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昭信校尉刘珍墓志研究及思考

张啸宇

近年来，为了配合南京城乡建设，南京文物部门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不少墓志，其中一方《故昭信校尉刘公墓志铭》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所涉及的部分内容较为重要，堪补史阙。现根据墓志铭文，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志主家世、生平事迹、“委造黄船”问题、所涉相关人物等进行初步考证。

志文共28行，满行28字，总654字，现标点如下（“」”为墓志转行符号）：

故昭信校尉刘公墓志铭」

赐进士第、都察院巡抚右副都御史，河南毕亨撰文」

赐进士第、南京兵部武库郎中，江右谢芳篆盖」

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凤阳韩云书丹」

公讳珍，字玉辉，姓刘氏，号尚斋，其先浙东人。曾祖儒。祖武，赠昭信校尉。父」善密，母邓氏。伯考善缘，洪武间从事戎籍，历功升小旗，荐升百户，调南京」水军左卫。伯考无嗣，以公父善密补其官。公少岐嶷，负奇气，卓荦俊爽，见」者异之。遣从礼部郎中周公学，出入经史，词翰焕然，出人意表，尤善韬略。」事二亲以孝谨闻，亲有疾，必躬侍汤药，虽祁寒盛暑，衣不解带，未尝少离」亲侧。年四十，荫父官，性严毅刚果，人不敢侮，多敬惮之。严于治家，内外斩」斩，井然有条。命家人生产立业，开拓旧基，以绍述先志为事。制祭器，立祠」堂，务遵古礼。每春秋享祀，必诚必敬，如事所生。处乡党恂恂谨确，有婚丧」不举者，周之，待子姓与己子均。遇臧获严而有恩，抚士卒威信并立，人怀」其惠。时南京守备大臣尚书徐公、魏国徐公知公老成练达，绰有父风，因」召用之。公识达大体、端重慎密，大见称赏。今成国朱公复欲召用，公力辞。」寻命委造黄船，廉能干济，甚加奖谕。喜吟咏，有《惜花》、《春兴》等集藏于家。构」一室，傍植花竹，置商鼎周彝、法书名画其中，或琴或奕，日啸歌徜徉以自」适，翛然若尘外士也。娶朱氏，继盛氏，皆有淑行。子男二，长曰傅，娶林氏，早」卒；次佐，娶苏氏，授义官。女二，长妙荣，适张玺；妙华，适周镇，皆武弁冢嗣也。」孙男二，长资，娶卢氏；次质。孙女二，长适朱伸，幼在室。成化丙申正月六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永乐癸巳十一月六日，享春秋六十有四。以是年正月」廿八日，葬于夹岗门凤西乡祖茔之次。其子佐持应天府学教授周继之」状，泣拜请予为铭。呜呼！予仕南都，缔交公几二十年，相知最深，谊不容辞，」乃为之铭。铭曰：」

猗欤刘公，其才孔良。效用于时，而誉日彰。承芳裕后，」庆泽弥长。有孙继武，兰播其香。都城之阳，蔚然贞藏。」勒铭坚石，百世有光。」

朱大用镌

墓志载志主刘珍，字玉辉，号上斋，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卒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其先祖是浙东人。刘珍曾祖刘儒，祖父刘武受赠昭信校尉；刘珍父亲刘善密，母亲邓氏；伯父刘善缘洪武年间从军，通过战功先升为小旗，又升为百户，后调任于南京水军左卫；因刘善缘无嗣，刘善密补其兄之官。刘珍年少时跟随礼部郎中周公学习，四十岁时承袭其父刘善密之官，先后娶朱氏、盛氏为妻，二子二女二孙二孙女名讳婚聘，俱可见于志文。

此中礼部郎中周公，志文虽未提及全名，但根据现有文献，笔者猜测可能是周讷。史载永乐十四年，礼部祭祀清吏司郎中周讷曾上言请封禅泰山。永乐十八年，以方宾荐升太常寺卿。其任礼部郎中的时间为永乐十四年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刘珍生于永乐癸巳（1413年），周讷任礼部郎中期间，正是刘珍从学之年。

