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的珍贵金面具及其文化内涵

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有一件小型金面具，也是最为璀璨的金器之一。这件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厚0.01～0.04厘米，重5克。采用质地较纯的黄金整体锤揲成形，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湮没，仍给人以金光灿灿的华贵之感。这件金面具在锤揲成形时可能垫有模具，具有五官分明、形态生动的特点。古代先民制作黄金面罩时在工艺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专门制作的人头像或人面像做模具，将黄金锤揲成形后再将面罩用生漆等黏合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另一种是将整块金皮或金箔真接在青铜人头像面部锤揲成装饰用的金面罩，并使之牢固地粘附在一起。考古工作者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金面具可能采用了第二种成形方法，出土时已经从所装饰的青铜人头像上脱落下来，嘴部也残断为上下两部分；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件金面具在锤揲成形后尚未覆罩在青铜人头像面部的可能^[45]。遗憾的是在同时出土的大量器物中未发现与之相配的青铜人头像。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物造型仅有一件小型青铜立人像，从两者的面部形态与造型风格来看，这件金面具与之非常相似，尺寸大小也相近，由此推测这件金面具装饰的会不会就是青铜立人像呢？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小型青铜人面像

从造型上看，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金面具为椭圆形大眼，弯月形眉，大耳高鼻，眉部凸起，双眼镂空，耳垂有凹痕但未贯通（应为穿孔位置），颧骨较为突出，镂空的大嘴做微张状，给人以神态欢快略呈笑意之感。在整体特征上，这件金面具五官匀称，表情温和，雍容华贵，显示出较强的写实风格。如果我们从对比研究的角度仔细观赏，很自然会联想到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一件小型青铜人面像，两者造型风格十分相近，都是宽脸大眼高鼻阔嘴圆下颔，但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金面具制作得更为精致小巧。在尺寸上，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这件小型青铜人面像高7厘米，宽9.2厘米，厚0.4厘米，在体型庞大、数量众多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中算是最小的一种。而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金面具在尺寸上还要小得多，显得格外袖珍。这究竟是体现了一种造型上的时代风格呢，还是反映了使用性质上的差异？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

古埃及图坦卡蒙墓中出土的人形棺和黄金面罩

我们知道，在世界考古史上，古埃及和古希腊以及西亚一些古代文明很早就出现了黄金面罩。如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黄金颜面肖像人型棺和纯金面具，公元前15世纪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出土的金箔制作的金面罩等。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因此而认为黄金面罩是西亚文明的产物，但是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完全打破了这一看法，大量的出土实物说明古代蜀人也是世界上在东方最早使用黄金制品的古老部族之一。而将黄金制成面罩作为青铜人头像的面部装饰，更是古代蜀人的一大杰作。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和古埃及出土的这些黄金面罩主要是用于丧葬，大都罩于死者或木乃伊面部，具有保护和再现死者面容的用意，“它的目的是想为死者保留一个不朽的面容，以便死者的灵魂游荡在外时也能找到自己的归宿”^[46]。图坦卡蒙陵墓与迈锡尼墓葬中给木乃伊或死者戴黄金面罩的习俗，也是古代西方丧葬习俗与等级观念的体现。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主要粘贴于青铜人头像的面部作为装饰，并非施于死者脸上，在形态造型、装饰手法、用途含义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与古希腊、古埃及金面罩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因为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包括那些装饰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是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中的巫师或部落首领的象征，所以黄金面具以及那些璀璨珍贵的黄金制品在古代蜀人的观念中与丧葬死亡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而与古蜀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大祭祀活动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星堆出土实物说明，殷商时期古代蜀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制作使用黄金面具的诀窍。古代蜀人使用黄金面罩的本意很可能是为了使青铜人头雕像的面容呈现出灿烂的金色，以突出神权与王权象征者容貌的光芒，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崇尚习俗，也可能含有原始宗教的奇特作用。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金面具，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具有上述的重要特点，在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方面都有很大的一致性。

