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与议会规则的二律背反：17世纪的深度优化

到1688年，战争数量在英国历史上达到了高峰，但没有哪一场战争需要进行深度的国内资源动员。尽管英国并未在三十年战争中介入太多，宪政冲突还是发生了，并为内战（1642—1648）埋下了伏笔。危机以及政府的倒台（1640—1642）引发了国王与国会之间公开的冲突，相反也导致辉格党英雄们（也就是长期国会）一心要与王权作对，这场逆转为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大开方便之门。与斯图亚特的冲突引发了光荣革命，随后英国又重新成为宪政国家。

英国并未过多介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国王与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的关系因为反宗教革命的军队而受到威胁，而国会共识支持小规模的清教徒。然而，伊丽莎白远征军的解散，除了御林军（guard units）和少量卫戍部队，未给英格兰留下一兵一卒；唯一有效运作的国民军（militia）可以追溯到爱德华一世时期，不过国会允许国民军遵照早已过期的《伊丽莎白一世条约》（Elizabethan Acts）训练。查理得以部署几千名士兵，按照英国海军最完美的传统，偷袭包括加迪斯在内的一些沿海城镇。与上一代德雷克不同的是，这次偷袭并没有成功。其他的努力也都令人沮丧，到了1625年，厌战的情绪开始出现，伴之以宪法上含糊不清的征税权所导致的紧张。造船费、捐款、强制贷款，拆解不守本分的部队，将反对者关进监狱，使很多人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41]。国会议员们表达关切，这个国度，税收承担的更多是实际功能，而徒具宪政之表，亦难免忧虑。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而地方的官员发现他们所履行的职责招致了邻里乡亲的愤怒，毕竟是因为他们，官员们才会坐到现在的位置。“一场成功的战争不可能轻易地与地方自治政府相结合，这是英国乡镇的传统。执政的郡长们，如太平绅士，仰赖于他们所声称要维持的所管辖区域的相互信任：为了能胜任国王的要求而把村民们送上战场，可能会失去他们村民的信任。”^[42]随后的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1628）^[43]是典型的国王与议会之间的交易，如同在凯尔特边境战争和百年战争一样，在此前几十年密切合作中已经消失了的“先取后予”原则又得以回归。查理承认某些税收与强制措施的非法性，以换取议会的津贴——事实上，这是对议会开战权这一重要角色的官方认可^[44]。权利请愿书还澄清了君主曾经借以利用的灰色地带：由于议会的强烈反对，它使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不那么灵活，其结果使得13年后强硬的查理和同样意志坚定的长期国会领导层的破裂更为易于理解了。

这当然将我们带到了英国内战，在这场战争中，有历史记载的战役与马斯顿荒原战役（Marston Moor）和德罗赫达战役（Drogheda）一样惨烈，那些像亚玛力人一样误入歧途的同行们，在这里纷纷碰得头破血流。当非专业人士要涉足托尼将军（Generals Tawney）、特雷弗·罗柏（Trevor Roper）、希尔（Hill）以及斯通曾经勇敢时而凶蛮战斗过、最终徒劳无功的战场，难免要犯踌躇。所以，当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还是可以明确指出其起因是阶级的、宗教的、文化的或纯粹是由于政治对立，每种阐释都若隐若现地蕴含根本上的宪法性质的问题。一个日益崛起的绅士和日渐式微的贵族的政治权力，对拒绝服从者和反对者的容忍，以及乡镇对穷奢极欲的宫廷的反抗，都直接地强调了权力的合理分配和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从战争的社会起源角度来看待这些备受敬重的将军们，他们的战斗可能是徒劳的。很多新近的研究表明，共识政府崩塌以及随后的内战，两者的起因更多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类似的冲突，而非社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两次战争之间的长期的经济的原因。这种崩塌让本身就无所适从的国家陷入内战，内战起源于议会反对王室诸如造船费之类的特权，以及反对扩张主教主张的清教徒独特的领域。当国王需要一支军队平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纷乱之时，冲突达到了顶峰。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日益增长，无法达成任何妥协，尽管很不情愿地，宪政政府势均力敌的双方依旧悲剧地卷入了战争。那么，就让我们不要将内战看成是对都铎政策、或是对将士绅排除在应有政治权力之外长期积怨的爆发，也不要把它看作索取无度、自封的君主和道义的、正在拨云见日迎接民主新天的议会之间的斗争；让我们仅仅把它看成是一场需要一定程度资源动员的战争^[45]。那么军队规模、国内资源以及王室和议会军队的政治结果就非常重要了。