又，刘珍伯父、父亲及本人都曾任南京水军左卫百户。按：百户，正六品，无定员，可世袭，军士多父子相继。昭信校尉亦是正六品武散官，所对应的正是六品官位。志载刘珍祖父刘武受赠昭信校尉，然而纵观墓志全文，并未提及志主刘珍功及昭信校尉事。如果刘珍有这一光宗耀祖之事，在其墓志中避而不谈显然不合情理。如近年出土的明《昭信校尉王英墓志》中，王英曾“钦依补管柴场百户所事”“钦颁龙章凤诰以荣三代”。王英承袭其父之官，且因其父王青之功，三代得以追赠昭信校尉。如此殊荣，即使非志主之功，有所记载也属正常。因此可以认为，使刘武受赠昭信校尉的并非刘珍。志文对刘珍父亲刘善密的记叙亦不多，仅有“以公父善密补其官”等寥寥数笔；而反观有关其伯父的记载，明显更为丰富，故使刘武受赠昭信校尉者更有可能是刘善缘。

志文记载，刘珍“年四十，荫父官”，即刘珍在景泰四年（1453年）承袭父官。就志文来看，其父任职期间，并未出现官职的调动，可以认为刘珍承袭的，依旧是南京水军左卫的百户之职。水军左卫为南京四十九处卫所之一。这四十九处卫所，其中三十二个卫所分属于五军都督府，而水军左卫即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中的左军都督府，其分管的地方为庭字铺、远字铺、绵字铺、邈字铺、岫字铺、治字铺、本字铺、农字铺。水军左卫之驻地，《南京都察院志》中记其在求字西铺。《金陵梵刹志》亦提及水军左卫所在之地：“吉祥寺，在郭城东北，定淮门内，北城水军左卫地南。”定淮门为南京京城十三城门之一，与三山门、石城门、清凉门、仪凤门同属西门。由吉祥寺在定淮门内、北城水军左卫地南，大约可推知水军左卫驻地在金川门、钟阜门之间。又今狮子山东南，有地名为水佐岗，水佐即水左之谐音。其时水军左卫的驻地，应该是在水佐岗一带。与此类似的还有南京的南北阴阳营，其名亦是四十九卫之一的鹰扬卫的谐音。

需要分析的还有志文所提及的刘珍受魏国徐公召用一事。明朝魏国公即徐达一系，《明史·徐达传》记载，“自（徐）承宗至（徐）弘基，六世皆守备南京，领军府事”。徐承宗天顺元年奉命守备南京，卒于天顺七年。徐承宗之子徐俌弘治九年奉命为南京守备，此时刘珍早已去世。故志文中所提及的魏国徐公是徐达四世孙徐承宗无疑。召用刘珍的即魏国公徐承宗，时间则是天顺元年至天顺七年这七年之间。

根据志文，刘珍葬于夹岗门外的凤西乡祖茔。夹岗门为南京外郭城门之一，外郭城十八门中就有“夹岗门”一名。夹岗门位于郭垣最南端，西垣接凤台门，东连上坊门。凤西乡之名，见于《应天府志》所提江宁县二十一乡，《客座赘语》中亦提及江宁县凤西乡。而其乡名最早出现，至少可追溯至南宋。《景定建康志》中虽未提“凤西乡”，但有“凤台西乡”之名。“凤西乡”即“凤台西乡”之简称。

在刘珍任官期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委造黄船”一事。这也是在志文中最为明确提到的刘珍事迹。黄船，明初所制，船有大小之分，以备御用。从《龙江船厂志》的记载来看，黄船大致可分为四种：“预备大黄船……按：预备者，备巡幸也。”“大黄船……按：大黄船专充本部及内官御用各监器贡之用，与兵部快船相兼差拨，岁有常数，往返不绝。”“小黄船（扁浅船同）……夫既谓之黄船矣，而何取于小？何取于扁浅乎？利于行之疾也！时鲜之贡，以荐宗庙，是圣天子之所以广孝思、示不匮也，其可忽诸！”