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出土的金面罩

东西方黄金面具在文化内涵与象征含义方面的不同特点，显然与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历史文化、生存心态、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社会风俗、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差异和不同，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对黄金的开采和制作使用都显示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都是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繁荣发达的产物。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出土的装饰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黄金面罩，在造型艺术表现手法和黄金制作工艺方面都极为精湛，毫无疑问应是古蜀文明繁荣时期的灿烂遗存。这对我们进行对比研究，深入探析古蜀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面罩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代先民使用面具其实是一种较为广泛的现象。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世界上形式丰富多样的面具全都产生在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代的中国和古印度，以及美洲古代文化最发达的中美洲等。曾有人认为面具是愚昧落后的产物，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有人认为面具与古代戏剧表演有关，其实“面具以它深刻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我们提供的决不仅仅限于戏剧方面的借鉴”，“面具并不仅仅是娱乐或表演的道具，甚至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它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产物，是神灵、权力、地位的象征，它为我们研究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面具通常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集体创造，展示的大都是整体的民族特征、地域风格以及长久形成的审美习俗^[47]。还有学者认为：“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观察，世界上不少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文化，而且最初都毫无二致地将这种器具运用于宗教或巫术场合，有些方面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空间、生态环境以及历史文化传承存在差异，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不尽相同，因此反映在面具文化上也各具特色。”^[48]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见解。黄金面具则可谓世界面具文化中最灿烂的结晶了。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不仅具有深刻的内涵，而且展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它们都制作成双眼镂空、嘴部微张的样子，使用方式主要是被包贴在青铜人头像上，制作者既有突出其面部光辉的用意，也可能试图呈现让祖先偶像观看祭祀场景并与司祭者“密语交谈”的含义。装饰有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更能显示出威严华贵的气势，并给人以神奇和赏心悦目之感，从而达到增强祭祀场面庄严气氛的作用。在《周礼·夏官》中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记述，注疏说这是一种“魌头”的状态^[49]。而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就有不少“魌”的象形字，都是人戴面具的特征。这说明古代使用面具（包括黄金制作的面具）进行祭祀活动，可能是一种相当久远的习俗。这种习俗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可能特别盛行。有学者认为，如果说金面罩反映了古代蜀人的魂灵观念与等级观念，那么粘贴有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的身份显然与其他雕像有别，可能就是古代蜀人祭祀的祖先偶像^[50]。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中高大威武、具有王者尊贵气概的青铜立人像以及神奇无比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都没有粘贴黄金面罩，而只有几件形态较为普通的青铜人头像粘贴了黄金面罩，这是不是说明黄金面罩并不象征身份，而主要是为了在青铜人头像上突出一种装饰效果呢？我们在注意和肯定这种华丽神秘的装饰效果时，当然也决不能忽略了它所反映的古蜀时代的习俗、观念、用意和情趣。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装饰了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可能“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娱，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51]。总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丰富的。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装饰了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www.xing528.com)

具有“黄金四目”特征的方相氏面具

同样是古代蜀人的珍贵遗存，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不仅在文化内涵方面而且在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上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眉毛镂空呈前细后粗形，但大嘴却紧闭而不镂空，眼部镂空做杏仁形；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镂空的眼部为椭圆形，眉毛略微凸起，为前后对称的弯月形且不镂空，大嘴则镂空成微张略呈笑意的形状。在面部形态上，三星堆装饰有金面罩的人头像显得棱角分明，气势威严，写实为主的特征中又有一定的夸张意味；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则脸部丰满，线条圆润，神情温和，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三星堆金面罩方颐甚宽，金沙遗址金面具圆颐较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者为刚毅有力的方下巴，后者为圆润温和的圆下巴。此外还有尺寸上的巨大差别，三星堆金面罩装饰的青铜人头像体型较大，通宽20厘米左右，通高40厘米以上，与真人大小相近，它们和其他千姿百态的青铜雕像群一起营造出的是规模宏大的祭祀场面；金沙遗址金面具高不足4厘米，宽不到5厘米，相较之下未免过于袖珍小巧。为什么体型相差这么悬殊？这目前还是一个有待破译的古蜀之谜。根据其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来推测，如果说三星堆金面罩装饰的青铜人头像是古蜀王国规模宏大的祭祀象征，那么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则可能是古蜀族群中的氏族或部落的祭祀用品。进而推测，金面具与青铜雕像体型的大小也许与祭祀活动的级别高低有关，也可能与祭祀的性质、偶像的规格、场面的大小以及祭祀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金沙遗址的金面具除了用于祭祀之外，也可能是作为古蜀氏族或部落宗庙中的陈设。

