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同样遭受严重破坏。在“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口号下，实际上是造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前大破坏。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充满了“左”的说教。这一段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历史，教训深刻，后果严重。
1.“教育要革命”旗帜下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革命，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搞过一段，主要是要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的根本性变革，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次全国性的教育革命时间不长，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生困难而中断。“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在1966年“五·七”指示中提出的“教育要革命”的要求，教育革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被重新强调，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但是它在事实上造成了对教育事业的空前大破坏，当然也是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的空前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提出废除现行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中学教学改革的方案，即《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中央批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小学也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时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由于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断了，所以上述文件精神并未得到贯彻。
鉴于停课“闹革命”后的无政府状态，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指出: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办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些学生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学会唱《国际歌》等歌曲，提高阶级觉悟，破私立公，等等。
1967年1月20日起，北京军区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派出4100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对2万多名师生进行20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2月19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52)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通知》提出，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小学师生应积极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学生可以结合运动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唱革命歌曲等。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意见》指出，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意见》强调，中学上课要和运动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有组织地参加生产劳动等。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斗、批、改”；下乡下厂或在外地串连的师生必须迅速返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按着统一安排，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等。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了批示。他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这一批示后来简称为“三七指示”(53)。)同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提出“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毛泽东的批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各地大中小学的军训工作全面展开，中小学陆续复课。军训中，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等一套庸俗化、简单化和实用主义的做法。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新方案。大中小学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事宜。《人民日报》于10月25日和11月26日，先后两次发表关于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在此以后，一些大专院校先后开始复课，复课情况因地因校而异。不少学校因搞运动而没有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三个教育革命的方案，并在按语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54)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并在通知中说，这本书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各地要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伟大纲领的群众运动。此书发表后各级学校再次掀起“教育革命”热潮。该书包括毛泽东1927年至1967年期间，关于教育工作的书信、语录等共51条，是陈伯达等人组织摘编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次“教育革命”，充满了极左思潮，使我们党的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说明，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教育革命；以这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学到的只能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东西，是被肢解和庸俗化、简单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用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也根本达不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培养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5)。
2.“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毛泽东思想课程和工农兵学员的政治理论课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七·二一工人大学”和恢复招生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中有所体现，毫无疑问，它仍然是“左”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56)(由于这段话是在7月21日写的，所以后来简称为“七·二一指示”。)调查报告提出: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当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入大专院校。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学校设置了毛泽东思想课程，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此以后，各地相继仿效举办这类学校，也都设置了这样的课程。办学方式上有多种形式，包括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以至短训班等，统称为“七·二一工人大学”。据统计，至1972年，全国有“七·二一工人大学”68所，学生4 000人。但是不论哪类学校，都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课作为必修课。后来，据《人民日报》1976年7月21日刊载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之花在全国到处开放》一文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至1976年7月，“七·二一工人大学”猛增到1.5万多所，学员发展到78万多人。该文说:“工人自己创办的大学，不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大学。尤其是今年以来，各地七·二一工人大学根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需要，加强了理论队伍的建设。许多七·二一工人大学开设了政治理论班，为工厂培养理论骨干；有的还专门办起了理论大学、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七·二一工人大学成了工厂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学员直接参加工厂的阶级斗争，他们学革命理论，搞社会调查，写大批判文章，开展生动活泼的宣传活动，成为批邓斗争的骨干力量。”(57)对于这一段文字，无需多加解释就可以看出，“七·二一工人大学”后来完全成了“四人帮”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的阵地，破坏教育革命的阵地。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区参考。《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计划于1970年下半年开始招生(58)。在培养目标上，《报告》提出“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在学习内容上，《报告》提出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59)。
根据这个精神，从1970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整个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开设这门课的基本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根据政治运动形势开设课程，选学有关的毛泽东著作；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方法。(2)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基本任务，“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还应该深入到学科领域，批判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内的所谓“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3)“开门办学”，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坚持以社会作“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4)建立工农兵、原有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员”被认为是教师队伍中的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5)彻底改革教材。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三大革命”(60)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所有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环节和特征。
这些做法，中心内容是向学生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方法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严重；“革命大批判”是非混淆，真假不辨，往往是用错误的东西否定正确的东西。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收不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学习效果，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对学校实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从实际来看，是“教育革命”，也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1968年7月27日，为了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尽快扭转高校“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遭到该校群众组织头头蒯大富下令开枪阻拦，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多人。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等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严厉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少数大专院校是在那里搞武斗，严重脱离群众，严令他们停止武斗，搞好大联合，进行斗、批、改。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61)。毛泽东的这次召见，对于扭转大专院校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据此，从本月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各级各类学校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制止武斗，进而领导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命委员会等“斗批改”工作。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第2期(8月22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62)。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63)文章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武器”。文章还诬称解放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说“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由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据此，文教卫各个领域和农村学校都派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64)。
