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四象限功能的特征简析

（一）土地的经济功能

土地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展，土地市场的发展进而促进土地经济功能的实现。土地市场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带动土地市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会使得就业和房地产市场的产量增加，并相应地提高工资和房地产租金。当租金上涨带来地价上涨时，更多的农地和其他用地会转为建设用地，形成新增土地供给，因此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地价上涨并加大土地供应量。另一方面，土地市场的发展也会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当土地供应量加大带动房地产市场的产出增加时，房地产租金下降。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市场的成本下降，产量增加。因此，土地供应加大会使得总产出市场产量增加。中国的土地市场可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个不同市场的经济功能并不相同（图5.4）。

图5.4　土地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王青，2007）

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市场，土地一级市场中有相当部分的土地供应量是新增建设用地，而这些新增建设用地又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农地的征收或征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土地一级市场运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农地非农化行为产生的（左翔、殷醒民，2013）。农地非农化的直接影响就是建设用地禀赋的增加，因此土地一级市场运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就是通过建设用地的增加实现的。此外，在农地非农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以及投资规模的追加也将是必然趋势。这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的参与率，也将扩大资本的投入规模，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土地二级市场的运行是建立在一级市场运行的基础上的，由于通过土地一级市场形成的存量建设用地是土地二级市场运行的主要来源，因此，土地二级市场的运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离不开土地一级市场的运行。总体来看，土地二级市场作为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配置的一种机制，其运行和发展的直接效果就是建设用地结构的改变，而驱动这一结构变化的动力就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卢为民，2015）。也就是说，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必然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否实现也需要土地利用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土地二级市场的运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也正是由于其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必需的用地调整前提。在此基础上，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得以促进土地、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进一步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上述土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运行，主要是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来分析的。由于我国土地市场运行起步较晚、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市场化进程仍在推进之中，因此市场成熟度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将十分明显。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市场化程度提升的直接影响就是土地真实价值的进一步显现和供需信息的更确切表达，这将有利于促进对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这里的土地集约利用涵盖了两方面内容，即对土地的高强度投入和高效益产出，具体包括对土地的节约高效利用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和资本的集中高效投入，所有这些也将有助于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二）土地的政治功能

土地是立国之本和国家存在的空间载体，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家管子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意思是说，土地是社会一切关系的枢纽和根本，土地正了社会就正了。政治进步的基本条件便是先要把土地管理妥当。事实上，自从有了国家和私有制，土地就显示出极其巨大的政治功能。无论人们对政治本质做何种理解，土地的政治功能都是毋庸置疑的。能否解决好土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改革的成败，而政治体制又决定了土地问题解决的根本性方向。从实然分析的角度看，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就一直会存在矛盾。为了使个人利益的发展不危及共同利益的实现，就需要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或调整。权力便成为这个限制或调整的一种必备工具，也是政治生态中最高、最严格和最有效的手段。自从19世纪自由市场的社会体制得以建立以来，经济竞争成为通行法则，自私自利充分展现，人的行为合理性由商业利润、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来衡量，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土地利用出现了大量噩梦般的外部性问题。诸如，土地退化加剧，热带森林加速消失，土地污染事件层出不穷，饥荒频频发生，土地财富分配不均不断激化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土地利用和资源配置在整体上的无政府状态，反过来降低了个体收益，并危及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这种根本利益，对土地利用和资源配置采取集体行动的呼声和要求日益强烈，人们开始把目光和希望转向作为集体行动决策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身上，作为政府行为的土地利用规划便应运而生，土地规划就被确定为一项对抗市场的政治行为（吴次芳，等，2014）。

今日世界，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变化和区域发展（PRED）已成为人类最大的共同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多与土地利用密切联系。据研究，在英国，以土地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不动产价值约占其总财富的3/4，俄罗斯的土地资产占国民财富的60％，日本全部土地的市场价值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22倍。如何合理分配土地财富，是公共领域面临的重大难题。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很多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70％～80％来源于不动产税收。“居者有其屋”，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人类文明才能延续，社会发展才会和谐，人们才会安居乐业。而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是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而所有这些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又都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难怪克林顿在任职期间有18％的工作时间，用于处理土地和城市开发事务。在当代社会，土地愈加突显出生态政治、环境政治、资源政治、财富政治、社会政治和地球政治的多种功能。几乎可以说，研究土地制度改革只考虑经济效率，而不首先考虑政治目标和社会安全，可能是一种本末倒置。(www.xing528.com)