查理的军队自然而然地被切断了传统上由议会授予的国内资源。他安排自己的女儿嫁给奥兰治亲王（the Prince of Orange）的儿子，希望能由此借用尼德兰丰富的资源，但令其大失所望的是，荷兰摄政王并不会冒险去破坏商业^[46]。国王通过对占领的国家征税、收取有富人支持者的捐款以及贩卖议会党人偏僻的地产来供养军队。尽管如此，国王的军队规模小、装备落后、常常发不出军饷，只有使大家目标一致、掌握最高指挥权，才能避免一场更缺钱的战争^[47]。议会的力量也并不强大。由于战争的性质，国王与议会对立，两者在资源动员上并不存在宪政论争，但是并不善于行政事务的议会如何能够承担起即便是强度不大的资源动员呢？执行性的日常政府的资源动员又有哪些？

尽管与国王进行了四年的斗争，议会力量并没有像大陆的军队那样，进行军事革命。早期的失败创建了新模范军，其改革宗旨在于将大多数的军事命令去贵族化，并创建一支仿照奥利弗·克伦威尔东部联盟（the Eastern Association）铁甲军团的有序战术分队。不过议会从未授权新模范军达到2.1万人规模，且其资金来源与后勤供给也毫无规律性与连贯性。在内战期间，并没有发展出国会以外的资源来获得收入，也没有出现新的中央命令结构。的确，要发展出类似军需总处那样强劲的机构有诸多障碍。首先，与去贵族化相辅相成的是议会在新模范军佣金问题上的政治活动。不同的赞助者和宗教团体都不得不通过封官许愿来安抚。基于战争的性质，军队在地理上四处分散，战术上也相互孤立，无法在较高的层级发展出指挥部门。军事会议（高级军事官员参加）在战争的过程中仅在组织上小有发展。不管怎样，不仅是财权，还包括作战战略，都牢牢掌握在议会手中^[48]。

这场战争的曲解之一，且为辉格史学家所忽略的是，议会自身采取了一些不体面的、威权的措施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些措施很容易在渐进、直线发展的英国历史中被隐去。议会的收入主要是基于对南方商业中心的控制，包括征税办公室（customs collection offices）这一传统的收入来源。但是内战一再拖延，商业与税收都锐减，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发展肯定会让那些以摩门主义视角看待战争的人困惑不已^[49]。1642年尚是战争的初期，两院都授权没收与售卖保王党人的财产，以及批准如有需要可强行征税。由此，郡县委员会在乡村建立起来，他们干涉选举、驻扎军队、并插手地方事务，使地方要人与民众疏远^[50]。莫里尔（Morrill）最为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问题：

为了赢得内战，议会不得不践踏那些它不惜作战来保护的脆弱及传统的政治智慧。1642年议会的宣传中浸润着公民自由的语句：从任意征税、任意监禁、误入歧途的家长式统治以及从斯图亚特王朝的绝对统治中解放出来。理想世界里的议会，尤其是地方议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半自治地方共同体，能够通过在诸如最高司法官和仲裁人的总体规则协调下的自由的议员，满足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并试图寻找力量来回应地方需求。相反……议会被迫与所宣称的那些珍贵的理念决裂。他们为了保护一群神牛而战，宰杀后献给战争之神。的确，权利请愿书中每一条，都是17世纪初以来最为珍贵的权利声明，却在战争中被国会粉碎了^[51]。