由以上记载可知，黄船依其大小、种类不同，作用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供以御用。除预备大黄船用以皇帝出巡外，大黄船、小黄船、扁浅船皆用于运输贡品时鲜。而能够奉命修造黄船，对于常人来说，也已经是一种殊荣。(www.xing528.com)

至于此次“委造黄船”的时间，根据志文分析，至早在“成国朱公复欲召用”之后。史载明朝成国公，为朱能一系，天顺七年（1463年）成国公朱仪受命为南京守备，志文中所提及的成国朱公当为朱能孙朱仪。刘珍卒于1476年，“委造黄船”一事，可初步确定为1463年至1476年间。

据《明英宗实录》，天顺六年（1462年）二月，南京守备太监怀忠奏请增造荐新黄船十二只。由此可以确定天顺六年有一次造黄船之事。又据《大明会典》卷二百记载，成化八年（1472年）奏准黄船五年一修，十年成造。既准其奏，其时又正与天顺六年造黄船之事相隔十年，则当年极有可能有一次造黄船之事。且由志文可确定天顺七年至成化十二年间至少有一次造黄船，由此可以认为刘珍参与造黄船之事，最有可能发生在成化八年。

据《南京都察院志》等文献可知，黄船厂位于誉字铺，同在誉字铺的还有靛园厂，在清凉门外。有关研究表明，黄船厂专管黄船，位于南京城西。修造黄船不仅手续众多，而且编审、修造、维护、拨差等分别涉及留都南京的兵科、工部、南京外守备等职能部门，牵扯到的人员、部门极多，以显其特殊的身份和用途。具体而言，其编审由兵科负责，修造由工部负责，拨差由外守备负责，车驾司负责移文知会。

由于兵部主要负责黄船的编审，委官查看，给出官价，修造黄船应当主要是由工部负责。但是在修造黄船之时，兵部会委派官员，同工部官员共同负责造船事务。刘珍作为五军都督府治下的卫所百户，与工部并无直接联系，他或是作为兵部委派的官员之一，与工部共同监造黄船。志文中“廉能干济”的评价也说明刘珍在造黄船之时担任的应当是监造一类的职务。

墓志撰文者为赐进士第、都察院巡抚、右副都御史、河南毕亨。毕亨其人，见载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毕亨，字文亨，河南府洛阳人。景泰甲戌登进士及第，除南京陕西道监察御史。”“天顺六年壬午，升福州知府……甲申，升应天府尹。”“成化八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兼督浙西赋役。”《明英宗实录》：“（天顺六年五月）庚子升南京陕西道御史毕亨为福建福州府知府。”《明宪宗实录》：“（成化七年）以应天府尹毕亨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直隶并总理粮储。”从毕亨的籍贯及官职来看，当是撰文者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本朝分省人物考》与《明英宗实录》《明宪宗实录》中关于河南毕亨的记载，基本相同。升右副都御史时间上的差异，当以实录更为可靠。从毕亨的任官经历来看，自景泰甲戌（1454年）进士及第后，除了任福州知府的两年外，任官皆在南京。志主刘珍生于永乐癸巳（1413年），“年四十，荫父官”，即于1453年任官，卒于成化丙申（1476年），志文云“予仕南都，缔交公几二十年”，则毕亨与志主刘珍相交，应当是出任福州知府之前，约为景泰、天顺之交。

墓志篆盖者为赐进士第、南京兵部武库郎中、江右谢芳，字景昌，祖籍江西，因祖辈出仕南京，因此入籍南京。谢芳为景泰丁丑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任郎中，后出知永州府。江右包括今天江西、两湖、安徽、福建等地。“江右”之称，与其祖籍所在并不冲突。谢芳其人并未见载于《明实录》，其具体官职变动时间不详，仅能确定谢芳从景泰丁丑（1457年）至成化十二年（1476年）近20年间都是在南京兵部任官，由兵部主事升任兵部郎中，是在成化十二年志主刘珍去世之前，而出知永州府最早当是成化十二年之后的事。