从时间上看，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中晚期；金沙遗址与三星堆相衔接并略晚于三星堆，相当于殷商晚期和西周时期。在这段过渡时期内，古蜀社会可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比如三星堆都邑的突然湮没、金沙遗址的逐渐兴盛，很可能就与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有关。在《蜀王本纪》等传世文献中就有杜宇从天堕止取代鱼凫氏，“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的记述。后来又发生了望帝禅位于鳖灵的故事，说荆人鳖灵投奔望帝，被立为相派去治理洪灾，在此期间“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52]。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发生过严重洪灾，可以想象古蜀王朝之间的兴衰更替情形。政权更替当然不会如传说中的那么温和，但“禅让”之说也可能是古蜀时代共主政治秩序下真实的传统习惯。这些记述虽然有较浓的传说色彩，但向我们透露的信息却是极其丰富的。

郫县望丛祠中的“古望帝之陵”

鱼凫、杜宇、鳖灵可能都是古蜀族群中的不同氏族，分别来自于岷江流域、长江上游、荆楚地区。这些氏族加入古蜀族群后都融汇在了包容性很强的古蜀传统之中，但也可能保留了一些各自的习惯特点，从而增添了古蜀社会生活的活力与色彩。他们之间的兴衰更替也对古蜀历史文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此来看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既有文化内涵上鲜明的一致性，又有形态尺寸方面的差异和风格上的不同特色，也就不难理解了。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金面具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装饰的青铜人头像便是显著的例证。它们的制作者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氏族，对器物形制的大小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嗜好，对某些形态特征也有不同的审美要求和表现方法。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上年代因素，从而导致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金面具的不同风格吧。

概括起来说，通过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比较研究，我们对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已经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将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可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一、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在文化内涵方面都具有类似的象征含义。其功能与使用性质也基本相同，都是作为青铜人头雕像的面部装饰，起着使这些偶像面部焕发出灿烂光辉的作用，以增强其华贵威严的气势。毫无疑问它们都与古代蜀人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都显示出浓郁的古蜀特色，代表着当时古蜀社会共同的崇尚心理与传统习俗，这也充分说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两者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

二、在造型风格上它们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同时又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微妙差异。这说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古蜀都邑的统治者在族属关系上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但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族属中的不同部族，或是古蜀族群中的不同氏族，故而显示出精神文化与物质遗存方面的一些不同特色。这些氏族或部族之间的兴衰更替也可能是引起和形成造型风格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由于特别精致小巧，很可能用于古蜀族群中的氏族或部族的小型祭祀活动，也有可能是金沙遗址统治者宗庙中的陈设品和供奉物。这与三星堆黄金面罩装饰的青铜人头像以及青铜雕像群所展示的场面，在祭祀活动宏大规模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三星堆黄金面罩与青铜雕像群代表的可能是整个古蜀族群，象征的可能是古蜀王国的大型重要祭祀活动。因而它们在形制大小与规格数量上都不一样。虽有这些差别，但它们用于祭祀和供奉的性质则是一致的，所体现的古蜀时代神权与王权方面类似的象征寓意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在制作工艺上，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三星堆黄金面罩都是以很薄的整块金片或金箔采用锤揲、模冲、剪切、镂空等多种手法制作而成。三星堆黄金面罩包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之后，还经过蹭拭、剔除、粘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头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部装饰，各处线条造型都凸凹分明，显示出一种异常华贵的气势。无论是娴熟的技巧还是精湛的工艺都显示出了很高的水平，堪称商周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代表之作。正如有人所评价的，“这是造型艺术与金工工艺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的产物，是古代灿烂文明的结晶”^[53]。

有学者对三星堆黄金面罩给予了高度赞许，说“先秦时代很为突出的一项稀世金质珍品是近来在四川广汉出土的黄金面罩，这是远在三千年前制造的黄金面具，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很高的技术价值”^[54]。对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借用这些赞许和评价也是适合的。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和三星堆金面罩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古蜀社会祭祀活动的昌盛和别具特色的精神观念与崇尚心理，反映了古代蜀人开采制作使用黄金的真实情形，并充分说明了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繁荣辉煌。三星堆金面罩和金沙遗址的金面具是商周时期古蜀灿烂文明的经典产物，它们精致的形态和灿烂的光泽，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展现出一种久远的魅力，带给参观者的并不仅仅是观赏的愉悦，还有对古蜀文明的赞叹和无穷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