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革命：从1500年到1650年的转变与挑战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这幅木版画^[33]上，为战争做好准备的骑士，恶魔和死神萦绕着整个乡村，揭示了早期近代欧洲的关键事实。战争以及伴随着的各种不幸是司空见惯的。欧洲大陆的战争时期要远多于和平时期。在16世纪和17世纪，连续不断的战争，带来了步兵、火器和大型军队的发展，以及战争其他新的特征和更长的持续时间。

王朝君主以本国贵族和独立的公国为代价，或巩固或扩展他们的领土主权。后者的抵抗常常受到邻近国家的支持，他们害怕对手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如哈布斯堡王朝试图要控制意大利半岛时引发了和法国的战争^[34]。依赖于封建征税的公国或小型的现代军事力量很容易成为拥有现代步兵与加农炮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行政能力也因为空位期以及无子女的王室联姻的结果而处于瘫痪状态。

欧洲近代早期战争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土地变化。从英格兰到东艾尔比亚（East Elbia），农民们反抗变身为奴，围绕着平民或领主们试图要恢复权利与特权，这些特权在黑死病之后勉强得以扩展。第三，当宗教革命和反宗教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后，宗教冲突随处可见。宗教似乎总是与地方反抗中央集权混杂在一起，如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与帝国体系分离联系在一起，如胡斯战争和荷兰革命；或者和社会对抗相联系，如农民起义（Bauernkrieg）。《奥格斯堡和约》（the Peace of Augsburg，1555）中所提出并被经常引用的“教随国定（culus regio，cius religio）”原则，不仅说明了帝王和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也说明了其宗教关系。第四，国际贸易上的冲突爆发成了战争，尽管这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那么多的战争中都起着导火线的作用。17世纪的三次英德战争以及众多的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冲突表明，战争在其他方式上变得有利可图了。最后，即便是西班牙在勒班托（Lepanto，1572）战役中取得胜利之后，土耳其在匈牙利和地中海构成的压力依旧存在^[35]。

新战争的结果是新技术的传播以及军事结构的根本变革。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新的技术与武器得以采用，中央组织进一步扩展。战争成为极为繁重的、政治敏感的财政负担。如工业革命一样，这些伟大的变革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出现的。西班牙基本上没有受到宪政国家的限制，在和奥斯曼人的战斗中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军队；奥地利面对土耳其的压力，试图保持帝国的完整性，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队；法国和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时用同样的方式面对哈布斯堡军队；而普鲁士之后也很快进行了改革。而孤立在海岛上的英格兰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主要依赖于地方军队。

作战技术和战争的要素以三种主要的方式发生变化：卓越的火器、功能专业化以及新式的防御工事。颗粒状的火药，加农炮铸造工艺的提高，以及校准的铁弹代替了不合适的铁与石头做成的弹药，使枪炮变得更加可靠，发射的速度更快。移动式加农炮在三十年战争时期由瑞典人引入，他们第一次将其配置给各个兵团^[36]。火绳钩枪和毛瑟枪的使用稳步增长，它们的数量到1600年几乎和长枪一样多，20年之后则是长枪的两倍。到了17世纪末期，刺刀的发明使步兵数量成为火枪手和长矛兵的两倍，让可敬的长矛兵黯然失色，就如长矛兵曾经让重骑兵黯然失色一样^[37]。16世纪时，手枪代替长矛成为骑兵的主要武器。

军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复杂。1550年时，军队里步兵、骑兵以及炮兵的比例相当，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38]。重型装备的骑兵被轻骑所代替，这些轻骑兵主要模仿威尼斯军队中的阿尔巴尼亚主宰手弩（stradioti），匈牙利的翼骑兵（hussars）以及后来德国雇佣军的黑骑士（schwarzreitern）。他们主要的战场策略就是骑着马半悬着迅速向敌方防线冲锋，跟随其后的手枪骑兵在他们退回到方阵尾端准备发动再次攻击时，进行射击^[39]。仓促忙乱的封建骑兵变得训练有素，并精心地采用各种战术。龙骑兵（dragoon）、骑士侦察以及散兵得到了发展，进一步使军事组织变得复杂化。即便是步兵也进行了专业分化：轻步兵，燧发枪手（fusilier），掷弹兵（grenadier）抑或坑道工兵^[40]。

