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战略调整：襄樊成灭宋战争重点

公元1260年（宋景定元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即汗位，定年号为中统。同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城西的按坦河即位。忽必烈一面调集军队与阿里不哥作战，一面派郝经使宋议和，以减轻南方军事压力。经过四年的战争，至元元年（宋景定五年，1264）七月，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成为蒙古各部共同承认的大汗。内部局势稳定后，忽必烈马上将重点转向南宋。

（一）忽必烈的战略调整

忽必烈改变了蒙哥汗时期以四川为主攻方向的战略，转而以长江中游襄阳、樊城为重点，试图集重兵突破南宋京湖防线，由汉入江，东下临安。事实上，这一战略思路在蒙哥汗时期就不断有人提出。忽必烈率东路军南下时，进军至相州（今河南安阳），隐士杜瑛献策说：“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220]郝经在《东师议》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如欲存养兵力，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尝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221]

忽必烈即位后，千户郭侃上平宋之策：“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222]这些意见为忽必烈攻宋战略的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但真正让忽必烈下定决心的还是南宋降将刘整的建策。刘整原为南宋名将孟珙麾下骁将，军中呼为“赛存孝”（李存孝为唐末五代悍将，以勇猛著称），因受蜀帅俞兴、吕文德等诬陷，于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1261）率所属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降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刘整觐见忽必烈，建议“先攻襄阳，撤其扞蔽”^[223]，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224]。他分析说：“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225]刘整在四川、京湖前线征战多年，对宋、蒙古双方实力和战况十分熟悉，他的建议分量也更大。因此，尽管这一建议遭到一些大臣反对，忽必烈仍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将襄樊作为灭宋战争的战略重点。

忽必烈的战略调整也与在四川进攻受挫有关。忽必烈即位后，试图利用刘整降附的影响，攻下钓鱼城，但钓鱼城军民坚决抵御，蒙古军未能成功，又转而东下，进攻夔州，进展也不顺利。至元三年（宋咸淳二年，1266），宋军夺回开州（今重庆开州区），蒙古军受到很大牵制。这些战事进一步印证了东出四川战略的难度，也促使忽必烈听从刘整等人的意见，转而以襄樊为进攻重点。

（二）襄樊之战与吕文焕降元

襄阳在汉水南岸，樊城在汉水北岸，二城共扼汉水，顺汉水而下，即可进入长江，直逼临安，因此，襄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时人所言：“襄阳，天下之脊，国之西门。”^[226]“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227]为加强襄樊的防御，宋廷先后以孟珙、李曾伯等措置战守，“夹汉水为城，植柱中流，联以铁絙”^[228]，使襄、樊二城可互相援应，并囤积了大量粮食和军械，使之成为易守难攻的坚城。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蒙古军谋取襄樊之际，宋廷以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主持襄樊防务。

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平章阿术率军“观兵襄阳”，一直打到襄阳以南地区。蒙古军采纳刘整“急攻缓取”之谋，借口修建和维护樊城外榷场，在鹿门山（襄阳南三十里）、白鹤山（襄阳南十里）等地修建堡垒，以阻遏襄樊外援。至元五年（宋咸淳四年，1268）七月，忽必烈立东西两川都统司，以刘整为都元帅，与阿术同议军事。九月，阿术和刘整率蒙古军、汉军开始包围襄樊，攻夺襄樊外围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等要隘，^[229]于要地“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得通”^[230]。次年正月，阿术亲率蒙古军深入复州（今湖北仙桃）、德安府（今湖北安陆）、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等地，摧毁了襄樊外围的防御力量。

与此同时，忽必烈派枢密副使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到襄樊督战。史天泽以攻围战见长，在他的主持下，蒙古军在襄阳外围修筑工事，西起襄阳西北十里的万山，南至襄阳南三十里的百丈山，封锁了襄阳以南的陆路交通；又筑襄阳南的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贮兵储，绝声援，示以久驻必取之基”^[231]。至元六年（宋咸淳五年，1269）冬，蒙古元帅府采纳万户张弘范之议，筑万山城以截断襄阳西面的陆上交通；同时在汉水西岸修筑城堡，与东岸鹿门堡相对应，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封锁了襄阳南面的水路通道。

