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的重要性分析

20世纪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颁布的语文教学指导性文件如下：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1936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

纵观语文教学指导性文件的历史发展过程，不难发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这两个名称是交替使用的。既然它们指称的是同一个文件，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名称？在2001年为什么再次将教学大纲变为课程标准呢？

实际上，“课程标准”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普通教育临时课程标准》，此后，“课程标准”一词在中国一直沿用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颁布了小学各科和中学个别科目的课程标准（草案）。20世纪50年代后，改用教学大纲。这是中国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教学大纲明显存在以下弊端：从目标上，只规定了知识方面的要求；内容偏难、偏深、偏窄，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要求过高；只强调教学过程，忽视课程的其他环节；刚性太强，缺乏弹性和选择性。

基于中国教学大纲的种种弊端以及本次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及改革目标，本次课程改革中以课程标准代替教学大纲，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置换，还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理解和考虑。

（一）课程由经营转为大众价值取向

教育部在21世纪的初期发展中，针对我国当时义务教育整体实施情况做出了深入的调研，对其所获得的结果进行相关的分析，由于当时坚持的教学大纲设定的要求标准难以达到，且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中过于烦琐，难度大的同时没有做到对学生眼界的拓宽，最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依旧无法保证大纲要求的那样良好完成，对比世界教育情况而言，在同一学段之内中国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导致在党纲的要求之下对内容的设定知识涵盖过于狭窄，相同程度知识的深度较大。此外，针对不同学科在教学的内容的制定中，教学的要求的制定采取了统一化，导致规定过于刻板，没有自由的调配空间，教师在教学中没有过多的自由选择性。多种问题的存在，造成学生在学习中负担压力过大，辍学等情况发生十分频繁，对学生的整体发展而言没有较好的积极影响。义务教育的展开中，国家对课程标准的设置应该是在一定学期时间段内，学生共同学习的目标与统一要求，并非是对最高标准的设定，应该是以大部分学生都可以满足的标准为最佳。由此可知，在课程标准的设定中，应该以“最低标准”为最佳，确保大部分学生通过基础学习都可以达到。每一位青少年在规定的年龄之内都应该接受国家所提供的义务教育，这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教育与精英教育并非是统一概念，应该致力于对每一位青少年所展开，注重对全体少年发展的关注。(www.xing528.com)

（二）课程目标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强化

教学大纲是对学生在学习中，对知识的接受程度与能力培养等方面所提出的要求，课程标准的设置，则是注重对国民综合素质整体提升这一目标的实现。基础教育活动的展开目标，是为国家培养更多未来发展的建设者，受21世纪科技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现代化理念为国家经济的提升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保障，对社会建设要求也在逐渐提升，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而言，社会的未来建设需要他们完成，因此，人的成长对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基础教育要求，成了国家对国民素质整体要求的基本标准设定，在学科教育中，以及专业领域中的教育工作实施，需要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以此作为课程标准设定的核心因素。

（三）改变教学关注，注重课程实施全过程把控

教学大纲，就字面意思而言，是各个学科在教学中，根据教学要求在教学工作的实施中所提出的具有纲领性作用的指导文件，教师的教学活动，是教学大纲设置的关注重点，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没有对课程在实施中的整个过程做到严格把控，因此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较少。

相对比而言，国家课程在标准的设定中，应该是国家针对学生在不同的方面或是学习领域中应该具备的素养做出基本规划，并制定相关教学要求，标准的制定应该满足所有学生条件，国家课程在标准的设置中，应该明确教学的目标、完善教学内容、关注教学实施、加强教学评价以及把控教材编写，并为工作的实施提出相关指导，给出明确的建议。与教学大纲对比而言，其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间接作用，起到指引效果，在实际实施中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教学活动与评价方式等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同时，在本次的课程改革中，将三级管理政策的实施作为关键目标加以关注，为地方教育活动与学校教学在国家课程的执行中采取了创造性的方式，提高了政策保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