军队被分解成更小的战术单位（tactical units），从3 000人的西班牙大方阵（tercios），到奥兰治的莫里斯的500人军团，再到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 Adolphus）更小的作战单位^[41]。这需要不断发展的灵活性以及火力，同样也需要更多的训练，来替代个人的英勇品质和自律——通常与骑士联系在一起的品质，个人融入方阵、分遣队或炮兵掩体之中，由有节奏的鼓声和指挥官的喊声所引导。部分地由于训练需要代价，军队慢慢地和季节性的军队——一般冬季来临时就会解散——相区别，他们变得越来越固定了。

火药的发展以及碎片化的战场显然使古老的城堡般的防御工事成为巨大的醒目的目标，轻易就可以被摧成碎石。必须发展出更为坚固的防御工事：武器和技术的提高，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御方面，很快就会带来其他相应的进展。那些由脆弱的石头筑成的高高围墙不见了，城镇模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市防御工事，把自己围绕在由泥土和砖块做成的矮墙之中，因此，这也被称为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42]。城镇的围墙是建筑上的奇迹，体现了科学知识的发展水平，使自身的回弹性（resilience）最大化、最大限度地防火，同时还能允许最多的火力从城墙里发射出去^[43]。

如同中世纪后期的改革一样，方法变革与技术变革在欧洲大陆——至少在从德国中部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大西洋沿岸那些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迅速传播。雇佣军从一个雇主转向另一个雇主，从一个王国到另一个王国，他们相互教授或学习新的破坏技术，更进一步加速了这种传播^[44]。

规模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近代早期欧洲军队第二个根本性的变化。这起源于当时人口的增长、财富的繁荣，新的方法以及士兵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数量要比质量来得更为重要：“骑兵被步兵所打败，这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14世纪70年代之后，既不依赖于士兵的质量，也与他们武器的精锐程度无关，而是在于他们的数量。一个政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动员每一个可以找到的男人，并让他武装起来。”^[45]规模的扩大与士兵的专业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的加强会引起另一方的需要，或者极大地促进另一方。另外，现代步兵的防御技术由士兵的数量所补偿。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方阵可以通过从多个方向进攻来进行化解^[46]。

三十年战争之初，帝国的军队数量有20 000人，而曼斯菲尔德（Mansfeld）所率领的新教徒反对者大约为12 000人。15年过后，华伦斯坦（Wallenstein）指挥着超过15 000人，其瑞典敌人的数量则更大^[47]。帕克（Parker）为我们省去了很多研究的时间，他收集了各种军队的实力数据，这些数据摘录在表3-1中。

表3-1　军队人数的增长（1470—1710）

Source：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206，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注：在接下来的一章里，在17世纪30年代关于瑞典军事力量的数据上，笔者并不同意帕克的数据，他可能把德国雇佣军的这一庞大的部分排除在外了。尽管如此，他的数据还是表明了军队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www.xing528.com)

这些人数主要来自军事承包商及其雇佣的新兵。瑞士的长矛兵离开他们贫穷落后的森林区，在很多军队中服役，尽管主要集中于法国军队中。德国的国土佣仆（Landsknechte）^[48]和黑骑士的数量比瑞士还要多，不过在战场上并不是他们的对手。苏格兰人、爱尔兰人、阿尔巴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也在这些混杂的军队中服役。征兵制度（Conscription）也会提供士兵，或者作为对雇佣军的补充，或是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在那些雇佣军不是那么可靠或者承包商侵吞公款的情况特别严重的地方尤其如此^[49]。

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近代早期的战争持续时间要比中世纪的大多数冲突更长。训练有素的步兵防御的优越性，往往让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就能决定胜负的情况成为历史。冲突的结果往往成为运用各种策略的长期战争，或是对有城墙城市的围攻^[50]。封建契约需要考虑时间长短与服役地点，由此限制了战争的长短，随着封建征兵重要性的下降，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君主不再受限于要迎合从私有领地获得战争开支的需要，他们可以进行的战争要比以前持续时间更长。只要他们可以从等级会议或者宪政的灰色地带中获得收入，战争就可以继续。但是那种形式的财政手段只能支持小型的现代化军队，大型的军队则会带来宪政冲突。