面对蒙古军日益严密的封锁，吕文焕数次主动出击，试图打破蒙古军包围。至元七年（宋咸淳六年，1270）二月，他出动步骑一万五千人，兵船百余艘，水陆并进，攻打万山城。经过一番激战，宋军溃败而归。这是襄阳宋军最后一次突围，此役的失败表明，襄樊守军已无法凭借自身力量突破重围。

襄樊被围后，宋廷不断调集精兵强将前往增援。至元六年（宋咸淳五年，1269）三月，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在赤滩圃（在今湖北襄阳东南汉江上）被蒙古军击败。稍后，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乘汉水上涨之机，成功运送衣粮入襄阳。七月，夏贵率战船三千艘、军队五万人再次增援襄樊，被蒙古军击败。至元七年（宋咸淳六年，1270）正月，宋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兼知江陵府，全面主持京湖防务，但是，宋廷派往京湖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却并不听从李庭芝的节制，而是直接听命于贾似道，极大牵制了宋军的救援行动。十月，范文虎率八千余人赴援襄樊，遭蒙古军阻击，大败于灌子滩（在今湖北宜城市北二十里），“文虎仅以身免”^[232]。

至元八年（宋咸淳七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为“大元”，翌年，改中都为大都（北京），定都于此，元对灭亡南宋之战更加势在必得。

至元九年（宋咸淳八年，1272）春，刘整、阿里海牙率军猛攻樊城，攻破樊城外郛。早在至元六年（宋咸淳五年，1269），史权就曾建言：“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233]此时，阿里海牙再次向忽必烈强调了攻取樊城的重要性，他说：“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234]忽必烈采纳其议，命阿术筑重围，进逼樊城内城，襄樊形势更加危急。

为救援襄樊，李庭芝募集民兵之骄悍善战者三千人，以张顺、张贵为都统，运送援助物资入襄阳，但这支民兵在破围而出时遭元军邀击，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元军进一步加强对襄樊的围困，襄樊完全成了孤城。

至元九年（宋咸淳八年，1272）十一月，元军利用汉水逐渐枯竭之机，向樊城发起进攻。元军首先锯断江中植木和铁索，焚毁浮桥，切断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又以水军分五道猛攻，并启用新制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轰城。樊城军民拼死抵抗，终于无法抵挡元军的猛烈攻势，至元十年（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为元军攻克，军民俱被屠灭。樊城陷落，襄阳危在旦夕，城内衣装薪刍断绝，以至于撤屋为薪，缝纸币为衣，吕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235]。元军一面作势攻城，一面劝降吕文焕，在元军软硬兼施之下，吕文焕以襄阳城降。

襄樊之战是宋元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襄樊失守，贾似道闻讯“战眩颠沛，几于无生”^[236]，宋度宗在诏书中说：“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237]至此，南宋长江中游防线被打破，为元军顺流而下直取临安创造了条件。经过六年的襄樊攻防战，元军在水军、火器、战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逐渐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增强了灭宋信心，南宋则军心离散、士气低落，有土崩瓦解之势。

（三）元大举攻宋与南宋灭亡

攻占襄樊后，针对下一步战略，元廷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等将帅以及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谋臣认为，当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238]。也有一些朝臣认为，襄樊之战耗费巨大，若再大举进兵，“府库民力恐不得任”^[239]，加之北方诸王叛乱，主张稍事休整再南下攻宋。

元世祖忽必烈综合两种意见，放缓了南下的步伐，积极进行战争准备。首先，扩充军备，尤其是加强水军力量。应刘整等的奏请，大量建造战船，教练水军，增加武器装备、粮食等物资储备，设立河南宣慰司，负责军需供应。其次，调整指挥机构。至元十一年（宋咸淳十年，1274）正月，以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总兵攻宋。起初欲以荆湖、淮西二路并为中军，七月，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由荆湖行中书省统一指挥，确立了以荆湖为重点、以淮西为策应的战略。

六月，元世祖正式发布平宋诏书，大举攻宋。元军分两路南下，左路军由中书右丞博罗欢统率，从枣阳西进两淮，以刘整为前导，目的是牵制南宋兵力；右路军由左丞相伯颜、史天泽率主力二十万人，吕文焕所领水军从之，由襄阳沿汉水而下，水陆并进。

