东，他们在做决策时就会考虑自己作为股东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循着这个思路，现代很多大公司应对代理人问题的主要手段是直接给职业经理公司股票或公司股票期权，将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和公司的股票价格挂钩起来。比如公司授予公司经理股票期权，目前公司的股价是每股3元，允许经理在3年后以每股5元的价格购买100万股股票。假设经理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了3年，在任期间业绩突出，把公司的股价在第3年末带到了每股10元。根据股票期权，经理可以按约定以每股5元的价格购买100万股股票。在购买了之后，经理随即以当前每股10元价格出售这些股票变现。这样，这位经理总共将赚500万元。

股票期权背后的逻辑就是：如果经理人有了很多公司股票，那么经理在激励的作用下会着眼长远发展，更努力地工作，提高公司的股价或公司的价值，而不是把自己纯粹当作一个可以随时向后转的打工仔。

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深刻。他曾经说过：在生意和投资上要想成功，你需要把自己和公司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巴菲特自己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作为伯克西哈撒韦公司的主席，每年的薪水是10万美元。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一家公司来说，10万美元的薪水更多属于象征意义，巴菲特主要的资产都在公司股票里，他的收入也主要来自于公司股票的增值。这样的安排就能在最大程度上绑定主人（公司股东）和代理人（作为经理人的巴菲特）的利益，真正做到荣辱与共。利益绑定原则的适用性非常广泛，可以跨越任何行业和不同领域。只有确保利益绑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代理人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的利益。

如何加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制约，让代理人不会利用委托人的资源为自己谋私利，这是防治公司内部腐败的根本所在。监督特别是外部监督是解决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种种弊病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董事会既是公司的决策机构，也负有监督职能。董事会内部当然可以让大股东来当董事履行监督职能，同时还可以通过设置独立董事，委派有经验的专家来监督高层的决策。所谓独立董事是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董事。独立董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立性、专业性，设置目的就是摆脱利益的羁绊，减少内部人控制，防止董事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也就是说，独立董事肩负着在董事会内部对大股东进行监督和制衡、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增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职责。

最后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两职分离，让董事长和总经理/CEO分别由两个人担任，彼此相互制衡相互监督，防止权力滥用，避免以往一人由于权力过大，而出现“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办事一挥手”的现象。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说白了就是“制衡”，要在内部通过合理分权创造一种互相平衡的生态，使客户与公司、员工与公司、员工与员工、员工与老板、股东与股东等实现相互制衡、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司治理，也才会有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各方利益主体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