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国际协议的监督和追责

在冷战后期的几十年里，作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就管控核武器的条约进行过很多次谈判，也使军备控制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9。当时，政策圈对有关军备控制的问题了解得很充分，并且经常进行范围广泛得多的讨论。人为核灾难的可能性已经成为埋藏在人类思想深处的梦魇，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彻底爆发，形成一股强大的流行文化。

1983年6月4日，被核风险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里根总统乘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郊外的戴维营，随身带了一摞军备控制的机密文件。当晚，阿巴拉契亚的暴风雨席卷而来，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在小屋里安顿下来，准备看一部电影，这是这位老电影明星在两届总统任期内计划观看的363部电影之一10。这部名叫《战争游戏》的新电影11在前一天刚刚首映，电影的一位编剧为总统安排了这场放映。

这部惊悚片的主角是一个十几岁的黑客，他从黑进高中学校的计算机修改自己的成绩开始，一路误打误撞，最后黑进了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的超级计算机，并几乎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冷战故事吓到了三军总司令大人。两天后，在白宫举行的高层会议上，里根总统询问是否有人看过这部电影。面对众人一脸茫然的神情，他详细描述了故事情节，然后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情节是否合理12。那次谈话引发了一连串决定，导致联邦政府首次涉足网络安全。这次是生活源自艺术，《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的通过就有这部电影的部分功劳，而电影中描述的黑客行为也被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13。

《战争游戏》加剧了那个时代的人对核武器和科学技术的不安心理。当时，个人电脑还是一种新生设备，大多被业余爱好者藏在自己的卧室里。然而这部电影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拍摄于36年前的《战争游戏》，现在看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从电影主题来看，它不仅反映了公众对于计算机的脆弱性、战争威胁以及机器摆脱人类控制的前景的担忧，而且还点到了外交战胜战争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NORAD的超级计算机上，它用玩井字游戏的感悟来形容核战争带来的破坏，说出了让电影得到最终升华的那句台词：“一个奇怪的游戏。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不去玩它。”

冷战结束以后，军控问题在许多方面已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整整一代军控专家走下舞台，了解这些问题的公众也越来越少。2018年，我们再次以史为鉴。正如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形容的那样，目前已没有冷战，只有热和平14。是时候重拾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数十年核武器谈判积累的经验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让我们知道需要去做哪些必要工作。毕竟，在1945年日本吃了两颗原子弹之后，世界已经在核冲突的阴影下维持了将近75年的和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其间各国政府经历了重重挑战，一路行来不时有山重水复，迂回曲折，为我们带来了诸多教训。

其中一个教训来自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在1949年共同制定《日内瓦第四公约》时所付出的努力。最后形成的公约不是强调对特定武器的禁止和限制，而是更加注重限制政府如何参与军事冲突。根据其规定，政府不能蓄意以平民为目标，采取造成不成比例的平民伤亡的行动，或使用超出其军事价值的造成额外伤害的武器15。有趣的是，1949年公约的推动者不是某一个政府，而是国际红十字会，它一直在公约的执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16。(www.xing528.com)

《日内瓦公约》用一种重要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可用于军备控制本身的经验教训。限制特定武器的数量或性能，或者控制它们的使用方式，通常比试图完全禁止它们来得更现实。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如果一种武器被认为是恐怖的，但是用处不大，那么禁令很可能会成功。如果一种武器在战场上具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禁令就不太可能奏效，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可怕。”17

军控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之一。不过按照冷战即将结束时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控制武器达成协议，让武器失去用武之地——与完全消除武器截然不同——“可能，最后证明，效果更好，如果单从它成功前景更大的角度来说”18。也许这是一个思路，与其他任何思路一样，可以推动国际法律专家努力制定限制网络武器使用方式的国际规范19。

另一个在军控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教训也同样适用：各国政府有时会设法避开国际协议，因此如果可能，需要有效的方法来监督协议遵守情况，并追究违约者的责任。这直接点明了控制网络武器所面临的一项最大挑战。各国政府不仅认为网络武器有用，而且特别容易使用，可以躲避侦察。正如《纽约时报》的大卫·桑格所说，不幸的是，这使它们成为“完美的武器”20。

这就表明，增强找出发起网络攻击的国家的能力，在发生此类攻击时形成集体应对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正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发展此类应对能力，从响应性回击到包括制裁在内的更传统的外交手段，不一而足。但是，不管形式如何，只有在违反了哪些国际规则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就谁应对攻击负责形成多边共识，这些协议才可能对网络稳定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当这些新武器被释放到公司拥有和运营的数据中心、电缆和设备上时，在首先判定攻击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的，很可能是来自私营部门的信息21。

所有这些都表明国际外交的重要性仍然存在。当我们思考新一代的外交挑战时，外交工具箱中有了一些新工具。丹麦外交部长指出，科技公司已经成为某种形式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一个新机遇。虽然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有其局限性，但它强调了一个关键机会。如果我们的公司像国家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打造我们自己的国际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