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各地交流，更多是以海洋贸易为主，无论是官方朝贡，抑或私人出洋，实践的是商品的互通有无。尤其是中国在很早时期就已经有了对东南亚商品的需求。这更是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商品价值得到提升，使当地人民获利丰厚。
例如，中国与室利佛逝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主要是市舶贸易。与官方贸易相比，民间商业贸易活动在规模、品种数量和频次上都要远超之，更能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两国统治阶层有良好的接触后，贸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得到了保障，民间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早在8世纪，福建南部和东南亚各民族之间就已展开了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与此同时，中国人在贸易过程中不断侨居印尼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也分享着室利佛逝的海洋贸易经济活动。前述《西山杂志》记载闽商前往渤泥的远航和贸易活动，为泉州和渤泥之间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而印尼群岛东部的马鲁古群岛，由于盛产胡椒、丁香等香料，闽商早已前往贸易。《岛夷志略》中称文老古，每岁有“唐舶贩其地”。[27]《异域志》上卷载，爪哇长期都和中国“为商往来不绝”。《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由泉州吴宅港开赴古里地间（今帝汶岛）的盛况云：“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
商贸往来，带来了大量中国商品，如丝绸纸品、瓷器、金银器皿大量输入其国。这些物品丰富了他们物质的享用，也作为他们进一步交易的媒介，“番商兴贩（指三佛齐国商人），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等博易。”而三佛齐出产的香药和土产，有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等，而从大食、印度运来的货物，如珍珠、乳香、蔷薇露、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香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也皆于此汇集，复运我国广州、泉州。[28]值得注意的是，《诸蕃志》列举室利佛逝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中，除了金银和瓷器等手工业品之外，还有大米。而中国其他的记载也提到宋时中国商船载运大盈的大米，“贩入诸蕃”。很可能中国出口的大米大部分是销往三佛齐的。[29]这些商品对改善当地人民经济生活有着突出帮助。
作为南海交通中心和贸易总汇的三佛齐，经商获利丰厚，吸引着很多泉州商人前往。如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甲志》卷七“岛上妇人”条曾记载：“泉州僧本俺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落焦上，一舟尽溺，此人独得一木，浮水二日，漂至一岛。……一日叙步至海际。适有舟底岸，亦泉人以风羡至者，仍以相识。” [30]这也表明当时有商人往三佛齐经商的例证。又如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立的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载，12世纪间，“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 ……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确”。 [31]同时，也有许多慕利而来的海丝国家商人到中国来经商。如到10世纪初，福建已有三佛齐人侨居，蒲诃粟以侨商和贡使两重身份，往返于福建和三佛齐之间，由于贡奉有功，被唐朝授予“宁远将军”的中国官衔。[32]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位于今越南中部沿海的占城。1166年，有一位名为陈应的闽商纲首，即商人头目，率领了五艘帆船与占城当地商民市易。这支贸易船队于翌年返回福建，船上除了满载着乳香和象牙之外，还有一个占城国王派遣的朝贡使团。之后不久，又有两批闽南商人，分别由吴兵和陈应祥带领，前往占城经商贸易。[33]
闽商在万丹一带从事的商业活动，不仅实现了岛际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使当地的各种供应中国需要的产业获得发展。在这里，华商从1635年以来就一直从事于制糖业，1636年便有白糖输入巴达维亚。而巴达维亚的华商容观（Jan Kong）所经营的制糖业也在不断发展。[34]因此，168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击败它的万丹竞争对手后，遂鼓励华侨在爪哇北海岸地区扩大甘蔗种植面积，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把蔗糖出口到日本、中国和欧洲等地。[35](www.xing528.com)
17 世纪中期前后到 18 世纪末，作为越南海外贸易中最具影响力的外商群体，闽商主导了越南与日本、中国及东南亚的贸易。他们在越南的各条对外贸易线上颇为活跃，是经营越南海外贸易最重要的群体，在沟通越南与其他东南亚地区经济联系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参与越南海外贸易的各华商群体共同推动了越南融入远东海洋贸易体系的进程。[36]在暹罗，闽商深为王室所倚重。为此，暹罗王把王室商业委托他们经营。因而，在中日、中暹以及参与马六甲港口的国际海洋贸易活动中，闽籍华商扮演中间经纪人的重要角色。据《增补华夷通商考》载：太（大）泥、六崑（坤）、满剌加、潘丹（万丹）等地并不直接与日本贸易，而是由若干闽籍华商从中代理贸易。由此推知国内海商赴南洋各地，大概是直接与侨商进行买卖。[37]
依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研究，中国移民是安汶市民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了。他们在安汶供应布料，运走很多金钱，不过中国人的存在，对安汶岛开具居民的生活说来，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因素，并且他们的纳税，也已构成政厅重要财源之一，不能贸然加以限制了。[38]在加里曼丹，英荷侵略者想破坏闽商与加里曼丹之间友好商业关系，但也不能得逞。正如1721年罗吉威恩承认的那样，华商在加里曼丹商业上的优势，据他看来：“在葡萄牙人未发现好望角的航线以前，中国人早已控制了岛上的全部商业；因为欧洲人又不想在岛上长期居住下去，更使得全部商业完全落在他们手中。除去马辰之外，中国人也居住在三发、喃吧哇（Mampawa）等处。在这些地方他们贩卖丝绸、花布和其他中国与日本的货物来供应当地居民的需要”。[39]19世纪下半期，漳泉商人已经成功控制了华商的出入口贸易。
长期海洋贸易的结果，促进了中国与闽籍华商居住地之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例如福建、浙江瓷业的大发展，显然就与元代泉州、温州等对外海洋贸易的繁盛有关。丝绸对印尼等国的畅销，使元代丝织业扩大了规模，并且从印尼输入的苏木紫矿中，又获得了重要的染料，进一步地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印尼进口的硫磺，则成为元代制造火器的重要原料。中国陶瓷虽享誉世界，但东南亚地区出产的一些特殊材料，却也为中国陶瓷品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例如，在郑和出使东南亚时，从苏门答腊、槟榔屿带回了苏泥、勃青；从文莱、苏门答腊带回了紫啡、胭脂石等，它们都是明代制作多彩瓷器的重要原料。
与此同时，当地人民亦已经采用来自中国的陶器和碗碟。由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许多爪哇王的后裔做了财主，贵族也做了商人，航业进步，经营方面得到新的方法。许多人经营土产，输出到中国，使中国爪哇两方面得到利益。 [40]国家关税收入益多，国家日益富裕起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