面对元军的汹汹来势，南宋也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如在中央成立机速房，调整边将职任，加强长江中下游要地防御，等等。但是，南宋政治腐败、内讧严重的状况并无改观，尤其是至元十一年（宋咸淳十年，1274）三月，贾似道因母亲去世而居家持丧，数月不理国事，七月，度宗病逝，这些都严重影响到南宋的战争准备。度宗去世后，谢太后、贾似道支持赵即位，是为恭帝，谢太后“临朝称诏”，贾似道起复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继续掌控朝廷大权。

九月，伯颜大军进至郢州。郢州江面防御严密，元军不能渡，便绕郢州南下，攻下黄家湾堡（今湖北钟祥南），在吕文焕指挥下，由一条小溪，通过人力牵挽船只进入汉水，顺流而下。十月底，元军攻占汉水重镇复州（今湖北仙桃），兵临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区）。

十二月，元军进围汉阳军，企图由汉口渡江，遭到宋军阻击，于是集中兵力攻打鄂州东北要隘阳逻堡。阿里海牙率军正面进攻阳逻堡，阿术则声东击西，从阳逻堡西北十余里的沙芜口抢渡长江。十四日，元军攻占阳逻堡，然后溯流而上，进围鄂州。鄂州防备空虚，外无援兵，守军稍事抵抗即以城降。伯颜以阿里海牙留守鄂州，自己亲率主力，以吕文焕为先导，顺江东下。由于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望风降附，元军很快占领了黄州、蕲州、南康军、江州、安庆府、池州等地。

鄂州失守，宋廷震动，以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抗击元军。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正月，贾似道率诸路精兵十三万、战舰二千五百艘西上，进次芜湖。以部将孙虎臣领七万精兵布防于丁家洲（在今安徽铜陵东北二十余里），以夏贵率战舰横亘江中，贾似道本人屯军于丁家洲下流之鲁港（在今安徽芜湖南三十余里），以为声援。二月，伯颜率水陆军进攻丁家洲。元军先以两岸炮弩猛轰宋阵，宋军动摇，几欲溃散。伯颜乘势会合诸将冲入宋阵，宋军大败，“十三万军一时溃散”^[240]，水陆军主力几乎全部丧失。

丁家洲之战后，元军继续东下，于三月二日进占建康。建康失陷，宋“则江东之势去矣”^[241]。元军先后攻克镇江、京口、常州、广德军等临安外围地区，并在镇江建立行枢密院，与江北要塞瓜洲相呼应，进一步控制长江江面。宋廷以主战派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负责抗击元军。

七月，宋军集结于镇江焦山一带，欲对元军大举反攻。原计划三路出兵：张世杰率舟师万余艘，阵于焦山南北；殿帅张彦率兵自常州趋镇江，控制长江南岸；扬州李庭芝出瓜洲，在江北配合，三军会合，共同进击。不料约定出兵之日，扬州宋军因故失期，常州张彦竟不发兵，致使张世杰部孤军奋战。张世杰以十舟为一方，碇江中流，非有号令，不得起碇。元军先以一部绕出宋军船队之后，复以巨舰载善射者千人，分两翼夹射宋军。战斗自辰至午，呼声震天，难分胜负。元军乘风发射火箭，宋军舰船被焚，烟焰蔽江。宋军船队仓皇无法起碇，伤亡惨重。焦山之战使南宋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李庭芝坐困扬州，临安岌岌可危。

十月，伯颜分兵三路，会攻临安。右军以阿剌罕、鄂罗齐等率领，由广德军趋临安西北之独松关；左军以董文炳、张弘范率领，取道江阴，直趋临安海口；伯颜、阿塔海亲率中军，取道常州，直下临安。次年正月，三路军会师于临安北郊皋亭山，完成了对临安的包围。大兵压境之下，年幼的恭帝和年迈的谢太后奉表出降，元军占领临安。

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陆秀夫、张世杰等携年幼的益王、卫王南逃。五月，他们拥立益王赵罡即位于福州。至元十五年（宋景炎三年，1278）四月，益王因惊疾而死。陆秀夫、张世杰等复奉卫王赵昺为帝。六月，到达崖山（在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以之作为抗元的最后据点。

