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遭到严重破坏

历史上，中国是由作为中心的“中原”与“四夷”边疆构成的一个统一体，二者之间呈现互为依存的主次关系。因为，在历史发展中融合“华夷”而形成的汉民族，经济、文化上远远高于“四夷”边疆，且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也经常是卓然高出周边各族，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及政权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以内部的治理与稳定情况为转移。每每中原自身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之时，边疆也相对安定，“边患”也相应较少，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容易维持。而中原政治腐败、内部动乱之时，也往往是边疆的多事之秋。所以，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就是首先要区分中心腹地与边疆地区的主次，重内轻外、先内后外、先近后远，换句话说也就是先中心后边缘，先中原后边疆。在治国实践上，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实现富国强兵，强化中央集权，确保帝国核心地区的稳定和繁荣。通过中央区域对边疆地区强大的吸引力和震慑力，实现“安边固防”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时，从经济布局来说，封建社会前期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开发较早，经济、文化发达，同时也是政治中心所在。钱穆先生就说：“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的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流则文化、经济较胜。”^[11]比如，历史上西汉定都关中，则“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驱逐匈奴，开通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12]。西汉帝国因为取得了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协调，既保证了帝国政治中心的稳定，又有余力经营边疆，确保大一统的统治秩序。相反，东汉王朝虽定都于洛阳，但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采取放任政策，导致土地集中严重，使作为统治基础的自耕农经济趋于崩溃，而且不曾着力经营关中和陇右，结果对边疆的经营就力不从心，难有大的作为。

从东汉末年开始，黄河流域作为全国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地位就不断下降。到了三国时期，因为长期战乱，中原已经户口锐减，城邑空虚，道殣相望。连曹操也发出这样的感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3]终曹操之世，中原人口也不曾恢复到汉末的规模。此后，五胡十六国在北方进行了长期的大厮杀，政权走马灯似的换，你方唱罢我登场，曾经富庶的中原成为大家争夺的战场，大量民众死于战乱，或迁徙四方以逃避战乱，中原因此失去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王仲荦先生就指出：“自东汉政权崩溃以后，接着是西、北少数贵族进入内地建立王朝，中原地区曾长期地蒙受剧烈的破坏，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土地荒芜，水利失修，生产的发展，受到阻滞。当北方经济进展稍为缓慢有时甚至受到阻滞的时候，南方（较偏于东）却突飞猛进，……到了隋唐以后，便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盈的地方了。”^[14]自东晋建国至陈亡这二百多年时间里，大批中原人士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其中，黄河中下游即今山东、河北、河南东部的汉人，多迁居江、淮之间或长江以南。中原人士的大量南下，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江南，与江南本地人民一起开发南方，使原来人口稀少的江南得到充实和建设，逐渐改变了南贫北富的情形。正如陈宣帝太建四年（572）诏书所言：“姑熟饶旷，荆河斯拟，博望关畿，天限严峻，龙山南指，牛渚北临，对熊绎之余城，迩全琮之故垒，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15]此外，四川盆地因为受战乱影响较小，黄河上游今陕西、甘肃、山东及河南西部的汉人，多避难到汉水以南和巴蜀诸地。北方移民加入开发，使江南和四川成为几乎与北方鼎足的区域性经济中心。然而从总体来看，江南和四川虽得到开发，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作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也只能支撑起割据政权，而支撑不了一个全国性政权。(www.xing528.com)

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使黄河流域洛阳、西安这些曾经的辉煌帝都，已经不再具有统一政权核心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摄力。其中，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在东汉已经雄风不再，而洛阳这个东汉帝国的首都，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曹操《薤露》诗就感叹：“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16]洛阳先是被董卓的凉州兵团洗劫一空。后因遭到来自朝廷大臣和士大夫等各方面的普遍反对，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于自己的根据地关中。为了打击反对势力，迁都时，董卓除逼迫朝廷百官和首都周边百姓一起迁离外，还派兵放火将洛阳烧成一片废墟。后来汉献帝回到洛阳时，连个像样的地方落脚都找不到，所以曹操迎回汉献帝后，不得已将许都（今河南许昌）作为国都。曹丕代汉后，定都于洛阳，然在三国鼎立纷争战事绵延的情况下，洛阳远未恢复到东汉时的鼎盛。后来西晋统一后仍将洛阳作为国都，但旋即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匈奴族的刘渊、建立后赵的羯族石勒等，轮番进攻洛阳，使洛阳数易其主，多次遭到洗劫。此外，南方东晋和南朝也几度收复洛阳。一直到北魏定都洛阳，洛阳才仿佛有了首都的气象。但因这一时期中原衣冠大量南迁，在一般人心目中，东晋、南朝才是文化正统所在，所以洛阳始终也只能作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而不再是全国性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外，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也多次被作为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早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袁绍领冀州牧，就把邺城作为首府。曹操虽定都于许昌，但担任丞相并被封为魏国公后长期住在邺城，将其作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十六国、北朝时期，后赵、前燕、东魏、北齐也相继把邺城作为都城。^[17]但邺城也只是华北平原南部的区域性政治中心，并未成为全国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