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案件的地区特点调查与分析

我国对于毒品案件的一些数据并未进行公开，所以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毒品案件发展和毒品问题分布情况的考察只能借助于少量公开资料来进行分析。黄明华在1995年《铁道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当代我国大陆毒品地理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毒品案件分布的重要数据。从这些数据来看，毒品案件在当时的分布具有非常清楚的历史相似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毒品泛滥区往往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毒品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

“抗日战争期间，国产鸦片中，云南之云土、四川之川土、贵州之黔土、甘肃、陕西、宁夏之西土、山西、内蒙古之老北土等均相当著名，其余东北三省、山东、江苏、福建、广东、浙江、安徽等省均有大量烟土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地区毒品均遭彻底铲除。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境外鸦片的输入和过境贩运的刺激，国内许多鸦片产地又死灰复燃，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内正重演旧中国100多年的毒品非法生产与贩运的历史。”^[32]国际贩毒与国内贩毒路线的相互重叠，是我国贩毒走私的重要特点，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我国境内许多重要的毒品中转站，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昆明、临沧、瑞丽、保山、大理、腾冲、成都、贵阳、西安、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甘肃三甲集、宁夏同心县、兰州、新疆、福建，还有内蒙古与山东等地。贵州与四川历史上即为著名罂粟产区，以生产黔土、川土而闻名，且处于云南毒品辗转全国的必经之地，也是最重要的毒品中转站。陕、甘、宁历史上以产“西土”而出名，目前仍以生产鸦片、海洛因为主（名为“兰州面”“黄皮”“净货”），且兼转运各地来的毒品。西安目前云集云土、川土、黔土、兰州面、净货、大麻、按钠加等邻省区所产的各类毒品。特别是云南与金三角毒品经川黔东去南下的通道遭到警方的破坏之后，西安、兰州即成为重要的中转地区。此外，甘肃的三甲集、宁夏的同心县回族聚居区的贩毒活动也十分猖獗，为西北两个最大的毒品集散地，甚至郑州、西安的毒品市场也在此进货。山东、山西、内蒙古、新疆的毒品生产与中转也与此类似。云南平远街16个贩毒团伙、文山州林松华集团、闽粤联合冰毒案集团等均系境内贩毒团伙。在境内贩毒团伙中，活跃于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西北地区的团伙最具代表性，多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纽带，整村地参与毒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贩运与销售，组织严密而牢固，故而西安、甘肃的三甲集、宁夏的同心县成为西北也是全国相当有名的毒品的贩运与集散地。此类团伙在新疆、云南、山东、内蒙古等地也正在形成与发展。^[33]

根据兰州铁路禁毒办公室2009年统计，2008年至2009年兰州铁路公安处共破获毒品案件140起。按照毒品数量划分的“特大案件”52起，“重大案件”51起，占所有案件的70%以上。所运输的毒品中，海洛因占到113起，冰毒17起，鸦片2起，K粉等新型毒品8起。从毒品的目的地来看，主要是流向甘肃本省（46%）、新疆（31%）、陕西（7%）；64起流向甘肃省的毒品案件中75%流向兰州市，10%流向天水市，甘肃省其余各地的流向比例比较平均。从国家禁毒委的数据来看，2009年的毒品已经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转向新型毒品。但是兰州铁路局公安处查获的案件却并没有表现出当时其他地区的毒品案件特点。另外，从这140起毒品案件的目的地分布来看，当时的毒品案件主要还是供给中心城市或者从中心城市转运；其他地区的毒品运量较小，代表着当时毒品的“内需”并不大；毒品运输数量分布如此“有道理”“有规律”，可能也代表着当地毒品贩运已经高度垄断。西北的毒品犯罪带有比较明显的宗族化特点。比如东乡县的达坂乡、那勒寺乡、汪集乡，康乐县的虎关乡、流川乡，广河县的三甲集镇、排子坪乡，一些毒贩利用宗族关系和宗教关系进行贩毒活动。^[34]

福建省1991年到2000年的毒品案件数据表明，我国台湾省籍的毒贩贩卖各种毒品案件82起，涉案人员128名，涉案海洛因264千克、冰毒4294千克，主要的犯罪形式是在福建省沿海地区进行冰毒加工制造，82起案件中有80起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警方共捣毁制毒窝点56家，台湾省籍的加工毒品案件26起。^[35](www.xing528.com)

辽宁省2014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辽宁作为沿海大型城市已经从前些年的毒品走私通道和中转站发展为毒品消费地，主要的毒品来源于内地云南、四川、广东等地，朝鲜半岛毒源充足，价格低廉，可能发展较快。^[36]

从2016年学者进行的边疆地区毒品问题调研来看，^[37]贩毒依旧是目前毒品犯罪的最主要形式，贩毒的地区分布特点比较鲜明。贩毒的区域性分布表现为“西南、西北”的毒品犯罪（贩毒）远远高于中东部地区，西北地区的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甘肃莲花山、宁夏、新疆和云南贩毒比较多。被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13个地区中，西部地区就占8个（云南巍山县、贵州六盘水、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东乡县和广河县、陕西潼关县、西安市新城区、宁夏同心县），这些地方既是国家贫困地区，也是民族聚居区，文化落后、社会控制力较低。昔日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已经变成了毒贩通道。毒品沿着这些通道由南向北扩散至中心城市、二三线城市、农村在云南，季度工作严重依赖于“查封堵截”，主要形成边境—内地城市—云南出省“口子”的三道防线。但是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只要吸毒市场存在，吸毒的需求存在，贩毒问题就极难解决。无形的贩毒网络体系，并不会完全按照既定的运输路线进行。这里面也会充满变数，某些地方的查缉取得效果，贩毒分子自然会开辟新的渠道。西南、西北地区人口稀疏地方较多，甚至无人区都可能成为毒品贩运的通道。这使得毒品查缉难度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