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人类社会中，有一种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就是每当某个社群、组织或区域面临经济、政治危机的时候，都要把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推出来当“替罪羊”和“出气筒”。这种社会现象频繁出现固然使教育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破坏了它的社会声誉，但这种社会现象却揭示出更为深刻的现代教育的社会意蕴：在当代社会，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比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和强大，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形形色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力图“俘获”教育，使其从属和忠诚于自己，并作为维护自己、贬低对手，甚至排除异己的工具。
上述社会现象也一再迫使我们思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翻阅大量教育理论的著述，都充斥着“教育适应社会”“社会是教育的基础”之类的陈词滥调，这与以裕固族教育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案例的“发现”极不相符。我们的“发现”，可以概括为：（1）教育可以改变社会；（2）教育是社会的基础；（3）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最重要的社会事业。
尽管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是当代世界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裕固族教育研究还只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新成员，其历史是相当短暂的。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裕固族教育研究从没把自己只定位于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一种学术实践，其更大的抱负是从裕固族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作为案例来检讨和反思那些被主流社会奉为圭臬的教育理论和毋庸置疑的教育常识。
裕固族虽是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小民族，但她却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多样的文化。裕固人自称“尧乎尔”或“尧熬尔”，对于那些深入研习过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文化的人们来说，几乎立刻就能把她与她的先祖——曾经在内陆亚洲建立过强大的草原帝国的回鹘直接联系起来。
在当今这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眼界的打开与探究视角的游弋只是时间上迟早的问题。历史上，回鹘绝不是仅仅是个游牧集团而已。世界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omas Barfield）在其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以极其精到的笔调写道：
回鹘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给草原所带来的文明程度。他们在一个永久性的城市中建立统治，有文字记载，在草原上保持着农业社区，并在宗教与统治方面与波斯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绝大多数草原帝国所遗留的只是伟大征服者的遗产，但回鹘就算在失去其统治后，仍然保留了草原传统与文明的独一无二的混融。回鹘传统成为游牧世界与周边文明之间的一座桥梁。四百年后的蒙古人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回鹘谋士组织他们的政府。（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有改动）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回鹘传统”与“尧乎尔传统”至今仍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也许更让那些过于偏执的社会构建论者汗颜的是，在突厥语中，“回鹘”与“尧乎尔”是一个词，词义完全相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裕固人告诉世人：文化的血脉常常比人们想象的更有韧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族群都不可能总是生活在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祖荫下”，因而毋须讳言，从明代后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尧乎尔”由于种种原因衰落了。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裕固族在几经人口迁移和政治运动之后，开启了文化重建运动，而教育是这次文化重建运动的核心社会机制。经过几代人的文化适应和教育积累，并特别得益于2001年启动的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裕固族教育的改革实践和学术研究终于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了。(www.xing528.com)
将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裕固族教育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本，是各族学者和民众共同探讨裕固族聚居区教育及其政治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脉络的一些尝试，远远算不上是精细周到地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地分析诠释之后的智慧结晶，抑或说，这5本书只是选辑了“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个“初生之物”的一些学术印记。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作为丛书的编者，2006年夏天我们相识于美丽的夏日塔拉，开始携手开发多元文化乡土教材，同时意气风发地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推动改革、促进公平。匆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回眸身后的曲折来路，最令人感念的是，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普通民众、学校教师、知识精英、商界人士和政府干部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这套丛书同时也凝结着他们（她们）的智慧和汗水。毫无疑义，这套丛书本身就是一件承载着知识互惠和情感沟通使命的礼物，它把书籍的“作者”同文化的“作者”连接起来，共同铭记历史、体认现实、开创未来。
是为序。
安维武 巴战龙
2016年1月18日
（作者均系裕固族学者，分别为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长、裕固族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裕固族教育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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