至元十六年（宋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进攻崖山，张世杰以战船千余艘碇于海中，结成舟城，又将船身遍涂污泥，以防火攻。元军几次进攻均未成功，转而采取围困战术，派军登上崖山西山，切断了宋军水源。二月六日，元军向崖山发起猛攻，张世杰败亡，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至此，南宋最终灭亡。

（四）忽必烈攻宋战略述评

忽必烈灭宋之战，从至元四年（1267）攻襄樊，到至元十六年（1279）崖山之役，历时十二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蒙元制定和实施的正确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战略方向的选择。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面临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他原计划攻取南宋后再北上争权，但在郝经的建议下，班师北上，暂时放弃了进攻南宋。元军进占建康以后，北部蒙古宗王叛乱，逼近上都，忽必烈欲暂缓南下，北上平乱，但攻宋主帅伯颜提出反对，主张一鼓作气，消灭南宋，然后再解决北边问题。忽必烈召伯颜赴阙，详细讨论了时局和平宋战略，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诏令继续攻宋。

这两次战略决策面对的都是内部权力斗争与南下攻宋的矛盾，忽必烈所做的选择截然相反，却都取得了成功。蒙哥汗去世后，汗位争夺是头等大事，而忽必烈的攻宋之役，围困鄂州三个月仍无进展，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平灭南宋。班师北上，与宋缓和，是正确决策。而在元军占领建康后，南宋政权大势已去，平宋已如摧枯拉朽，费力小而成功大，北方宗王虽然心怀异志，短期内尚不足以撼动帝位，且可通过其他政治手段稳定局势。因此，先攻灭南宋，后图北边，也是正确决策。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正确的战略主攻方向，是忽必烈灭宋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以襄樊为战略进攻的重点。忽必烈放弃蒙哥汗东出四川的战略，改为以襄樊为进攻重点，这是元灭宋之役成功的战略基础。襄樊的重要性，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说：“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242]以东出四川和主攻襄樊相比，四川不但有大江阻隔，而且有崇山峻岭，山城防御体系完备，川东的合州钓鱼城，控扼嘉陵要冲，城防坚固，突破难度很大；而以襄樊为重点，战线更短，地形困难更小，后勤补给等也更为容易。元军攻克襄樊，用了六年时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控制了襄樊，就打破了南宋的防御体系，消灭了南宋大部分精锐部队，瓦解了南宋的军心士气，起到了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作用。

再次，将帅选择上知人善任。忽必烈灭宋战略的制定与顺利实施，与将帅得力密不可分。如攻克襄樊后，以伯颜为南征统帅。伯颜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机沉而识远，量重而器宏”^[243]，在战争中临机决断、多谋善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忽必烈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将领也能随材任用，发挥他们的才干，尤其对于南宋降将刘整、杨大渊、吕文焕、范文虎等，更是给予充分重视，使他们成为攻宋的先锋。这些人对南宋虚实尽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有广泛的影响力，对元灭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复次，重点发展战略军兵种。襄樊之战的胜利，是长期围困的结果，更是元朝军力逐渐取得优势的必然结果。元军进攻南宋，长江天堑阻隔，山川水网密布，蒙古骑兵的优势难以施展。刘整提出以襄樊为进攻重点，是与发展水军的战略相辅相成的。刘整曾与阿术计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244]他们上奏忽必烈说：“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245]忽必烈利用刘整、吕文焕等南宋降将，大力发展水军，及至襄樊围城末期，元水军在兵力、舰船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既得骑战之利，又兼水战之长，优势逐渐显现。不仅如此，元军在作战中以步兵、骑兵、水军、炮兵协同运用，战斗力强悍，战法灵活，较宋军动辄以战船相连、牺牲水军机动性的战法更高一筹。在武器装备方面，元军着力发展火器。至元八年（宋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遣使至波斯，征召到回回炮手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二人研制的回回炮威力巨大、无坚不摧，成为元军的撒手锏，在攻取襄樊以及后来的灭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忽必烈采纳汉人谋士的意见，限制元军的杀戮和掠夺，招降并重用南宋将领，笼络江南地主官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南宋军民的反抗强度，有助于灭宋战争顺利推进。

元灭宋战争取得胜利，也与南宋的日益衰落密不可分。南宋贾似道长期专权，政治腐败，度宗软弱无能，继任的恭帝、端宗、帝昺年幼无知，朝廷上党争激烈，内耗严重，战略上消极保守，被动防御，战术上墨守成规，尽管有文天祥、张世杰等少数文臣武将极力救护，终难挽救大厦将倾之势。

