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姚明輝曰：“孔安國《書序》言古文《書》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初，《書序》自爲一篇，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師古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按亡其一篇，言《武成》也。今所傳仍五十八篇，乃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傳本。”
按：此條應讀“《尚書》”二字爲句，乃冒起下文之辭。此籍本但稱《書》，不稱《尚書》，“尚”字乃古之編錄者所加。“尚”與“上”通，謂其爲上古之書也。後歷秦焚，此書損缺最重。漢初，伏生曰傳二十九篇，用當時隸書寫成，稱“《今文尚書》”；武帝末，魯共（恭）王劉餘，從孔壁中得古代文字寫成之竹簡，稱“《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當時字體校讀之，多十六篇，然此種《古文尚書》，雖曾獻之朝廷，終未列于學官，不久即佚。東晉元帝時，忽有豫章内史梅賾，奏上孔安國作傳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從伏生所傳諸篇中分出五篇，並《書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此本流行於世最久，唐初諸儒修《尚書正義》，陸德明撰《經典釋文》，皆用此本，今日通行之《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中之《尚書》，悉此本也。此本除《書序》外，實有正文五十八篇。其中真僞相雜，必須去僞存真而後可讀。自宋儒吳棫、朱熹首疑其僞，至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條證據，於是此案乃成定讞。其後崔述撰《古文尚書辨僞》，條辨更爲明晰矣。今據昔人所考訂，其中較可信賴之史料，實止二十八篇。其篇目如下：
一、《堯典》（合今本《舜典》） 二、《皋陶謨》（合今本《益稷》） 三、《禹貢》 四、《甘誓》 五、《湯誓》 六、《盤庚》（合今本上中下三篇） 七、《高宗肜曰》 八、《西伯戡黎》 九、《微子》 十、《牧誓》 十一、《洪範》 十二、《金縢》 十三、《大誥》 十四、《康誥》 十五、《酒誥》 十六、《梓材》 十七、《召誥》 十八、《洛誥》 十九、《多士》 二十、《無逸》 二十一、《君奭》 二十二、《多方》 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顧命》（合今本《康王之誥》） 二十五、《費誓》 二十六、《吕刑》 二十七、《文侯之命》 二十八、《泰誓》
以上二十八篇《尚書》，昔人定爲可信。自乾嘉學者研究《尚書》，悉據此以撰新疏。清末吳汝綸，曾寫定此二十八篇，稱《尚書定本》。且此諸篇，司馬遷均已采入《史記》，今日研究《尚書》，可取《史記》有關諸篇對讀。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顔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王應麟曰：“伏生曰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也。”
按：此即伏生《今文尚書》也。上云“古文經”；此但云“經”，則爲今文明矣。《史記·儒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儒林傳》説同。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漢志》所云“經二十九卷”，其時卷與篇同，二十八篇外，合《泰誓》計之也。顧《泰誓》後得，劉向《别錄》以爲武帝時事；王充《論衡》以爲宣帝時事。傳聞異辭，已難實定。況漢初後得之《泰誓》，已早亡佚；今存於通行本《尚書》中之《泰誓》上、中、下三篇，乃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尚書》中之僞《泰誓》也。漢世傳《尚書》者，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觀《志》自注，知大小夏侯經本乃二十九卷。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一”，寫者誤之。由分盤庚爲上、中、下三篇，故爲三十一卷。與下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正合。
《傳》四十一篇。
鄭玄《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合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按：此即《尚書大傳》也。《經典釋文·敘錄》云：“《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隋書·經籍志》亦云：“《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此後唐宋史志以迄《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而《直齋書錄解題》則作四卷。蓋其闕佚已久，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是宋世已無善本，至明遂殘。清儒從事輯錄者多家，以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爲善。是書雖由綴拾而稍存概略，然闡明大義，訓辭深厚，除《詩傳》外，爲漢世經説之近古者。惟其義例，頗與《韓詩外傳》爲近，與《詩傳》之詳於訓詁名物者不同耳。其書本但名“傳”，《漢志》仍其舊題。後乃稱爲“大傳”，此“大”字蓋漢人所增，猶之《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引《易繫辭》稱《易大傳》也。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莊述祖曰：“《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其一卷無《章句》，蓋序也。”
按：伏生所傳今文《經》二十九篇，自二十八篇外，連《泰誓》計之也。歐陽分《盤庚》爲三篇，故成三十一卷，其時本無序篇，莊氏《載籍足徵錄》所言，非也。今本《漢志》所云“歐陽《經》三十二卷”，“二”字乃“一”字之譌，已辨於上矣。經文三十一卷，故章句亦爲三十一卷耳。歐陽生，《漢書》儒林有傳。《經典釋文·序錄》云：“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授同郡兒寬，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高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此文依據史傳敘述歐陽《尚書》之學授受源流，甚簡括也。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漢書·儒林傳》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蕑卿（顔《注》：蕑音姦），蕑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按：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張生再傳得夏侯勝，是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其姪建，是爲小夏侯氏學。始立學者唯歐陽《尚書》，至宣帝時乃立大、小夏侯。傳至後漢，夏侯二家，亦不如歐陽之盛。及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故隋唐志皆不著錄。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按：解故猶云解詁也。其時篇、卷無分，此云二十九篇，即二十九卷也。解故與章句異者，解故重在詮釋訓詁名物，其辭簡略；章句主於疏明經旨大義，文較繁滋矣。