1968年9月10日，《红旗》第3期发表上海市的一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并在编者按语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65)与此同时，《红旗》第3期还发表了另一篇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其中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66)《红旗》第3期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指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又作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67)由此，在全国各地城镇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由此可见，毛泽东所作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指示，完全是建立在对解放以后新中国教育的错误分析认识之上的。以此为基础，提出的“革命”措施必然是错误的，根本收不到“再教育”的效果，因为它本身就不存在“再”教育的问题。
但是，更有甚者的是，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控制下，封锁毛泽东关于估计十七年教育工作不要过分的指示，抵制周恩来关于红线还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估计，炮制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诬蔑解放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把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68)。这就是所谓“两个估计”(69)，它全盘否定了教育战线的巨大成就，也否定了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这一极左思潮的产物，给教育事业造成了更大的破坏，遭到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强烈反对。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学、抓教育，首先严肃批判了“两个估计”(70)，打碎了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使教育战线通过拨乱反正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是强调所谓要在斗争中学习，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政治运动学习。这些政治运动最主要的有:整党建党、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评论《水浒》、“教育革命大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也就是当时所谓最重要的实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际上被这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取代了。恢复招生后的政治理论课虽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也结合毛主席著作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原著，但是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是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的；教学活动虽然开展了，但常常受到冲击，常常是以“革命大批判”取代系统的理论学习，难以收到真正的效果。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2)转引自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9页。
(3)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13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491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1页。
(6)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9～790页。
(7)《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1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4～585页。
(10)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0页。
(1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4页。
(12)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0页。
(13)所谓“政治上反动的学生”，事实上是指，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于个别在思想上有这样或那样不同认识的学生所扣的政治帽子，因而是错误的。
(14)《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2～1313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1323页。
(16)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779页。
(17)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5～916页。
(18)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6页。
(19)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3～1124页。
(20)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6～116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247页。(www.xing528.com)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399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
(28)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29)周恩来:《要保证教育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907页。
(3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
(3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又一次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他说:“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2页。)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7页。
(3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493页。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42)见《杨献珍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3)见《杨献珍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4)毛泽东对这个争论也发表了看法。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4页。)
(45)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了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受此案牵连的同志也得到平反。
(46)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47)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来是很清楚的。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页。)这个内容，由于受后来形势发展的影响，在修改过程中，最后到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开发表时，全部删去了。在这前后，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过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强调人类本身的生产要与社会生产相适应。(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69～972页。)
(48)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49)孙冶方:《论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50)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
(51)戚本禹等:《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5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6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
(5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6页。
(55)胡乔木撰文批评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的纲领是斗私批修。搞这么大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灵魂革命?……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什么意思?世界观怎么能革命?革命怎么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为了解决世界观问题要发动一场革命?把马克思主义所有的书翻了，也找不出这种理论。”(《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5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57)《人民日报》1976年7月21日刊载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之花在全国到处开放》一文载《国史通鉴》第三卷(1966～1976)，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5～1317页。
(58)因为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及青年干部中间选拔学生，所以又把这种学生称作“工农兵学员”。
(59)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页。
(60)“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6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2、1524页。
(62)毛泽东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原来的题目《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删去，并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6页。)在这前后，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这表明，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
(63)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页。
(6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0页。
(65)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66)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67)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4页。
(68)有林等主编:《国史通鉴》(1966～1976)，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865页。
(69)这“两个估计”，基本上符合毛泽东的看法。1965年3月2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1966年5月，他在“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期间，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4～1405、1411、1550页。)
(70)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发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8、6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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