墓志书丹者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凤阳韩云，见于《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年）升鹰扬卫指挥使杨通、南京鹰扬卫指挥佥事韩云为署都指挥佥事。通于小校场、云于神机营各总领操军。”虽然韩云其名较为普通，并不能完全排除重名的可能性。但从官职来看，《明宪宗实录》中记载的韩云与志文中所写相同，都指挥佥事品级为三品，昭勇将军则是三品散阶。官至三品，时代、官职、姓名完全重合，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故基本可以认定《明宪宗实录》所记之韩云即墓志书丹者。从志文来看，刘珍与撰文者毕亨是旧识，而谢芳、韩云则都在兵部或军队任职，故可以推测刘珍原本亦可能与二人相识。

此外，近年南京出土一方《明故署都指挥佥事韩侯墓志铭》，志文中虽未提及志主之名，而仅称其为韩侯，但根据志文中韩侯任鹰扬卫指挥佥事，后升任都指挥佥事坐神机营，与《明宪宗实录》中关于韩云的记载相吻合，可以确认该墓志志主为韩云。根据志文，韩云生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卒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承袭其父指挥佥事一职。

墓志的行状者应天府学教授周继，未见载于史册。应天府学教授官从九品。周继虽仅为九品官，但作为府学教授，其人脉、文笔水平应该毋庸置疑。

墓志刻工为朱大用，其名并见于南京地区早年出土的其他多件明代墓志，如成化十一年吴琛墓志、成化十四年杨忠墓志、成化十六年陈旺墓志、成化十七年沐瓒墓志、成化十八年张胜墓志、成化二十年沐泽仁墓志。这些墓志刊刻于成化十一年至成化二十年间，因此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刻工。而且他所镌刻的墓志铭多涉权贵家族，可见是当时较有影响的知名刻工。

附记：我是南师大社会发展学院考古学专业2017届毕业生。本文的核心材料——《故昭信校尉刘公墓志铭》来自于我的导师王志高老师布置的课程作业。原本课程作业的内容是识读该墓志，并对墓志做简单的考证。出于王志高老师的严格要求及个人的兴趣，我将课程作业的内容进行了扩充。

因为当时刚刚成为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自己的专业基础还不是很好，文字功底也不够扎实，所以最初在识读墓志铭文时就遇到了困难，有个别的文字没有能够正确合理地辨识。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检索过程中，也遇到了无从下手的情况。王志高老师不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我修改铭文的识读，还为我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墓志考证类的论文，以及与这篇墓志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在王志高老师的指导下，我得知《明故署都指挥佥事韩侯墓志铭》与本文的研究内容存在一定的关联，本文中关于“韩云”其人考证的相关内容，也部分源自《明故署都指挥佥事韩侯墓志铭》。

即使在论文初稿完成后，王志高老师依然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对论文进行修改，每一段都经过了字斟句酌。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都需要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只有保持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才能够在学术、在生活中取得更高的成就。一年级暑期，在王志高老师的带领下，我参加了“郑和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坛”。在论坛上，我也有幸接受了多位老师对论文的点评、指正，从而能够对本文再次进行完善，最终刊登在《三江高教》2016年第1期，并收录于“郑和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议论文集中。

除本文外，在三年的研究学习中，我还在王志高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秦淮河名称沿革考》，收录于《江宁春秋》第14辑。这篇论文是我读研期间完成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学术论文所要求的规范性、科学性。也是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逐渐养成了注意论文格式统一、引文严谨的习惯。当然，这和王志高老师的悉心指导密不可分。

虽然毕业后我最终并未继续学术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再一次感谢王志高老师三年来对我的教诲与鞭策，让我不致虚度三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