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封建史学的进一步批判及优化

19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旧史学开始受到了初步的批判[113]。到20世纪初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推动，对封建旧史学做了进一步的批判。这是19世纪末批判的继续和发展。这是当时兴起的新史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批判，对于激发人们奋起革命的觉悟和热情，对于改造封建旧史，建立资产阶级新史，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据我初步考察，20世纪初年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114]：

19世纪末对封建旧史学的初步批判，还没有提出怎样建立新史学的问题。到20世纪初年，对封建旧史学进一步批判的过程，也就是新史学思潮兴起的过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所谓破中有立，就是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中提出了建立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所谓立中有破，就是在提出“新史”方案或编写“新史”时结合着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力求使“新史”与旧史有所区别。从本文前面一些部分就可发现，无论是提倡史学革命、史学革新，介绍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理论，还是提出“新史”方案或编写“新史”，都贯穿着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

19世纪末开始对封建旧史学进行初步批判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著名人士，范围较小，影响也有限。但20世纪初年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则具有了相当的广泛性。参加批判者，不但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且有的封建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不但有著名人士，而且有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不仅国内各地，从社会到学校，而且海外有侨胞的地方，都曾有所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有观点分歧。他们利用历史为他们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从把历史作为一种学科来看，那么，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批判封建旧史学问题上，又是相通的。他们在批判封建旧史学、提倡建立新史学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同维新变法运动结合起来。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批判封建旧史学为其君主立宪运动服务。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入批判封建旧史学，把它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有的通过翻封建旧史的案，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歌颂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袖，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制造舆论；有的通过揭发历史上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专制统治的罪恶，以激发人们对专制统治的革命义愤，说明只有推翻专制统治，政治上才能获得自由，学术上才能有所发展和创造。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不仅见于专门的史学作品，而且还见于讨伐封建专制统治的战斗檄文，见于其他不同形式的宣传文字。

例如，《湖北学生界》1903年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115]提出，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完成“改良之事业”，必须以中国主人翁的态度，对湖北的政法、教育、经济、实业、军事、历史、地理、民族、出产、交通、外人势力等各个方面做系统的调查。而在“历史上之调查”一项中说明，“东西教育家谓查自国之历史，有涵养国民的精神”，除了调查民族、政治、学术、教育、文学、实业、交通上的历史之外，特别强调提出，要调查“历史上之遗佚”，即包括“旧史诬蔑之英雄，旧史湮没之英雄，鼎革时代之实录”。这里，实际上是主张要翻中国封建旧史的案，要翻被封建旧史所“诬蔑”和“湮没”的“英雄”的案。这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值得注意的批判封建旧史的一种形式。

早在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把被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诬指为“逆”“寇”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同秦皇汉武以至清帝并列，作为“考记”[116]之一。这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1906年，《民报》第五号的“图画”专栏，刊登朱元璋、洪秀全、孙逸仙的“肖像”，更把洪秀全与孙山中并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和号召，简直是彻底翻了封建旧史中所谓“逆”“寇” 的案[117]。

在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通过歌颂古代革命历史人物来为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历史作品，是柳亚子写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

1904年，十七岁的革命青年柳亚子在《江苏》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陈涉传》[118]。他在文章中从羡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开头，写的是中国古代农民革命领袖，想的是眼前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他赞美“革命二字，实世界上最爽快最雄壮最激烈最名誉之一名词也，实天经天义国民所一日不可无之道德也，实布帛菽麦人类所一日不可缺之生活也”。在他看来，“彼欧洲列国之所以平等者在此，法律之所以自由者在此，学术之所以进步者在此，风俗之所以改良者在此。一切有名无名之事物所以能增长发达者亦在此”。他读了西方革命历史的书而“心醉”“神往”，以至“梦寐不能忘”，表示殷切的向往。

柳亚子歌颂农民革命领袖陈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推倒政府、普救国民，留绝大纪念于吾祖国之大英雄大豪杰”。他分析当时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完全达于极点”的“专制政治”，“君权愈高，而民困亦愈甚”，又“摧抑豪杰，屈之陇亩之间，增其慷慨悲歌之气象”，使得革命的爆发“待之无可待，遏之无可遏”。“水遇石则激，空气受压力则膨胀”。这个革命完全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逼出来的，以至“胚胎又胚胎，孕育又孕育，人心皇皇，咸向于破坏之方面而行”。陈涉只是“乘此风潮，投袂而起”，顺应历史潮流而揭竿起义。他对陈涉这位“中国革命家第一人”，“不得不三薰三沐”，表示无限的崇拜。他热切希望“我国民曷兴乎来”，希望中国人民学习陈涉，奋起革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