【注释】

[1]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王朴传》，中华书局，1976年。

[2]《宋史》卷二百五十五《张永德传》。

[3]《宋史》卷二百七十二《张晖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七月。

[5]王称：《孟昶传》，《东都事略》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

[7]参见黄朴民、孙建民：《中华统一大略》，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93—196页。

[8]《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

[9]按：易州不在燕云十六州之内，五代至宋初，易州几易其手，详细考辨见赵铁寒：《燕云十六州的地理分析》，《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6年。

[10]《宋史》卷二百七十三，李进卿等传论。

[11]参见张方平：《请选择河北沿边守臣事》，《乐全集》卷二十二；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己亥。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丁未。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正月戊寅。

[16]按：关于宋琪上书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系于雍熙三年（986），《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传》则记为端拱二年（989），从内容上看，当以《长编》为是。

[17]《上太宗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九。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正月戊寅。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雍熙三年六月戊戌。

[24]按：此处所引三人议论均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人文章又见于《宋朝诸臣奏议》和个人文集等。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九月戊子。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八月丁亥。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至道二年五月壬子。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至道三年十二月。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至道三年十二月。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四，咸平二年六月戊午。按：《长编》选录此文云：“详录亮疏，盖韩琦尝有取焉。国史无此，得诸亮家。”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咸平四年十月丁未。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37]《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一。

[38]《范文正公集补编·再议攻守疏》，《范仲淹全集》中册。

[39]《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一《请修复城寨奏》，《范仲淹全集》中册。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庆历元年正月戊午。

[41]《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42]《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范仲淹全集》上册。

[43]《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范仲淹全集》上册。

[44]《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范仲淹全集》上册。

[45]《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范仲淹全集》上册。

[46]《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中册。

[47]《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中册。

[48]《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乞修京城札子一、二》，《范仲淹全集》上册。

[49]《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乞修京城札子一、二》，《范仲淹全集》上册。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

[51]《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中册。

[52]《言西边事宜第二札子》，《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四。

[53]《言西边事宜第一状》《言西边事宜第二札子》，《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四。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治平二年五月癸亥。按：刘平之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又见《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上仁宗乞选用酋豪各守边郡》，他主张“收复洪宥，限以山界”。

[55]《宋史》卷十六《神宗本纪》。

[56]《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文集》卷三十九。

[57]按：宋神宗称王安石为“师臣”，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五，熙宁三年九月庚子。

[5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

[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六，熙宁四年八月辛酉。

[6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八，熙宁五年九月丁未。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壬戌。

[6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熙宁五年正月己丑。

[6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乙未。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壬午。

[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乙未。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壬辰。

[6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熙宁五年正月己亥。按：中华书局本作“图难易”，结合宋神宗的一贯思想，当为“图难于易”，径改。

[6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壬寅。

[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7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辛未。

[7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五，熙宁三年九月乙未。

[7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熙宁五年正月壬寅。

[7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申。

[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丁酉。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二，熙宁五年四月辛未。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熙宁五年正月己酉。

[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八，熙宁五年九月丙午朔。

[7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九，熙宁五年正月壬寅。

[8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己巳。

[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辰。

[82]《宋史》卷三百二十八《王韶传》。

[8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五，熙宁五年七月戊子。

[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申。

[85]按：熙宁六年冬，契丹派使臣，要求重新划分蔚、应、朔三州地界，宋最终将古长城以北地区割让予辽。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认为失地是因为王安石主张弃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叙此事较详。

[8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

[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八，熙宁五年九月丁未。

[8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

[89]文彦博：《条奏薛向利害》，《潞公文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六，熙宁十年十二月；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上神宗谏用兵》、《东坡全集》卷六十六《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宋人类似论用兵之害的言论很多，参见范纯粹《上神宗论西师不可再举》，《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91]司马光著，王根林点校：《北边札子》，《司马光奏议》卷十八，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92]《上哲宗请以兰州二寨封其酋长》，《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93]《横山疏》，《司马光奏议》卷二十三；参见《上神宗论纳横山非便》，《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94]《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狄仁杰语。