（三）土地的社会功能

土地容纳了多种生物，土地也创造了很多特色人文景观，担负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责任。所以，土地资源不只是自然层面的资源，同样也是社会层面的人文资源。土地开发利用一定要实现社会公平，只有公平才能实现通过土地开发利用获取理想的社会普惠。说到社会公平，即为关联到的土地开发利用与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性、科学性的关联探索，此为土地社会功能的具体内容。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孔祥芹，2015）：第一个为代内公平，重点突出在地区内或差异地区、差异部门间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保障所有成员、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具备均等机会与权力来开发利用土地。第二个为代际公平，重点突出这代人在开发利用土地时，不会对后代使用土地的机会产生阻碍，保证各代人在使用土地资源上拥有均等的处分权与收益权及使用权等，获取全球利益的理想化。第三个为生态公平，重点突出公平是任何生物的一种平等，主要体现在人地体系中人与非生物、生物间的一种均等，土地开发利用以确保生态系统高效、平稳、正常运作。第四个为逻辑思维的修补公平，即需要在事情发生期间或事情出现后采取紧急应对方案，将破坏损失降低，为土地系统提供一定的补偿，所以采用修补方法。

土地也承载着社会文化的功能。土地的社会文化是针对土地观念、知识与信仰及体现在土地活动中的土地行为方式和习惯等，对土地活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驱动和导向功能。土地的社会文化功能会对人类的土地行为与土地需求产生影响，对土地利用模式、土地利用结构、经济规模产生影响。人类土地行为方式的形成、在不同因素下实施的土地行为方案的确定、土地活动评价都与土地伦理文化有密切关联。当前社会属于文明社会，人类选择的土地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行为方式，而是拥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行为方式，土地在经济层面不仅拥有使用价值，在文化层面也有非常高的价值体现（叶雷，2009）。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与人类整体素养提高的基础上，人类的土地活动不只是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而是注重土地活动的文化审美与品位，体现文化价值，人类会转变土地活动传统观念，提高土地活动自身文化的含金量，扩充土地文化附加功能，不断加快土地经济与文化间的互动，最终实现土地经济与文化的高速发展。土地的社会文化功能有利于推动劳动人员素养的提升，为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这不只是土地生产关系的反映，也是土地自身主动性的体现。另外，土地的社会文化功能具备教化性，能对人们的土地开发理念、途径、方式、方法进行指导，进而提高人们整体的素养水平。土地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对人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所有人出生于先他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在每个人来到此世界时，文化就会一直影响着他，同时也会与他的成长相伴。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习俗、工具、信仰等。

（四）土地的伦理功能

中国在土地伦理方面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文明发展时期，人们对土地充满了崇拜与敬畏之意；进入农业文明时期，土地主要集中在地主手中；发展到现代的生态文明时期，土地为广大民众所共有。土地伦理的发展进程直接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古代传统土地伦理是现代土地伦理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土地伦理的继承性必将被传承，但是这种继承不是全盘的吸收与肯定，而是一种扬弃。总之，中国古代土地伦理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其精华部分的存在，也不妨碍中国现代土地伦理对其优秀成分的继承，而且中国现代的土地伦理也只有从古代传统的土地伦理中汲取营养，才能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为人类所接受。

道德情感是土地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利奥波德指出：“我不能够想象出，在人对土地没有了热爱和感激后，人的道德情感能够体现出对土地的伦理关系。”土地伦理的进化是一个精神与道德同时发展的过程，当然，土地伦理学也不仅是一个道德情感问题，当伦理的边界从人进而推广到群体时，其精神内容也随之增加。土地伦理学的精神内容是指：“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道德情感同生命共同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与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是一致的，任何共同体的组织和结构都反映了该共同体的伦理原则问题。

土地伦理学将物质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其最高的好，其通常不会将道德地位直接存在于生物体存在物中。共同体自身的好，是明确其构成部分的相对价值的标准，是确定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尺度。所以，从土地伦理学来看，因为多样性会带来共同体的稳定，因而属于珍稀物种的个体，人类应该优先加以关怀，但是那些数量庞大、繁殖力强、遍布全球的物种所得到的道德关怀应该少于在自然经济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物种的道德关怀。土地伦理学将对道德的理解诠释为人对自然的某种同情，也许就是因为人的同情促使了利他、仁爱和美德的出现，促成了物种道德共同体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