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宫廷说、寺观说、民间说
中国人的饮茶之风是从何处刮起来的？从传播的角度论之，有宫廷、寺观、民间三种说法:
一、宫廷说
陆羽《茶经·七之事》中列举的著名茶人大多是“宫廷人物”，不是皇帝就是有资格进出宫廷的达官贵人。例如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吴归命侯、韦太傅弘嗣、晋惠帝、刘司空琨、琨兄子兖州刺史演、张黄门孟阳、傅司隶咸、江洗马统、孙参军楚、左记室太冲、陆吴兴纳、纳兄子会稽内史俶、谢冠军安石、郭弘农璞、桓扬州温、沛国夏侯恺、北魏琅琊王肃、齐世祖武帝、梁刘廷尉、陶先生弘景、唐徐英公世勣等。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能量，对全国的茶风形成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荼荈以代酒。”这是吴国宫廷饮茶的写照。
南齐武帝临死前留下遗嘱:不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酒脯而已”(《南齐书》)。皇帝死后还要“饮茶”，活着时对茶的喜好可想而知。
宋《江氏家传》记载:“江统，字应元，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宫墙之内不仅饮茶，还设立茶市卖茶。
大唐皇帝大多喜好饮茶。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五年(641)将宗室养女文成公主远嫁藏王松赞干布，以茶作嫁妆，自此开了西藏饮茶之风。女皇武则天将茶作为赏品，亲赐给禅宗六祖惠能。唐玄宗李隆基精通茶艺，与梅妃做斗茶游戏。《唐食货志》载:“李隆基天宝中，南岳贡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尝新茶，并要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古俗清明节事主要是踏青扫墓，宫廷设茶宴礼待群臣应了节令，也不失为一个笼络人心的创举。代宗李豫嗜茶，野史记载他与茶神陆羽有过交往。在代宗朝赐茶已成宫廷大礼，青龙寺住持惠果和尚将代宗赐予他的茶叶换成颜料，绘制曼荼罗画像。唐德宗李适不仅自己喜欢饮茶，还常以茶为赐。德宗朝在茶事方面的最大贡献是茶政，他采纳了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自此，茶业成为国家重要财源，发展茶叶生产已成富国强兵之经济策，纳入朝政，廷议决策。僖宗李儇承父志，于咸通十四年(886)十二月将一套精妙绝伦、价值连城的金银茶具送于地宫，按密宗曼荼罗坛场陈列以供养佛祖。唐代宫廷的茶风开贵族茶道之先河。大唐天子嗜茶，抬高了茶的地位，使茶俗风靡大江南北，从而成为大唐“国饮”。
宋徽宗赵佶，对茶艺务虚又务实，亲著《大观茶论》。明太祖朱元璋为减轻茶农负担而“罢造龙团”，这一改变给中国茶业带来了划时代的贡献，饼茶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自此团茶、散茶当令，而延续了数个世纪的陆氏煎茶法和宋代时兴的点茶法为瀹茶法所代替。清朝乾隆皇帝在位60年，一生六次巡幸江南，四次驾临西湖茶区，每次都有茶诗新作。
纵观宫廷茶史，帝王对中国茶业的贡献很大，如茶政、贡茶制度、茶宴、茶艺、茶具、茶马交易等等。皇帝出自个人兴趣或某种政治目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让统治集团的成员大力普及饮茶文化，以此“熏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
二、寺观说
陆羽《茶经·七之事》中列举的著名僧道茶人有: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晋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敦煌单道开、晋僧怀信、南朝宋八公山沙门谭济。(www.xing528.com)
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杂录》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黄山君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陶弘景饮茶图的是“轻身换骨”，实现道者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目标。在这里，饮茶已代替了金丹术，将饮茶和道教的义理结合起来，无疑提升了饮茶文化的层次。
《续名僧录》记载:“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著名的涅槃师。法瑶饮茶量大、次数频，饮茶延年益寿的功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晋书·艺术传》记:“单道开，敦煌人也。……时夏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单道开乃佛教徒，曾住后赵京都邺城(今河南安阳)的法琳寺、临漳县的昭德寺，后率弟子渡江至晋都城建业(今南京)，又转去南海各地，最后殁于广东罗浮山。他在昭德寺首创禅室，坐禅饮茶却睡解乏以禅定。他饮的“荼苏”是加了药草的，茶的功能还停留在做药草和饮食的阶段，比陆羽的煎茶法落后许多。
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记载:“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僮仆，要水要荼。”怀信受魏晋之际析玄辩理、清谈风甚的影响，依附玄学，追慕玄风，煮茶品茗，以助玄谈，就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内涵。
《宋录》记载:“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谭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谭济13岁出家，拜鸠摩罗什弟子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创立了成实师说南系的寿春系，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两位王子拜访谭济，谭济设茶待客，是佛教茶礼的体现。
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陆羽《茶经·六之饮》称其结果是:“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两段话支持了“寺观说”。唐代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茶风大普及，成为“比屋之饮”。封演说这股风是从泰山灵岩寺刮起来的。据《茶经·八之出》所载，灵岩寺未必产茶，就是这样一个不产茶的寺庙，那里的僧人却十分嗜茶，乃至降魔师不得不鉴于禅门不夕食的情况，正式准许僧人饮茶。北方茶俗自古不盛，封演也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山灵岩寺此举便产生了轰动效应，茶风在北方刮起。而当时的北方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之所在，灵岩寺的茶风就必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中国这种具有文化高品位的茶风的源头，在寺宇道观，在僧人道士那里，文士学而实习之，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并发扬光大之；历代王公将相学习并提倡之，使之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三、民间说
《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种较为原始的煮茶方法是百姓们的创造，他们是这一知识产权的享有者。后来所出现的种种煎茶方法，无论是陆羽的、宫廷的、寺观的，民间所创造的煮茶方法必定是种种茶艺的源头。历史毕竟是广大人民创造的。
《旧唐书·李珏传》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宋代民间茶风鼎盛，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庶民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茶于人如同米、盐一样不可缺少，田闾农家，同样嗜好。
中国茶风乃至世界茶风，就传播言之，它的源头活水在哪里？上面已列举了大量事例足以支撑宫廷说和寺观说，但这并不能说明全国茶风的形成全归功于宫廷和寺观。事实上，宫廷和寺观茶风起的作用主要是提升饮茶文化的层次，加强饮茶文化普及的力度和影响力，扩大饮茶文化普及的范围，扩大茶产业的规模和加速茶叶的流通。这是局部的。宫廷并不种茶，最初也不饮茶；寺观种茶是后来的事，佛道两教允许饮茶也是后来的事——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最早接触茶的必定是种茶的庶民百姓，他们创造了原始的“吃茶法”和“饮茶法”，这也是毋庸置疑，无须考证的。民间拥有最为庞大的饮茶消费群体，他们是历代茶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也是茶风的推动者。所以我们应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古代茶风的源头在民间，而茶风的普及和提升宫廷和寺观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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