军队组织被用来训练长矛兵同步冲刺与防御、火绳枪手、炮兵操作并维护他们的武器、轻骑兵骑马半旋以及砍杀，所有的这些都需要相互配合，是在战场上精心的战术调遣^[51]。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军队中，新的士兵在参与西班牙前线的激战之前，先被派驻到意大利和北非的要塞，训练组织和程序由此发展起来^[52]。此外，还需要组织来执行审判，聚集智慧，照顾受伤者及伤残退役者，并为破坏力的最大化提供其他非直接的手段。科学被积极动员起来，新的机械原理与几何原理开始被演习，并应用于战争^[53]。后方指挥所开始形成，战争很可能是整个欧洲最开始官僚化的部分。

这些行政组织中最重要的是给养与后勤体系的采用，尽管这一发展到了17世纪才开始，而且最初只在西班牙和法国出现。在没有复杂的后勤支持时，18世纪的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同样高效地运作，在西班牙王位继承（Spanish Succession）战争时，马尔堡贵族（the Duke of Marlborough）至少在一场关键的战役中也是如此。但是查理和拿破仑最后还是大难临头了，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给养系统。缺乏理性逻辑的漫长战争是非常冒险的，否则就是有勇无谋了，而几乎所有的军队都已经发展了攻击系统。到了17世纪，那些没有合理的给养系统的军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首先，士兵们，尤其是雇佣兵，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补给，就会发生叛乱，由此使整个军队陷于瘫痪状态，有的甚至发生在关键的战争连接点的时候。允许他们自己寻找物资补给往往会让大量的士兵流失。常规的后勤指挥让军队更加依赖有组织的食品与生活物资供应，从而使军队发挥更大的控制力^[54]。

其次，步兵以及意大利式要塞的防御优势，加上一场大的战役后军队修整的代价，都使战争延长。每个指挥官都希望对方尽快耗尽粮食与财力，由此带来的兵变与人员流失可以让他有可乘之机，毫无代价地获取胜利^[55]。缺乏合理的后勤机构所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战争自身所遭到的控诉。如果一支军队必须通过劫掠地方经济来实现给养，则其运作方式与力量需要依赖于那种给养手段，战争的策略也必须附属于给养问题。对某一关键地区的占领或许在纯军事上有着显著的意义，但是如果这个地区资源贫瘠，或者由于自然因素，或是刚刚被其他的军队掠夺一空，后勤考量则会先于战略考虑。所以，这就是在三十年战争中：

衣衫褴褛的军队散落在德国各地，他们不关心战争目标，对任何计划策略都一无所知，他们首领关心的是如何在土地上抓到有营养的东西以及如何避免激战。他们只为食品而战，全然不顾敌人是谁。这种情况使战争的最后十年变得令人费解。战争缺乏配合，而且是间歇性的，指挥部的成员无法很容易地指挥大部分的军队，或者让他们有目的地行动^[56]。

而且，一直缺乏合理后勤体系的军队在面对谨慎耐心的敌人时，尤其他们还愿意暂时以领土做交易的时候，则是不堪一击的。查理十二世在俄罗斯南部的波尔塔瓦就得到了这个教训，而拿破仑则是在俄罗斯北部的战役中，但为时已晚了^[57]。

在三十年战争中，出现了两种给养体系。第一种是由瑞典人发展的，看上去似乎与劫掠无差，他们依赖大量的给养人员，这事实上是对当时实践的一种割裂。古斯塔夫的军需官（quartermaster）被部署在德国各地，对该地区的经济资源进行清点，并汲取用以军队需要。抢夺、掠劫和屠杀这些打一枪换个地方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种汲取经常发生在同一地区，对于经济的影响却并没有如一开始怀疑的那样糟糕。的确，这种对于资源供给的长期关注是瑞典和帝国之间的一种区别^[58]。尽管这种方式降低了叛乱的可能性，解决了战争调遣的问题，战争策略仍然附属于给养问题。