同一年，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也发表了《中国革命家陈涉传》[119]的文章，把农民革命领袖陈涉的历史地位看得同孔子一样重要，认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他宣称所以写这篇《陈涉传》，目的就是要“教现在的中国人，都晓得革命一件事在我们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而“现在的中国，除得实行革命，没有第二个方法”。刘师培认为，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在中国人民中间，“这种革命的思想，自然油然而生了”。(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间，为现实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领袖作为革命家来歌颂，而且作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反映了当时与封建旧史学相对立的新史学思潮的批判性和战斗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批判封建旧史同宣传反清民族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的代表性作品，有刘成禺的《历史广义内篇》[120]。它从史学是“考究人种进化顺序及法则”的学问这个观点出发，批判中国封建旧史，认为过去的历史家“感于正统君臣之义，胜朝鼎革之书，事一姓者谓之顺，不屈伏者谓之逆，笔削妄加，污秽满纸”。“史几为一朝廷一姓所有之记录”。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族”。“秦汉以后之历史，真可谓世界上空前绝后一部大奴隶史”。“测其致害之由”，在“沿于官书之故”，“推其受害之极，厥有忘（亡）种之惨”。“二十世纪为人种竞争之历史。旧历史之缺点不去，必不能养成国民反对异种，独成一历史”。如果“史学不移运”，中国封建旧史学不改变面貌，我们的民族就有“淹葬民族帝国主义世界之风潮中”的危险！

1903年5月，邹容出版著名的《革命军》，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并且比较全面而明确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纲领的宣言书。他在书中尖锐指出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人民只是“奴隶”而不是“国民”，“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奴史”，实一部独夫民贼“争夺相杀，循环不已”的历史。中国人民“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无所往而非奴隶”。要起来革命，争自由，求独立，必须“先去奴隶之根性”[121]，粉碎那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当时邹容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中批判封建旧史，意义显得特别深刻。

1903年8月，《国民日日报》发表《箴奴隶》[122]，揭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使人民沦为奴隶的各种原因[123]，激励人们奋起进行反抗斗争，是一篇带有强烈战斗性的文字。其中首先揭示的就是“历史”的原因。文章指出，“历史为进化之义”，本来应该达到“使国民日趋于高尚”的目的。但是我们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历史”，只是“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入奴隶之宝筏”。“历史”完全掌握在“独夫民贼”的手里，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绝无民义可知”。“独夫民贼”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乃搜集前朝遗事，号曰史记，设局以编之，置官以掌之。以当年之效死于我者，既感其德，复苛以罪，曰某某贰臣，某某叛逆；当年之抵死于我者，既遭其噬，复贡其谀，曰某某忠愍，某某节烈，意谓此种奴隶，吾先利用之以墟人国，今仍利用之以立吾义，毒鞭之更轻拂之，使人坠落奴隶而毫不知觉”。“中国三千年历史之功效”，不过如此而已！这里，在揭露封建专制统治者“牢笼奴隶”术之中深刻批判了封建史学的实质。

在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不但批判了封建史学，而且批判到了封建的史学专制，以至整个学术专制。

最早提出批判封建史学专制的，是邓实于1902年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民史总叙》[124]。邓实在文中揭露，中国自秦始皇以后，“大盗柄国，专制始虎”，“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封建帝王不但在政治上“专制天下”，并且“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在编修历史的工作中也实行封建专制，以致“使后之史职者，惟贡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使下边民间学者也不敢“有放直笔以触文网”。他悲愤地指出，由于封建的史学专制，中国的历史，“遂永厄于专制一人之君主矣！”因此，为了批判封建旧史，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必须首先反对封建专制。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02年，陈黻宸不但批判封建专制下民无史权，提出史家应有“独权”[125]，并且主张“首复汉制太史公之职，而兼采章氏实斋之说”，再益以刚从西方学来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拟位太史公于诸王公上，于京师辟一太史馆，以太史公主之。太史公有参政之责，议政之任，如东西邻之司法大臣然。国有大事，则议而决之，且书而垂之，忤上意者勿得罪。如是，斯可以言史之独权”。“各直省府州厅县，遍设分史馆，以乡大夫主之。弗孚民望者黜不庸。重其责，多其员，以察民之好恶性情与其风俗事业之不同，如欧美各强国之调查然，上其事于太史公。太史公不称职分，以各史馆卿大夫议之。太史公之去就，视乎各史馆卿大夫。各史馆卿大夫之进退，视乎民”。他提出这样的设想，企图通过建立各级民主性的史馆，提高历史家参与议政的权力和社会地位。虽然这在清朝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在当时反对封建史学专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关于批判封建学术专制，早在190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已经有人提出，为了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必须首先反对并摆“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126]，以革命的精神冲决几千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封建专制牢笼，警醒人们奋起斗争，不要做封建思想学术的奴隶，当然也包括不要做封建史学的奴隶。

1905年，高旭署名“师姜”，在《醒狮》杂志发表《学术沿革之概论》[127]，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尖锐指出，“中国学术思想不进步，其原因”就“在政体之专制”。“太西学术思想日以进步，其原因”就“在政体之文明”。在西方“文明国”，“人民相争相竞，各出其智力，而文化日以精神”，其著书立说，“惟所创造”。而在我们封建专制的中国，“言必古人之所已言者，若古人所未言，而为我所独创，与古人意相反对者，则目之为非圣无法，而诛之戮之割剥之牛马之，以遂其时君私天下之侈心”。“君子既以人民之言论自由悬为厉禁，而士大夫遂不敢创立异说，以冀得世界之真理”。为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发展，以求“得世界之真理”，就必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体。

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总序》[128]下的《政法学史序》[129]中也曾指出，“及暴秦削平六国，易王为帝，采法家之说，而饰以儒书，愚锢人民，束缚言论，相沿至今，莫之或革”，尖锐批评这种思想学术上的封建专制，简直是“中土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