[95]《论西夏札子》，《司马光奏议》卷三十五；参见《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96]《论西边事》，《潞公文集》卷二十六。

[97]杨绘：《上神宗论种谔擅入西界》，《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

[98]苏辙：《上哲宗论不可失信夏人》，《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

[9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十一月。

[100]参见司马光：《横山札子》，《司马光奏议》卷二十三；郑獬：《上神宗论种谔擅入西界》，《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101]《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司马光奏议》卷三十八。

[102]《上哲宗乞因夏人纳款给还其地》，《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

[10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丁亥。

[104]《论西夏札子》，《司马光奏议》卷三十五；参见《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www.xing528.com)

[105]参见苏辙：《上哲宗乞因夏人纳款给还其地》，《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文彦博：《论西边事》，《潞公文集》卷二十六。

[106]《上哲宗乞因夏人纳款给还其地》，《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

[107]《乞抚纳西人札子》，《司马光奏议》卷三十七。

[108]《上神宗答诏问北边事宜》，《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

[109]《上神宗论纳横山非便》，《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110]《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

[111]《上哲宗论不可失信夏人》，《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

[1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丁酉；参见同书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壬寅。

[1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七，熙宁七年十月癸巳。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六，元祐六年九月辛亥。

[115]《议国是》，《梁溪集》卷五十八。

[116]《建炎进退志总叙三》，《梁溪集》卷一百七十六。

[117]《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第二十四次奏请）》，《宗泽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11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建炎二年七月甲辰。

[11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建炎三年二月己巳注引。

[120]《大金国志校证》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

[121]《鄂国金佗稡编》卷十二，《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1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七，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

[12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己卯；参见同书是月庚午条。

[12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三，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

[125]《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

[126]《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1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七，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

[12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八，绍兴八年正月乙巳。

[12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四，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130]《鄂国金佗稡编》卷十二，《乞乘机进兵札子》。

[131]《鄂国金佗稡编》卷十，《乞复襄阳札子》。

[132]《鄂国金佗稡编》卷九，《经进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

[133]《鄂国金佗续编》卷二十七，《百氏昭忠录卷十一》，黄元振之文。

[134]《鄂国金佗续编》卷十，《令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军马省札》。

[135]《鄂国金佗稡编》卷十，《画守襄阳等郡札子》。

[136]《鄂国金佗稡编》卷十一。

[137]《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七，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引《岳侯传》。

[13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78页。

[13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

[140]《宋论》卷十。

[14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九，绍兴十一年二月丙子。

[142]《宋论》卷十。

[1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七，绍兴七年十一月甲午。

[144]《宋论》卷十。

[145]《鄂国金佗稡编》卷二十，《吁天辨诬通叙》。

[14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六，绍兴七年闰十月戊子。

[147]史浩撰，俞信芳点校：《论未可北伐札子》，《史浩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148]《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条。

[149]《论未可北伐札子》，《史浩集》卷七。

[150]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毗陵侯赠太保周简惠公葵神道碑》，《全宋文》卷五千一百八十。

[151]《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条。

[152]《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条。

[153]《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条。

[154]《宋史》卷三百九十五《王质传》。

[155]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乙集，“孝宗恢复”条，中华书局，1989年。

[156]《宋论》卷十一。

[157]王瑞来校笺：《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二，“孝宗恢复”条，中华书局，2016年。

[158]《上殿札子》，《叶适集》第三册。

[159]按：余英时认为，南宋孝宗至宁宗时期，士大夫群体发生分化，出现了职业官僚型士大夫与道学型士大夫两大群体，前者倾向因循苟且、维持现状，后者主张加强内政、进图恢复。双方发生激烈党争，影响了南宋的“国是”和政局。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七章《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160]张栻撰，邓洪波校点：《跋戊午谠议》，《张栻集》卷三十四，岳麓书社，2010年。

[161]《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八。

[162]《宋史全文续》卷二十六，淳熙三年四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3]《宋史》卷三百七十一《汤思退传》。

[164]《宋史》卷三百七十二《王之望传》。

[165]《宋史》卷三百九十六《赵雄传》。

[166]《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九《章宗皇帝上》。

[167]《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条。

[168]《开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书》，《翠微南征录》卷一；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五、《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忠义十·华岳传》。

