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戒备，构筑牢固的防线

明廷对北元的策略由积极进攻改为“固守疆圉”，不代表明军可以自此忽视军事力量的建设。恰恰相反，朱元璋始终都非常重视边境问题，尤其强调军事力量的存在，并以此作为固守的基础。明军虽不再轻易挥师越境，不再对敌寇继续采取穷追猛打之势，但仍是认真做好战争准备，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随时应对来犯之敌。

为保证边境的兵力存在，朱元璋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国推行卫所制：“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114]这种新的军事体制，使得耕种与防务合而为一，卫所通过屯田实现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国家补给粮食，还保障了军队的兵源。设置卫、所，立足点在防务，所以要占据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115]。卫的兵力额定为五千六百人，所的兵力或成千，或上百，分别称为千户所和百户所。由于北边长期是守备的重点，明初在北方布置的兵力为一百多万，占据了全国兵力的一半左右。朱棣即位之后，又增设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全部都由精锐步骑兵组成，而且装备有火枪、火炮等火器。这三大营既是京军的主力，也是担任北部边防的机动任务的重要兵力。

朱元璋用兵，非常强调实力为本。为做好“固守疆圉”，他更强调这一理念。朱元璋曾与文武大臣探讨用兵之道，指出：“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116]这里所说的“本”，其含义就是指军事实力。由强调实力出发，他非常强调平时的武备。只有平时加强武备，不断提升实力，才能确保己方立于不败之地，这也即孙子所强调的“先为不可胜”^[117]。与孙子的理念非常相似，朱元璋强调“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118]，告诫全体将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119]。虽说就整体实力而言，明军相对北元占据一定优势，但朱元璋还是策略性地改而采取守势，并且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拉拢和分化。在与北元长期交战的过程中，朱元璋对蒙古贵族的诡诈和顽固已经有了深刻体会，因此从没抱有彻底和解的幻想。他一面与北元示好通使，一面始终强调加强武备，督促将帅加强军事训练，保持高度戒备之心。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前往山西、北平训练兵马，加强边防。临行之前，朱元璋特地谕之曰：“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120]朱元璋将蒙古人比作“犬羊之群”，山西、北平既然与胡地相接，就需要格外加强战备：“犬羊之群，变诈百出，仓卒有警，边地即不宁矣。”^[121]因此，朱元璋要求徐达等人于无事之时“练习军士，修葺城池，严为备守，使边境永安，百姓乐业，朝廷无西北之忧”^[122]。对于东部海疆，朱元璋同样不敢松懈，因为倭患自元朝末年便已兴起。洪武六年（1373）三月，朱元璋任命于显为总兵官，朱寿为副总兵，负责“出海巡倭”^[123]。与此同时，他下令加强海防建设，尤其是注意在沿海地区建设卫所，构筑防御城池。洪武年间，在东部沿海共建设58个卫，88个守御千户所。除此之外，还有200个左右巡检司及1000多城池、寨堡、烽堠、墩台等。^[124]为了加强海上御敌力量，朱元璋还下令修建战船，并大力加强水师建设，仅仅洪武五年（1372）八月，就下令浙江、福建两地造船660艘。^[125]为保证军队有足够的兵员抵御倭寇，朱元璋一面调集外地士兵，一面收编并重用张士诚、方国珍的旧部，并发动沿海民众参军，“隶各卫为军”^[126]，充分发挥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又习惯当地气候的长处。

