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出以律到本于廉耻的治军思想

顾炎武信奉儒家“仁义学说”，不仅认为上古时期商汤、武王等人的治军思想都是主打“仁义”，始终本着一颗“仁义之心”，还对纪律之“律”另有解读：“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76]在他看来，“用”只是其表，“仁义”才是其里。作为将帅，既需尊奉仁义之道，也应严格治军，做到表里如一。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子，其治军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77]，既有“文”的一面，也有“武”的一面，文武合于一途，目的是实现“治众如治寡”^[78]和“齐勇若一”^[79]的目标，使得整个军队能够始终保持整齐划一，从而达到“携手若使一人”^[80]的效果。可见，种种治军之术的推行，最终目标也是要落实到“用”。也就是说，无论是“仁义为心”，还是“令文齐武”，其根本目标都是“用”。顾炎武的有关态度，与孙子并无二致。至于在具体治军理念上，差别也并不大，因为孙子的“文”，强调的是教育和驯化的一面，也可以说是“仁”的一种具体表现。

坚强的纪律是军队的根本，直接决定了军队到底能不能打仗。这是千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顾炎武也对此予以强调：“虽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81]顾炎武为了证明这个道理，他接连举出了春秋时期的长勺之战和泓之战为例进行论证：“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82]《春秋》为什么不认同这两个战例，顾炎武给出的解释是，获胜一方都是依靠诡诈而已，多少属于侥幸得来，而这并非战争的常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取胜，依靠有着坚强纪律的军队来破敌，这才是战争的常态。所以顾炎武非常认同孙子“实力为本”的思想，突出强调了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83]的思想。这不仅是对孙子战略战术思想的认同，同时也是对孙子治军思想的赞许。至于孙子主张的“兵者诡道”^[84]和“兵以诈立”^[85]，顾炎武便也只能选择性地予以忽略。

同样理由，在讨论殷纣之所以灭亡时，顾炎武更看重的是“法制废弛”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而非“不仁”。^[86]很显然，他并非故意与传统观点对立，片面追求标新立异，而是因为他对严明纪律有着特别的重视。在他看来，无论是“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还是“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都会导致军队颓坏和国家覆亡，所以他才坚持将“法制废弛”视为紧要问题。^[87]大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直至灭亡，肯定是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但顾炎武尤其看重“法制废弛”这一因素，也在积极探讨解决办法。

除了在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之外，他格外强调“本于廉耻”的治军思想。在他看来，加强廉耻教育，是提高治军水平的重要手段。先秦兵书，如《吴子》《尉缭子》等都曾对“耻感教育”有所论及。比如《吴子》指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88]在《管子》一书中，作者也是将“廉耻”当成“国之四维”的重要内容：“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89]从表面上看，《管子》是希望通过廉耻教育来加强“治民”，但其实其着眼点仍然在“治军”。因为贯穿《管子》军备思想和管理思想的一根主线就是“寓兵于农”，在作者眼中，“兵”即“农”，“农”即“兵”。这里之所以强调以廉耻“治民”，其实还是为了“治军”。

在“礼义廉耻”这四维之中，顾炎武更强调的是“耻”，所以虽是“廉耻”并用，其落脚点还是在“耻”。礼义是治人之大法，廉耻则是立人之大节，做不到“廉”，则无所不取，贪欲无所收敛。没有羞耻之心，就会无所不为。如果一个人走到无耻的地步，“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90]。所以顾炎武论士，每曰“行己有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91]他还引用《孟子》的名言——“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和“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92]，认为“耻”应为士人所必备。和历史上的那些传统儒家一样，顾炎武相信历史上曾经存在“三代”这样的黄金时代，礼义廉耻之心，在三代以下逐渐被士人抛弃，所谓“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93]。这才会导致人心不古，巨大的社会危机也便由此而产生。(www.xing528.com)

论述士人无耻，并非顾炎武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由此出发论述治军之道中的“廉耻”。在顾炎武看来，廉耻之心，不仅是士人需要，军人更需要。而且，“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94]。顾炎武进一步引用先秦兵学经典《吴子》《尉缭子》中有关论述进行证明：“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95]因此顾炎武指出，自古以来，边事之败，都是始于那些贪得无厌之徒。而且，明军之所以战斗力不济，也正是因为丢失了诸如“廉耻”这些基本品质。尤其是辽东边防的将领，他们贪婪的欲望似乎永远无法得到遏制，无尽的贪欲使得他们迷失了自己，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顾炎武不仅认为当时的武将不知廉耻，连大量文臣也不知廉耻，因而不可能有所作为。连绵不绝的辽东之祸，也便因此而生，而且无法避免。

由此出发，顾炎武强调以“廉耻”教育作为治军手段的补充。名篇《廉耻》中，他大量抒发由文臣武将的不知廉耻而引出的感慨。在明军连连吃到败仗的局面之下，各方人士都在积极寻找治军良方。顾炎武从传统治军思想中找到的则是“廉耻”这剂药方，遗憾的是这一药方同样没来得及派上用场，大明王朝就已早早地走向灭亡。

明军上下廉耻之心的缺失带来了诸多问题，但顾炎武也很清楚，要想解决军纪颓坏的问题，不能只寄望于廉耻教育，而且更应强调法制建设。所以，他又专门撰写《法制》对此加以申述。顾炎武指出：“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96]他还以秦始皇为例，说明健全法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秦始皇治天下，就是因为法制不够健全，以至于事无大小皆由自己决断，最终困于杂务而不得休息，由此而导致秦亡。

法制虽然重要，但是立法太繁也会遗患无穷。顾炎武引用叔向与子产书中“国将亡，必多制”一语，说明了法制繁密的危害，指出：“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97]这个问题在明代显得尤为突出，前面所立之法“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只得“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造成了“法愈繁而弊愈多”的现象。^[98]因此，顾炎武认为，仅仅希望通过立法来救法，一定是行不通的：“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99]所立之法，必须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并非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