到了三十年战争的后阶段，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精疲力竭。当旁观了多年后，法国加入这场战争，并为哈布斯堡的敌人提供补贴时，它建立了一套给养系统，包括弹药库、兵站、宿营地，以及地方的私营承包商从各地提供食品与饲料——这种体系混合了国家组织和私营企业，共同有效地为在国外的军队供应食物^[59]。哈布斯堡家族修建道路系统，为它们分布广泛的部队提供物资并进行支持。其中一条路的起点是维也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下游，另外有一条主要道路从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北部的占地开始，直达莱茵河的入口^[60]。

这一时期海军的发展，直到今天都被人们忽视。这并不是因为，如欣茨在很早之前所说的，海军不能作为国内镇压手段或对付各种社会等级（estates）——这一基于资源动员的理论同样要应对海军成本的问题——而是因为大多数的海军在陆军之后，在军事革命的政治结果在陆军中显现之后，才开始现代化。黎塞留（Richelieu）和马萨林（Mazarin）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55年后，柯尔贝尔（Colbert）的海军建设才开始。普鲁士及之后的德国，直到19世纪末期的提尔皮茨计划（Tirpitz）之前，几乎完全是陆军兵力。相反，普鲁士依赖盟军荷兰与英格兰的海军资源。在17世纪中期之前，大多数的海军规模较小，也较为廉价。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大型帆船（主要在地中海）或私掠船的基础之上，私掠船是私人拥有的雇佣军，用战利品而非国库来支付薪俸。在战争期间将商船改装成战船，也降低了国家的费用。

到了17世纪晚期，英荷战争所带来的技术竞争，使私掠船和改装商船逐渐被淘汰。它们被真正的海军所代替：国家拥有的主力战舰（ship of the line），专门为战争而建造，拥有60门甚至更多的火炮。这一海军革命对宪政历史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重要。其一，海军的建设是在军事革命已经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和法国牢牢地放在专制道路上之后才进行的，其效果则仅是加强了国家汲取机制。其二，维持一支现代海军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要比维持有成百上千人的陆军少得多。其三，与第一点类似，也是关于时机，在英格兰、瑞典和荷兰，这些国家已经找到为陆军提供财政支持的宪法上温和的手段之后，才开始海军现代化过程。这些手段，在后面会看到，不用危及政治体制便能为海军提供资金。海军现代化在军事策略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与宪政历史的关联因为其时机与相对费用而非常有限。

在铁锤查理、奥托大帝以及十字军东征之后，战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上更加先进，组织更加复杂。它所要求的规模要比那些中世纪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夸大了的数字多得多。我对于军事革命的观点并不是伪韦伯式（pseudo-Weberian）的，哀叹个人英雄以及军事领袖毫无价值或是只有一点作用，或者说人数和技术就决定了谁能获得胜利。只有那些心如磐石或其人性仅仅停留在空想的人，才不会被西班牙罗克鲁瓦（Rocroi）步兵的勇气所折服。瑞典军队面不改色地战胜了两倍于他们的对手，经常是毫发无伤。而有些地方能看到男人们在完全暴露的编队中服役，这种阵型被称为敢死队（forlorn hope）。17世纪里出现的伟大的军事领袖可能比任何其他时候（包括我们现在）都要多。在未来的历史记录中，我都怀疑，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名字，要比古德里安（Guderian）和武元甲（Giap）更为重要。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遵从于科学原则与推理计算。华伦斯坦在发动战争之前咨询占星师，而大多数战争都获得了胜利。将领的升迁主要是基于偏好以及密谋，而非专业技能^[61]。军事组织的变革为指挥与动机带来新的挑战，在伟大的指挥者时代也同样如此。军事革命是军事组织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但它并不排除个人英雄与军事领袖。

这种巨大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不可能仅限于军事。军事革命的动力机制在整个欧洲回响，并根本改变了许多国家的政府、社会及宪法。军事史的学生可能会指出，超过十万的训练有素的步兵团并不是什么新的变化，罗马帝国时期就存在大量的步兵军队，只不过没有什么技术装备。有学者曾经估计罗马军团的规模为30万人^[62]。军事革命，在某些方面而言，的确是大型步兵军队的重现。但是罗马帝国时期掌握着整个地中海世界乃至其他地区的资源，当凯撒大帝跨过了卢比肯河，帝王和军团的指挥者能够不需要通过参议院就毫不费力地指挥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