为了加强边防的防御力量，朱元璋在军事指挥体制上下功夫，通过封藩来加强边防的防御力量，建立藩王与朝廷合一的联防体制。朱元璋深知，明王朝的所谓边防，其重点就是要严防蒙古，所以他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境配置了大量兵力，并将严防蒙古的战略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子孙们“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为此，朱元璋将一批得力的儿孙分封全国各地，希望他们在“夹辅王室”^[127]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维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明朝初期，国都建在离边塞千里之遥的江南，虽说可以远离战端，但是一旦北边有事，便有鞭长莫及之感。朱元璋不得不仰仗诸皇子发挥积极作用，命他们各率重兵，镇守各处要津，利用大小藩王构筑起一道戍边的坚固防线，北境藩王也由此而有了“塞王”之称。这些“塞王”分别沿长城立藩，构成内、外两道防线。外线藩王七名，包括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庆王、肃王，内线则有两名，分别为晋王和秦王。在分封之时，“塞王”名额明显偏多，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诸皇子的信赖和依赖。朱元璋分封显然是有所选择的，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燕王就藩北平，他将几个年长的儿子都安插在北部边境，占领各处军事重地，显然也是为了重点防范北元势力。朱元璋授予这些“傅险狭，控要害”的王子相应的军政大权，要求他们“肃清沙漠，垒帐相望”。^[128]诸王中又以宁王、晋王、燕王的势力更为强大。其中宁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129]，至于燕王，也因屡次率兵打败北元军队，获得“节制沿边士马”^[130]的特权，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受其节制。北方诸王之中，以朱棣兵力最强，后来发起“靖难之役”，改变明代历史走向的，也正是他。

除了沿边设置藩王、大量配置军力和加强训练之外，明廷还在各地兴办武学，培养和训练军事后备人才，并在科举中增设武科，通过考试来选拔将才，也通过种种制度来激励士气。与此同时，朱元璋也着力加强边境军备物资的保障能力。在建立南京政权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和刘基、宋濂等智囊共同商讨治国之道，确定了与民休息、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致力发展经济。朱元璋命军队屯田，耕种粮食，全力保障军备。在农业之外，朱元璋也大力发展手工业，由于冶炼技术的进步，兵器性能得到很大改进。与蒙军相比，明军的马匹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明显的差距。为了扭转颓势，明初致力推行马政，不仅是推动官牧，还提倡民牧，鼓励和引导民众养马，并在赋税上给予减免之类的优惠。与此同时，不少卫所也被赋予了养马的任务。朱元璋下令五军都督府及锦衣卫等，“各置草场于江北汤泉、滁州等处，牧放马匹”^[131]。为保证北边的牧马顺利推进，朱元璋下令确保荒闲平地的面积，听其牧放，并且禁止在边所封之王占用，“不许占为己场而妨军民”^[132]。通过推行马政制度等种种努力，包括对全民养马的鼓励与扶持，朱元璋很好地推动了骑兵建设，进而提高了与蒙古骑兵的对抗能力。

为保证军备物资顺利运往北疆，明廷下大力气疏通运河，保障粮食的运输。朱元璋下令迅速疏浚运河，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以保证南北之间有畅通的漕运。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北伐战争发起之前，特地“诏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造海舟，漕运北征军饷”^[133]。这年九月，朱元璋在北巡途中更加意识到漕运的重要性，特地设置京畿都漕运司，增设漕运使，以加强对漕运的管理。^[134]为保证运夫的数量，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从户部所请，将“不应徭役者，凡一万三千九百九十户”^[135]，充当漕运夫。除了漕运之外，明廷还设法拓展海运和陆运，通过建设专门的运输队来保证军备物资的运输。通过多种渠道，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北疆。这一远道运输粮食的制度，在洪武时期建立，被称为“海陆兼运”^[136]。洪武二十九年（1396），仅苏州府便通过海运向北疆运输“粮米凡八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二石”^[137]。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北方所需军粮更加浩大，“海陆兼运”已经无法满足补给之需。由此开始，朱棣决定重新修浚大运河，提升运河的运输功能，开凿和疏浚了会通河，并借助卫河河道提高运输能力。朱棣去世后，明廷又尝试使用民间运力，所谓“兑运制”得到试行。此项制度规定，纳税人可以将粮食运送到运河边各粮仓并缴纳一笔运费，再由军队从粮仓将粮食运到京城。^[138](www.xing528.com)

为提高防御作战能力，构筑更加坚固的防线，明朝自洪武朝便开始修筑万里长城，希望能借助于坚固的城墙来阻挡蒙古骑兵的南下袭扰。巍峨挺拔而且绵延万里的长城，自我国先秦时期开始便已经修建，属于军事建筑，也在历史上长期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在大明王朝，因为朱元璋推行积极防御的战略，长城的防御功能再次受到重视。

