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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传播政治经济学揭示商品化的关键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理解商品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克劳福德向这种文献致意,但集中关注的却是商品化过程如何在购物中心内部发生作用。尽管如此,克劳福德的描述通过表明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遇的扩展点商品化如何发生,赋予该过程质感和精妙感。一种没有成效的趋势就是将商品化与社会互惠的普遍趋势混为一谈。

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传播政治经济学揭示商品化的关键

人们也可以观察到一种扩展的过程,它将商品化推广到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原因,在历史上被遗漏在这种过程之外,或者只是受到了轻微影响的区域。这些包括为数众多的信息和文化区域,以往都是传播和文化研究(Murdock and Wasko,2007)、地理学(Graham,2002)、城市研究(Gibson and Lowes,2006)、发展研究(McDonald and Ruiters,2005)和环境研究(Dorsey,Steeves,and Porras,2004)的专题。本书描述了商品化的过程如何扩展到了公共机构区域,这些区域曾经是与市场权力无关、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源。这些包括媒介和电信,但也包括水、教育、街道、公众聚会游乐的场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事物、地点和服务,这些当然都是从各种各样互相竞争的力量和动机中创造出来。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保留了使用价值和惠及全民而无论其支付能力如何的原则。

广泛的商品化有多种显著的表现形式,尽管这里不是逐一详细探讨它们的地方。经济增长的衰退和政治权力的右倾引发了削减图书馆和公立学校等公共信息机构的基金(Monahan,2004;Tracy and Hayashi,2007)。我们已经亲身经历了公共信息、邮政、广播和电信系统的大范围私有化和商业化,还有推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于成本”定价的逻辑——也就是对那些市场权力拥有者有利的管理方法。广泛的商品化也包括转变公共空间——将公园变成私人管理的购物中心,博物馆、体育比赛和节日也越来越依赖商业赞助(Gibson,2003;Gibson and Lowes,2006;Gittings,1998;Negra,2001)。品牌化日益增长的力量和人们穿戴企业标志和其他广告的趋势将身体和个人身份商业化(Arvidsson,2005;Klein,2002;Rajagopal and Bojin,2004;Riordan,2004)。随着人们必须付钱来维护匿名性,我们也见识了隐私本身的商品化(Deery,2004a and b)。这些发展说明,商品化过程已经延伸到了那些曾经倾向于按照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基于普适性、平等、社会参与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组织起来的场所和实践;尽管历史详尽地记载了这种社会逻辑的种种短处,它还是扩大了社会行动的基础,而现在,它正在被日益简化为一种将权利与市场权力画等号的市场逻辑。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记载了政府和大公司的权力扩大商品化的过程。这种理论需要比以前探讨得更加充分的,就是这个过程如何与扩展点(the point of extension)的现状发生联系。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理解商品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商品化过程缩减了其他替代性过程可以利用的资源、时间和空间,这样商品化就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权力的过程,而是被理解为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常识和天经地义的现实。这个论点很重要,可是得出它的过程摈弃了将我们带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的一个重要步骤。提倡一种逻辑而淘汰其他替代性逻辑的制度权力对于构建一种权威观点或者霸权(hegemony)至关重要。可是,还有联系制度权力和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多层关系上发挥作用的权力的问题。交换价值的扩展,不仅是通过削弱使用价值或者非商品价值,也是通过利用这些价值来增加自身的魅力,并在此过程中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

再来思考一下克劳福德(Crawford,1992)是如何描述这种过程在购物中心发生作用的。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记载了使用制度权力来改变交通、土地使用、投资、媒介以及其他制度政策,以重建购物的模式,并且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重建围绕购物中心的社交模式。克劳福德向这种文献致意,但集中关注的却是商品化过程如何购物中心内部发生作用。她举出的一个例证是一家商店的橱窗布置,将一个普通的罐子放在一种摩洛哥后宫的布景里。她认为,这样做将这个罐子从相关语境中抽离出来,由此将它转化成一种出人预料的、异国情调的、因此令人兴奋的事物。如她所言:

这种联想的逻辑使得非商品化的价值增加了商品的价值,但是也强加了相反的过程——先前非商品化的实体如今成了市场的一部分。一旦这种属性交换被吸收进了本来就已经是开放和不定的商品和需求之间的交换,联想可以无限制地产生共鸣。(Crawford,1992:15)

无限制共鸣之说言过其实,因为其将一个互动的过程转化为失控的反馈。众多过程,包括回想我们与罐子打交道的日常经验,能使这个无限制短路。此外,将这个过程描述为“零售魔法”将由实体的使用和联想的意象共同构成的事物理想化。尽管如此,克劳福德的描述通过表明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遇的扩展点商品化如何发生,赋予该过程质感和精妙感。它提供了一种手段以深入分析一种过程,这种过程的总体结构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家详尽地描绘过。