《歐陽説義》二篇。
朱彝尊曰：“歐陽氏世傳《書》學，《説義》二篇，未經前儒注明，不知作者。”
按：此蓋歐陽説《書》時自抒所見而弟子記之之辭也。爲書甚簡而傳寫者少，故亡佚最早。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漢書·楚元王傳》曰：“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楊樹達曰：“《五行志》云：‘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即此書也。《五行志》多采之。下文《春秋》家記《公羊·穀梁經》十一卷，向書蓋依經次列，故其書亦十一卷，與《公羊·穀梁經》卷數相同也。”
按：《志》作《五行傳記》，《傳》作《五行傳論》，記即論也。古稱解經之文爲記，如大小戴輯篹説禮之文，名爲《禮記》，而其中皆論文也，亦其類也。劉向治經，喜言五行休咎。《宋書·五行志序》云：“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可知前人對其書早有評斷。隋唐志皆著錄其書，名爲《洪範五行傳論》，唯唐《經籍志》作《洪範五行傳》，蓋亡於宋以後。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漢書·儒林傳》曰：“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長安許商、長伯，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
按：許氏之書僅一篇，故易亡佚，自《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
《周書》七十一章。周史記。(www.xing528.com)
顔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劉知幾曰：“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篇。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説，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説，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錄者也。”
按：《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顔氏彼注云：“《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與此注意同。從知西京校書之時，固視《周書》與《尚書》並重。顧自漢以降，學者已苦《尚書》難讀，更無人理董此編。《隋志》列之史部雜史類，學者益輕忽其書，傳寫訛脱，篇之散佚亦多。後世或稱《逸周書》，亦稱《汲冢周書》，均失之。今本自《度訓》第一，至《器服》第七十，説者謂加《序》一篇，即《漢志》七十一篇之舊，理或然也。今觀篇目俱存，而有目無文者凡十一篇，實存五十九篇，並序爲六十篇。晉孔鼂爲此書作《注》，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孔《注》祗有四十二篇矣。劉氏《史通》於《周書》有發潜闡幽之功，自宋以來，誦習者衆，皆其表章之力也。彼稱爲七十一章者，篇與章古人通用，猶之《急就篇》，後人亦稱《急就章》耳。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章學誠曰：“此處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異同，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
按：《漢書·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韋玄成傳》云：“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皆其事也。考之《儒林傳》，參與石渠論書者，尚有林尊、歐陽地餘、周堪、張山拊假倉諸人，其他必尚有未見於史傳者。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顔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顧實曰：“王氏《補注》本《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爲一行，即一家也，故適符九家之數。合計四百二十二篇，多十篇。至於顔師古所云新入者，書家之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之《揚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家之《揚雄》八篇，皆班氏所新入也。蓋據西京中祕所藏者而入之，其所不藏者不入也。”
按：今本《漢志》所計篇數，缺少十篇，蓋傳者誤“二”爲“一”，故云“四百一十二篇”耳。班氏自注云：“入劉向《稽疑》一篇”，而目中無之，蓋已入劉向《五行傳記》中矣。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
按：此引《易繫辭》三語以明《書》之所由興。昔人解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蓋謂《易》、《書》固同源也。然河圖洛書，事出荒古。前賢已多疑之，清儒攻詆尤甚，今則可置勿論矣。《隋書·經籍志》云：“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斯語最精，可謂達其本矣。蓋有文字而後有記載，書者、記載之異名也。《説文解字敘》云：“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如其事其言而記之，斯謂之書，本一切史料之通稱也。大抵時代愈早者，所記愈簡，若今所見甲骨文是也；稍進則漸有較長記載，若周代銅器刻辭是也。及至書於竹帛，則更爲繁富矣。事物進化之序，固如此耳。今《尚書》中所謂“虞書”、“夏書”，悉長篇大論，此所以滋後人之疑。
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孟康曰：“篹音撰。”