我们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这与美国一位陆军上校在一场不同但更为简单的战争中所说的一样：为了保护宪法，就必须摧毁它，或至少它的某些部分。

但是如果认为英国的宪政主义在这一点上被消除了，且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正在酝酿之中，那是非常错误的。即便是在16世纪50年代，当英格兰与苏格兰、荷兰共和国，以及西班牙发动的几场小型战争中，当军队增加到近乎7万名士兵时，我们也并没有看到议会中出现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者，或独立于议会之外的政府存在。地方自治并没有完全（甚至大部分）消失。这些独裁主义措施并不存于持续的外部威胁之中——苏格兰被新模范军迅速击败，其他的则是海军之间的战斗——而是在短暂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中出现。最后，最重要的是，议会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巧取豪夺是通过宪政的手段（当然还有王权批准），由那些国家选举出来的人，以其自身的名义得以实施。

随着战争的结束，议会的统一性丧失，党派之争一触即发。普赖德清洗（Pride's Purge，1648）避免了王党轻而易举的胜利与瓦解，它清洗了国会议员，并在残余国会（Rump）引进了克伦威尔原则，随后提名并监控议会^[52]。清洗后的残余国会与乡村及城镇的联系变弱，国会和乡村之间的冲突随之升级。国会试图以镇压、失业、通货膨胀以及附近的饥荒而不是战争来恢复秩序^[53]。其原因似乎在于中央统治：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依靠共同默许来应对无政府状态，即便是在不受欢迎的政府中；但是为了政策能更为积极地实施，他们必须坚持白厅（Whitehall）的大方向。英国联邦远不是乡绅们在1640年所梦想的地方独立天堂。而在其他政策领域，残余国会对于地方共同体的态度则是条件的产物；条件决定了中央集权^[54]。(www.xing528.com)

奉独掌参与国会的独立派（激进的清教徒）之命，顽固的治安官、太平绅士甚至县委员会，都被替换了。地方国民军和其他传统的地方，生活在克伦威尔的少将们（Major Generals）的监视之下，他们基本上是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说的“出生地下的暴发户，主要来自郡县之外，他们身后都有兵马部队来确保其命令的有效性”^[55]。

那么，这是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么？同样地，克伦威尔的入侵与体制化，以及清洗国会都不能算得上。主要有四个显著的特征。残余国会、皮包骨国会（Barebones，1653）、摄政时代国会（Protectorate，1653—1660）向乡村引入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但都无一例外地通过选举产生代表大会。被清洗的，或者有时被任命的，都不是理想的代议体——近代早期的等级议会又如何呢？——两者也都不是独裁的官僚机构，或是橡皮图章，或是严厉的高评议会（sanhedrins）。何况克伦威尔自己也总是服从国会和贵族宪政主义。利益表达和地方的声音仍旧此起彼伏。少将们的干涉性（很多时候被夸大了）在国会的反对后得到了控制^[56]。或许摄政时代国会一个最为清晰的证据就是克伦威尔那么多次地解散国会又重新召开国会。摄政王时期的政治历史是护国公和议会之间关于宪政安排持续的冲突，而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让步^[57]。战争所需从国会补贴、贷款和海军的战利品得到满足，以及来自白厅（Whitehall）同样程度的支持，克伦威尔从来没有或是试图取消代议政府和地方自治。摄政王时期可以被看作痛苦且几乎失败的，但基本上是试图在内战的动荡后将英国恢复成稳定的国家的宪政努力。