在明朝初期，明军在实力上占据较大优势，多次发兵出击漠北，沉重打击了北元势力。但洪武五年（1372）徐达的军队在漠北受到严重挫折，朱元璋就此转向防御，开始修筑长城。在明朝前期，修筑工作主要围绕在关口和边墙而展开，集中在北京至山西一线。此时的建造质量和工艺等尚且不高，但已经非常注意依托地形，因地制宜。随着时间推移，明军对修筑长城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标准，除了在城墙附近驻扎边防军之外，还对城墙的高度等有具体规定，要求所筑城墙便于观察和射击，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军，城墙之下则设大小隘口，便于军队出入，还修建房舍用以屯兵和存粮。在城关上设有瓮城。此外，还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和壕堑，大量的土垣也被改筑成坚固的石墙。这种种设计，都是希望提高长城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在洪武朝之后，城墙修筑除了北京西北至山西之外，逐渐往东西方向延伸，以成化和正德年间修筑规模最大，修建堡垒数量最多。

到了明朝中晚期，随着明朝军队整体战斗力的下降，明军在北疆又被迫由积极防御转变为消极防御。这一转变的标志是，明廷开始更加重视长城的防御作用，对修筑长城花费了更多投入。到了嘉靖和万历年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入侵，明廷一度又掀起修筑城墙的高潮。此时，明军再无能力组织反攻，只能将抵御强敌的希望寄托在砖石之上，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军费。经过漫长的接力式建设，明朝逐渐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长达一万两千余里的长城修筑工程，从而在漫长的北部边境构筑起一道蔚为壮观而且非常奇特的防御阵地。在明朝两百多年统治时期之内，统治者几乎从没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这是一项耗时耗力而且又耗费大量财物的浩大工程，但统治者一直乐此不疲。这一行动或许能够说明长城在军事上确实存在着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绵延万里的城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延缓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

朱元璋始终致力于在北边构筑坚固的防线，长城重新受到重视并不奇怪。《明史》中说“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139]，反映的正是朱元璋为了有效抵御北元势力，以长城为中心构筑防御体系所做的种种努力。“东起鸭绿，西抵嘉峪”，说的正是明代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九边”防御体系依傍长城而逐渐形成。为了使得长城更好地发挥作用，明廷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为九大管理区，这便是“九镇”或“九边”。据《明史》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140]昌平镇和真保镇为明代后期增设，而且存在时间较短，故人们仍是习惯称之以“九镇”。《明史》对这一防御体系也曾有褒奖：“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141]值得注意的是，戍守长城的士兵同样来自卫所，却又自成体系，而与卫所的编制有别。^[142]镇的军事长官称镇守总兵官，简称总兵。总兵之下则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143]各镇所驻扎的军队无定额，还会根据形势变化有所增减。

戍守长城的军士中特别设有“尖哨”，分明哨与暗哨，负责搜集和刺探军事情报。在长城沿线也设有驿站，负责情报的传递。在距离长城不远的边防地区，同样也建设了大量驿站。星罗棋布的驿站存在，再加上配套的管理制度，很好地保证了军事情报快速而又保密地传递。早期城墙设置的烽火台也有传递军情的功能，明代仍然有所继承。但这种方式传递信息较为模糊，也容易受制于天气因素。更主要的缺陷是，狼烟四起，敌我双方均可见到，很难做到保密。因此，为了确保军情传递的万无一失，明代下大气力建设较为完备的驿站系统，在驿站周围特意构筑围墙加以保护，并于驿路之上也布设瞭望台。^[144]对于“尖哨”，明军也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加以管理和约束。戚继光在北疆戍守期间，就曾特地写下《条陈尖哨事宜》^[145]。围绕长城所展开的各种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边防军队的机动和御敌行动的展开。

总之，明朝建立初期的戍边方略不仅能够有序推进，也在不同阶段灵活做出调整和变化。面对众多对手，朱元璋采取灵活策略，注意把握重点，分清主次。面对形势的变化，他又及时地寻求战略收缩，从积极征讨而改为“固守疆圉”，并将主要精力放在筑牢防线上来，严防北方的蒙古势力卷土重来。灵活的方略，尤其是适度的屈伸，使得朱元璋的戍边战略保持着一定的战略弹性，并体现出可行性与务实精神。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的扎实有效的措施，为明朝数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