如果说克劳福德有效地拓宽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交界,其他两种趋势就不那么富有成效。由于这些趋势直接与商品化过程相关,在此处探讨它们、而不是等到论述政治经济学边界上一般挑战的第九章会很有用。一种没有成效的趋势就是将商品化与社会互惠的普遍趋势混为一谈。后者指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性,它将人们通过交换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的支持者(J. Davis,1992;Schudson,1984)倾向于引证有关礼物交换仪式——譬如“炫财冬宴”(Potlatch)(11)——的人类学文献,这些文献说明市场的建构和交换价值的发展深深植根于更加普遍的社会群体形成过程,换言之,市场是自然形成的。从这个有利角度来说,商品化并非理解社会领域的一个主要入口点,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交换的普遍趋势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将注意力导向了依附于各种社会过程、并促进其构成的层层仪式(J. Davis,1992)。(www.xing528.com)

在政治经济学里,凡勃伦(Veblen,1899)运用了这种理论,其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体现了在休闲和商业阶级当中一位人种志研究者的人类学洞察力。(12)可是凡勃伦识别出并避开了将仪式交换的一般趋势与其在商业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混为一谈的诱惑。他承认前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陷阱,在抽象普遍性的意义上表明引发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不如部落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普遍相似性重要。凡勃伦会意识到这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如今,学者们企图将交换从具体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通过引证资本主义已经消灭殆尽的部落社会习俗,缩小导向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实际意义。政治经济学承认商品化的过程涉及仪式习俗——它们可以加紧或者放松社会纽带。它对正统经济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正是后者倾向于在经济生活中排除风俗和道德的力量。可是,政治经济学也企图避免唯心主义,因此集中关注蕴含在历史特定的实体和形式中的权力——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呈现出这些特定实体和形式(Rucinski,1991)。

另外一种有问题的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无所不在的商品化采取的一种形式以社会习俗的生产取代了商品的生产,以符号价值(sign value)的霸权取代了它与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的传统联系(Baudrillard,1981)。(13)与将商品化掺和进部落仪式的理论背道而驰,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29-2007)建议一种激进的核分裂,在此过程中,物品和产生它们的劳动过程在符号自由流动的权力面前断裂、分解。一切都被吸收进了一个被改变的商品化过程。他再三强调:

符号的超意识形态和符号具(signifier)的普遍运作今天处处都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主流学科的承认,已经替代政治经济学成为制度的理论基础。(Baudrillard,1975:122)

本书无意检视围绕鲍德里亚观点的广泛争议(见Kellner,1989;Gane,2006)。考虑其观点对商品化具体过程的种种影响更加有用。在此,鲍德里亚看来支持商品化以其无所不在的权力横扫各种替代物、独霸天下的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也认同这种观点。可是,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对该论点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尽管以现代主义的普遍污染话语或者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必胜主义为框架,提倡商品化的兴起暗示这种无所不包的过程没有替代物。商品化就是一切,所以尽量利用它吧。这样一种论点没有认识到在商品化过程和其他替代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此外,商品化的胜利究竟是何含义并不清楚,因为这个术语的含义在鲍德里亚的分析里完全变了。特别是在他的后期著作里,鲍德里亚以一种创造符号价值的普遍化社会过程替代使用商品化的工资劳动力以便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可是在具备明确含义的意义上,符号价值仅仅局限于资本需要制造一种密集的、等级分明的意义体系和地位识别体系,以巩固其权力。尽管被授权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解读,它却通过排除政治经济学两大必须思考的问题来购得这种授权证书——第一是各种人类需求的存在,它们在使用价值中显露,从劳动阶级的视点来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第二是围绕着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组织起来的一种制度体系,也就是站在资本立场的政治经济学。

重新思考一下凡勃伦。鲍德里亚承认凡勃伦的影响力,但是将他对地位的分析当作社会组织独立基础,却缺乏在凡勃伦看来支撑它的主要根基——人类需求的存在和一种支持与颠覆它的制度化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那里,商品化的过程被简化为各种象征的自由环流——盗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机制让这个结果变得晦涩难解,而该机制本身也被简化为一套自由流动的术语,从它们由历史构成的特定含义中剥离,给一种本来无足轻重的论点增加分量。对政治经济学更加有用的做法,不是躲进商品化即一切的令人绝望的结论,而是牢固地树立商品化并非一切、真正的替代物存在并且理应受到研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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