摄政王时代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之间的第二个区别是它保留了大部分的地方自治。当很多地方官员被白厅调换时，更多的官员或是被默许，或是放慢步伐地，仍旧保留着原有的职位。地方自治在有些地方不复存在，而在其他地方则得到了妥协的安置，但是总的来说，在17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颠簸起伏中还是存活了下来。其渗入的程度无法与勃兰登堡-普鲁士或者是波旁法国相比拟^[58]。其三，有必要记住的是，国家的介入，很少源于一场漫长的、如影随形的战争的需要，而更多源于十年动荡之后对法律、秩序的需要，以及在白厅和乡村中存在的一种稍纵即逝的改革热情和被撩拨起来的反对。注意到宪政主义可能被一种不可逆的、不同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之外的方式摧毁，就这一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等级议会中的僵局，如普赖德清洗之前的长期国会或是后一个世纪的瑞典国会，也可能会引发一场摧毁宪政主义的政变，无须摧毁他们并代之以一个专制的政体。最后，17世纪50年代的政府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自生的官僚机制，更没有产生一个稳定的专制中心为其持续性提供要素。1658年护国公的死亡引发一连串毫无方向的议会（包括残余国会和长期国会的重新召开），而且，由于自身欠缺稳定，最终导致两年后斯图亚特的复辟。

英国内战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动乱此起彼伏，宗教狂热随处可见，却并没有对国内资源进行高度动员。军队的装备自然要优于都铎军队，但是规模并不大，仅仅不到三十年战争主力军的一半。克伦威尔的舰队规模非常庞大，拥有超过200只舰船以及2万名士兵，但是这些船舰中一半以上都是在公海中掳获的，剩下的则大多数是多年前用查理的造船费打造的^[59]。1655年的军费开支达到了最高点，约1 700万英镑，以英国的标准是非常庞大了，当时英国的人均税收仅是1688年普鲁士的1/4，相反，英国的财富则远远超过普鲁士，这一条件大大降低了摄政时期的财税需求带来的压力^[60]。由此，国内资源动员的程度远没有普鲁士那么广泛，却仍旧足够引人质疑，近代早期的议会，即便在正常时期都混乱无序，如何可能绕过君主与大法官进行治理呢？为何它没有像波兰的帝国议会或是福隆德时期的巴黎议会那样呢？

与查理交战的长期国会，在随后的几年里改变了自身的组成。在战争的一开始，保王党“退出”了国会，并在牛津投靠了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无意中促进了国会的团结。其后不久，国会驱逐王室垄断的持有者。反对斯图亚特的好战的激进分子和三心二意地反对查理在17世纪30年代的政策的人达成了共识，即在一两场战争后能形成和解^[61]。当国王战败及被捕（1648）、共识消失、且在大量的国会议员被驱逐（普赖德清洗）和取消上议院后，具有一致性的政府才出现^[62]。1648—1660年，英国政府掌握在清洗后被任命或者监控的国会以及由国会议员和军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的手中，而克伦威尔是两个机构的成员，承担平衡器的角色。

政府军必会不可一世，因为这很像大选帝侯或是我们现代军队会做的事情。但是对军队和政治的一般性概括并不能替代谨慎的分析。考虑到新模范军的组成，尤其需要注意其领导者。没有什么强盗或者雇佣军会完全效忠于支付薪酬给他们的人，或者是喜爱冒险的指挥官^[63]。新模范军是一支由国会建立并供养的军队，其军官如同任何一名国会议员一样致力于士绅宪政主义。的确，他们与大多数国会议员一样，来自同样的地方士绅群体。很多官员在应战查理时牺牲良多，对于任何形式的暴政都嗤之以鼻。军队在政府中的介入并没有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参加外战，而是宣告了一个飘浮不定的国会的终结：否则它将可能会带来新的保王党人的崛起而毁灭国会事业^[64]。如果战争需要对国内资源进行高度的动员，官员们可能就会组成一个军事-官僚国家的核心，只有那样才能说克伦威尔实行了专制，或是说宪政制度消亡了。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动员是毫无必要的——17世纪50年代呈现的执行的连贯性程度，避免了无政府状态、斯图亚特复辟以及可能的外敌入侵。

在军事清洗后的议会和维护宪政主义之间，在用独裁的手段保存宪政政府和民主的轨迹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这一显著的矛盾可能在于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这是直线发展历史和现代民主社会化的产物，它认为只有好因才出好果，即民主是过去几代人勇敢与荣耀的行为的结果。但是，如我们所见，宪政主义部分地始于封臣的背叛，他们向自己曾经发誓要效忠的宗主要求让步；它由那些自私地害怕失去特权的人，以及那些害怕失权于王不亚于失权于民的人们保存下来；这流程流传至今，如果有人愿意探究清楚的话会发现，这被比喻成香肠制作的过程多么具有启发性。新模范军的行为最被适宜看成是一种反讽而非矛盾，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和现在政治发展的复杂性。

