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制的大规模实施是在汉代，指驻屯边郡的军士从事农业生产，实现粮食自给。汉文帝时，为抵御和防范少数民族对边境的袭扰，用晁错的建议招募戍边之民驻扎下来。“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16]汉武帝时期，因长期对西北用兵，粮草供应成为一大问题，为此在西北边境地区增设了大量新郡，建立起了60万人规模的驻兵屯田系统。“这些负有屯田和戍边双重任务的军队称屯田兵。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这样大规模的屯田，保证了边防的后勤供应。”[17]到了东汉末年，长期的兼并战争破坏了秦汉以来大一统的稳定局面，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陷入破产边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各州郡普遍面临无兵可募、无粮可征的局面。“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18]细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不难发现，粮草问题已然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作为一代枭雄，曹操对此当然有切身体会，也有切肤之痛，如早期在与吕布争夺兖州时，双方数度因粮尽而罢兵，“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19]。曹操深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20]。
与汉朝的边屯制度相比，曹操所实行的屯田制包括民屯和军屯两种，解决的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军事问题。民屯方面，汉末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严重，无主的土地都成了公田，主要的问题是缺少大量失去土地的劳动力。这方面贡献比较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枣祗，一个是任峻。枣祗是东汉末年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本来姓棘，其先人为避难，改姓为枣。曹操聚兵讨伐董卓时枣祗就投奔麾下，曾先后担任东阿令、羽林监、屯田都尉、陈留太守等职。在跟随曹操镇压起义军过程中，枣祗受农民义军亦战亦耕、兵农合一做法启发，首倡屯田制。建安元年（196），曹操击败了汝南、颍川的黄巾军，斩杀了刘辟、黄邵，何仪、何曼等率众投降，由此得到了大量的青壮劳力及农业生产工具，“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21]。在枣祗的建议下，曹操按一定的生产和组织形式对收编的人力器具进行编制，在许昌一带大量无主土地上垦殖生产，“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歼灭群贼，克平天下”[22]。曹操特置典农中郎将一职，主管屯田事宜，通过屯田将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固定到土地上来，“由政府在内地推行屯田，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便成为首要的问题了”[23]。屯田的农民被称为“典农部民”，表明“农民一经应募屯田，便不再是郡县中的编户齐民，而隶属典农官吏了。自典农中郎将以下，形成一整套军事性质的组织，虽曰民屯，实具军事性质”[24]。枣祗虽英年早逝，但他倡导的屯田制影响深远。曹操认为枣祗“追赠以郡，犹未副之”，故对枣祗之子“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25]。另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是任峻。据史书记载，“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26]时，任峻就跟随曹操，深得信任，曹操每次征伐，任峻经常留守统筹后勤供给。时枣祗建议屯田，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屯田许下。官渡之战时，任峻典军器粮运，敌人不敢靠近，陈寿评论曹操屯田的功效为“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27]。(www.xing528.com)
最初，屯田主要集中在许昌和颍川，而随着曹操势力的急剧扩张，屯田的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洛阳、荥阳、原武（今河南原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野王（今河南沁阳）、汲郡（今河南卫辉西南）、襄城、汝南、梁国（今河南商丘南）、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上党（今山西长治北）、沛国（今安徽濉溪西北）、谯郡（今安徽亳州）、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巨鹿（今河北宁晋西南）等地。另，在长安、上邽、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和皖城（今安徽潜山北）等军事重镇也实行屯田，以保证军队的粮饷供给。[28]屯田制的实施，为曹操提供了稳定的军粮供应，客观上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需要，对恢复北方农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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