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此即《漢志》所本也。顧《史記》所謂“序書傳”，書傳謂古代史料，序謂編次之也。序與敘同，故《漢書·儒林傳》稱孔子“敘書則斷《堯典》”，亦即此意，皆未言孔子曾爲《尚書》撰序。後之言孔子作《書序》者，傳會之辭也。原始之《書》，蓋如後世之資料彙編，叢雜猥多。自秦以前，即有人整理而銓次之，不必出自孔子之手也。至于《尚書緯》所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見《尚書序》孔《疏》引）使果如此，則仲尼毁滅文獻遺産之罪，大於秦焚矣。荒誕無稽，尤不足信。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按：伏生藏書得書事，史、漢《儒林傳》皆已言之，已具引如前。《漢書·儒林傳》又稱伏生得《書》後，“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有關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已詳前。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顔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説不同，未知孰是。”
按：秦焚民間之書，限令三十日内悉詣守尉雜燒之。其時愛重舊文不忍遽毁者，如伏生之流，多藏書於壁，不獨孔氏然也。即孔氏子孫，亦不止於孔騰、孔鮒，《隋書·經籍志》與《經典釋文·序錄》並作孔惠。蓋藏之者非一人，不必疑也。
武帝末，魯共王壤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壤。
周壽昌曰：“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適當武帝元朔元年，時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傳》云：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則好音樂。是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宫，當在王魯之初，爲景帝時，非武帝時也。王充《論衡·正説篇》云：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壁中云云，其以爲景帝時，似與傳相合。”
按：魯恭王治宫室事，當在景帝時，《論衡》所言是也。自景帝世至劉氏父子校書祕閣時，中歷武、昭、宣、元、成諸帝，已一百二十餘年。歲月漸久，傳聞異辭；下筆之頃，偶爾率忽耳。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按：孔安國乃孔子十二世孫。《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曾親從安國問故，記其早卒應不誤。《太史公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則安國之卒，必在太初以前；而巫蠱之難乃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距安國之卒已久，奚從而獻書於朝？此甚可疑之事也。清初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據荀悦《漢紀》敘及此事，乃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多一“家”字，謂可補《漢志》之漏，以釋千古之疑。朱彝尊《曝書亭集》中有《尚書古文辨》，亦主此説。論證確固，不可易也。顧《文選》所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亦言“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從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偶脱“家”字，爲時已久矣。武帝末年，惑於鬼神，崇信巫術。巫者恒用詛咒之術以蠱害人，女巫且常往來宫中，教宫中美人度厄，輒埋木人而祭祀之。其時江充頗用事，因與太子據有隙，恐帝崩後，爲太子所誅。會帝有疾，遂誣太子以巫蠱術厭帝，妄稱在太子宫中得木人最多。太子恐，收斬充。因舉兵反，兵敗自殺。因此事株連而死者數萬人，史稱巫蠱之獄。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閻若璩曰：“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以若干字爲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脱。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脱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脱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
按：閻氏此説，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七。分析雖細，然而泥矣。史傳但言伏生藏書、得書、傳書，而未嘗言其寫書。經文傳寫，出自衆手，不必指實其人。又奚從知此二篇爲伏生手寫乎？近世出土先秦竹簡夥矣，一書竹簡之長短雖齊，而每簡之字數無準。有十數字一簡者，有二十餘字一簡者，初亦無定式也。劉向校書時，凡竹簡以二十五字寫成者，苟脱一簡，則缺二十五字；以二十二字寫成者，苟脱一簡，則缺二十二字。此渾括言之，不獨《酒誥》、《召誥》二篇爲然。閻氏必一一坐實之，徒見其拘泥耳。
《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劉知幾曰：“《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
按：《史通·六家篇》所言，實本《漢志》而又推廣其義例。蓋《書》之所包甚廣，《漢志》特取其多者論之耳。古之號令於衆者，語不通俗，則聽受者不易曉，故必雜以方言俚語而後能喻衆。昔人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者，以此耳。漢初善讀《尚書》者，無踰司馬遷。於採用《尚書》文句收入《史記》時，恒用常見字義以代古語。如《尚書·堯典》“欽若昊天”，《五帝本紀》改爲“敬順昊天”；《堯典》“平章百姓”，《五帝本紀》改爲“便章百姓”；《尚書》“克明俊德”，《史記》作“能明馴德”；《尚書》“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尚書》“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尚書》“瞽子”，《史記》作“盲者子”。此類甚多，不煩悉數。斯乃以訓詁代經文，即《漢志》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之意。爾雅者近正也，謂以近正之常義以讀《尚書》之古語也。以訓詁代經文，猶後世所謂翻譯。故《尚書》之難明處，可以《史記》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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