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及摄政时期的国会并没有压倒宪政主义。其侵入的程度正好使社会各阶层对国家产生并强化敌意，并让他们确信，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到旧有的宪政体制——一个被财富驯服的君主立宪制。人们欢声雷动，热闹喧哗，庆祝君主复辟。但是，这并不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那时的捐款和强行征税现在已经明确是违宪的，就如同20年前长期议会所坚持的一样；王室特权法庭也没有被重新建立——普通法法庭才是普遍存在的。令所有人松一口气的是，新模范军很快就被遣散了，只剩下一小部分常备军用于礼仪以及保护金条运输，而非参与现代战争。1660—1688年的设备及战术变化都不大。尽管在国内对烟草种植者和土匪采取了一些措施，大多数情况下，行政控制手段也都暂时被转移到了地方官员的手中^[65]。

王朝复辟期间的战事仅仅是一些在丹吉尔（Tangier）和英国大陆的小型军队部署，以及与荷兰共和国两场短暂的战争（1665—1667，1672—1674）。在这期间，一个全新的行政机构得以发展，它具有一个不详的名字：柯贝尔（cabal，在英文中，该词一般意为阴谋或阴谋集团）。尽管名字非常奇异，它不过是行政精简的枢密院，后者的规模曾经发展到笨拙不堪的50人。当然，关于军事失败以及不断增长的债务，君主和议会之间仍旧存在矛盾。国会强迫退出上一场与荷兰的战争，并且驱逐了国王的首席大臣^[66]，君主则试图绕过议会进行统治，他依靠来自法国的贷款，增加关税收入，并对宗教持不同政见者征税^[67]。他还开始插手一项富有影响的地方选举政策，通过诉讼恐吓棘手的自治市镇，并对太平绅士、地方治安官以及伦敦市长施压。新的特权法庭建立起来以执行政策和惩罚反对者^[68]。詹姆斯二世绕开议会进行统治的尝试宣告失败，几乎各处都是反对者，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概莫能外。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被流放，在奥兰治家族（the House of Orange）的选择之下，一个全新的王朝建立起来，这个荷兰家族获得部分托利党人的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下台，不仅体现了英格兰这一时期的宪政力量，同时还表明在没有迫在眉睫的战争时要建立绝对主义是多么愚蠢，因为战争是使等级议会产生分歧，并为王室提供支持、军队以及与国内反对派斗争的理由。

与斯图亚特王朝二度交锋之后，议会已经对君权持怀疑态度。它通过建立监督委员会与王室法庭一同处理税收、战争政策以及其他国家进口事宜。议会召开得更为频繁，并剥夺了国王可以召开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这标志着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初融合，这是现代议会政府的重要特征。议会从笨拙的、只是松散地与君主法庭相结合的中世纪等级议会，发展成为能够承担更多国家职能的有效政治机构^[69]。

进行这样漫长的描述之后，有必要进行一些概括。英格兰的宪政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它并没有毁于战火，也并非一成不变，但是它的确存活了下来。三十年战争并没有给这个岛国带来多少挑战，也没有发生军事现代化改革。内战中交战双方都没有现代军队，但是由议会指挥的国家渗入的确时有发生。地方自治偶尔遭到议会的粗暴对待，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以及复辟之后又得到了重申。也没有出现居高临下的官僚机构或是毫无限制的君主，詹姆斯二世绕过议会进行统治的尝试带来了自己的流放。在1600—1688年，英格兰从来没有面临任何一场需要调动大型现代军队的繁重而旷日持久的战争。远离大陆战争的英格兰运行有效，宪政主义盛行。1688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则截然不同，相比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英格兰开始大量介入陆地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