[169]按：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有言：“辛公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

[170]《丙子轮对札子》，《洺水集》卷二。

[171]《直前奏事札子（甲戌七月二十五日）》，《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172]《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札子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

[173]《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条。

[174]《上执政书其二》，《洺水集》卷十三。

[175]《金史》卷十七《哀宗本纪上》。

[176]《金史》卷一百一十二《完颜合达传》。

[177]王鹗：《汝南遗事》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8]《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十六《义宗本纪》。

[179]《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纪下》。

[180]《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二》，《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

[181]《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札子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

[182]《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18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

[184]按：关于李邦瑞使宋之事，宋、蒙古双方史料记载不一。《元史》称其“乃议如约而还”（《元史》卷一百五十三《李邦瑞传》），而宋方记载却说，蒙古来使是为假道淮东攻金，遭到南宋拒绝（参见《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185]《元史》卷一百一十五《睿宗拖雷传》。

[186]《元史》卷一百一十五《睿宗拖雷传》。

[187]《金史》卷十七《哀宗本纪上》。

[188]《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会蒙古兵灭金》。

[189]魏了翁：《应诏封事》，《鹤山集》卷十八。

[19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秦桧史弥远之揽权”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91]《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条。

[192]《宋史》卷四百六《崔与之传》。

[193]《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议”条。

[194]《宋史》卷四百一十五《葛洪传》。

[195]王迈：《乙未馆职策》，《臞轩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6]按：关于这一问题，《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记载，蒙古与宋约定，灭金后以河南之地归宋，但《宋史·贾似道传》却说，双方“约以陈、蔡为界”。从金亡后双方的反应及朝臣议论来看，两种说法都有可疑之处，很有可能双方在联盟灭金之时，并未对中原的归属有明确约定。参见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2页。

[197]《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

[198]《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条。

[199]《宋史》卷四百七《杜范传》。

[200]吴昌裔：《论郑清之疏》，《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五。

[201]吴泳：《端平三年罪己诏》，《鹤林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2]《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孟珙传》。

[203]《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三京之复》。

[204]吴潜：《奏论今日进取有甚难者三事》，《许国公奏议》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

[205]《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许国公奏议》卷一。

[206]《诏除户书内引札子二》，《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三。

[207]《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吴潜传》。

[208]李鸣复：《论和议不足恃当以守备为急》，《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八。

[209]《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塔思传》。

[210]《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端平三年十二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1]阳枋：《上宣谕余樵隐书》，《字溪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2]《元史》卷一百二十九《来阿八赤传》。

[213]按：关于蒙哥汗的死因，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为炮风所震，成疾而死（万历《合州志》卷一）；一说得赤痢而死（《史集》第二卷），本书采信第一种说法。

[214]《元史》卷一百六十一《杨大渊传》。

[215]《宋史》卷四十六《度宗本纪》。

[216]《东师议》，《陵川集》卷三十二。

[217]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8]《元史》卷一百二十九《来阿八赤传》。

[21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六《蒙格可汗本纪》，《元史二种》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20]《元史》卷一百九十九《杜瑛传》。

[221]《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

[222]《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宝玉传附郭侃传》

[223]《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

[224]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225]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襄阳始末”条，中华书局，1988年。

[226]李曾伯：《荆阃回奏四事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八。

[227]《宋史》卷四百五《李宗勉传》。

[228]黄溍：《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推恩效力定远功臣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文国公谥武宣刘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229]《元史》卷一百二十九《唆都传》。

[230]《宋季三朝政要》卷四，度宗咸淳四年。

[231]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

[232]《癸辛杂识》别集下，“襄阳始末”条。

[233]《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史天倪传附史权传》。

[234]《元史》卷一百二十八《阿里海牙传》。

[235]《宋季三朝政要》卷四，咸淳九年二月。

[236]《癸辛杂识》别集下，“襄阳始末”条。

[237]《宋史》卷四十六《度宗本纪》。

[238]《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239]胡祗遹：《寄张平章书》，《紫山大全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0]《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六，“芜湖溃师”条。

[241]《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七，“金山之败”条。

[242]《湖广方舆纪要序》，《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

[243]袁桷：《太傅右丞相伯颜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推诚翊运功臣淮阳郡王谥忠武》，《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4]《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

[245]《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