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萌芽：尧典、皋陶谟与谱系官制

郎泊雷希脱又云：“谱系进而为年代记（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此两元之进化。其说固是；然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叙，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兹分述之（吾国谱系，虽至周代始发达，然周以前粗疏脱略之谱系式记载，亦必有之，故与两元进化说仍不相戾）。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故有言志之诗，而后有永言之歌（歌者，歌其诗也，此为徒歌）；有永言之歌，而后有依永之声；有依永之声，而后有和声之律；有和声之律，而后有乐器之作，以与徒歌相和。自伏羲作瑟，女娲作笙簧，已有乐歌，所歌者即谓之诗。其诗如后世之歌谣，播于口耳，不著篇章，故易湮灭失传。然则诗歌先文字而有，郑玄谓“诗之兴焉，谅不于上皇之世”（见《诗谱》序），其说非矣。诗虽起于皇古，然商周以前，其诗已不传，而司马迁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见《孔子世家》）。此孔子删《诗》之说所由本也。然观《左氏春秋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所歌之诗，不越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当季札观乐，才七八岁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明周乐在鲁，只有此数，非为孔子所删定。所谓得所者，盖编定其篇第，传述其事义云耳。其时六代之乐，及夏之《九歌》、《九辨》，盖已亡佚，即商之名颂十二，犹亡其七，他可知也。然则扬武功、述祖德，若《雅》、《颂》之诗，必起自古初（《吕氏春秋·古乐篇》，所引古歌之名，虽系传述，亦足为征）。特至孔子时，已湮灭不传耳。

纪传之名，始于《禹本纪》（见《史记·大宛列传》），及《伯夷叔齐传》（见《史记·伯夷列传》，或谓《世本》有《魏文侯斯传》亦在《史记》前。《尚书传》、《春秋传》不在此例）。推而上之，《尧典》、《皋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尧典》一篇，首尾百五十载（尧在位七十载。舜征用三十载，在位五十载），与纪载一时之事迥殊，实为本纪之权舆，若以司马迁之本纪相较，则《尧典》所缺，惟年月之不明耳。此史学上时间之观念尚未明也。《皋陶谟》但以“粤若稽古皋陶”发端，中间杂载皋陶、禹在帝舜前相陈之昌言，而又叙述帝舜与禹、皋陶、夔之语，而殿以帝与皋陶相和之歌，盖重在皋陶，故曰《皋陶谟》，纯为叙纪之体，与《尚书》中诰、誓、命之文迥别，实为列传之权舆，与《史记》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列传不载事功惟载言语文章者相契，所不同者，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耳，此史学上空间之观念尚未明也。司马迁之纪传，在年代记发生之后，史学已达进步之时，《尧典》、《皋陶谟》乃继英雄诗而起，史学尚属幼稚，故仅述局部，不能睹其全体，与诗之叙述相似，试观《尧典》自“钦明文思安安”，至“黎民于变时雍”，以四十八字，概括尧之生平，似商周之雅颂，似后世之铭赞，《皋陶谟》篇末，竟以歌诗作结，盖未脱英雄诗之习也。《尧典》、《皋陶谟》等书，今文家谓为孔子所作。此盖臆说之辞，不足措信。《左》文十八年《传》，季文子已引《虞书》“慎徽五典”等文（今见《尧典》），《左》僖二十七年《传》，晋赵衰称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又引《夏书》“赋纳以言”等文（今见《皋陶谟》，他若《左》文七年《传》郤缺引《夏书》，《左》庄八年《传》庄公引《夏书》，《左》昭十四年《传》叔向引《夏书》，《周语》内史过引《夏书》，《周语》单穆公引《夏书》，诸如此类，或见今《书》，或为逸文，不胜枚举）。则孔子以前，已有人引《虞》、《夏书》矣。《左》哀十八年《传》孔子两引《夏书》，则孔子亦引《夏书》矣。谓为孔子作，夫岂其然？然如段玉裁说，以《尧典》为夏史所作，据《尧典》“舜陟方乃死”为证；孙星衍说以《皋陶谟》为虞史伯夷所述，据司马迁说《皋陶谟》，及《大戴记·诰志篇》虞史伯夷释“幽明”为证；则又不明虞夏之时，无历史官，且虞夏史去尧、皋陶尚近，何以篇首皆云“粤若稽古”？以意揆之，则《典》、《谟》之作，殆出于夏商之际或西周以前乎（英雄诗进而为纪传，《尧典》、《皋陶谟》前英雄诗必已发达无疑。然纪传既兴而英雄诗仍未绝，如汉以后郊庙歌诗是也，此犹年代记既兴而谱系仍未绝，如汉以后所出谱牒是也）？(www.xing528.com)

谱系起于何代，不可得而考，迹其初起，不过如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而已，年代事迹，必不详也。司马迁谓“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又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则谱系殆兴于周乎？唐虞传贤，夏初传子，其谱时系有无，盖不可考。有殷一代，兄终弟及者多，至于周代，主于立嫡，始严大宗小宗之辨，故奠世系、辨昭穆，其要事也。此证一也。《史记·三代世表》，出于《世本》，法效《周谱》，然云从黄帝至夏桀二十世，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殷汤十七世，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从黄帝至周武王十九世。寻《世表》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世表》从夏禹至桀十七王，中有传弟者四，至桀实十二世（依《世表》例，末王不数，下仿此），则黄帝至桀实十六世。若依《汉志》，须加三世，则十九世也，一疑矣。《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殷本纪》则云，“小甲，太庚子”。索隐引《世本》同。《世表》，从黄帝至殷汤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王，中有传弟者十四，至纣实十五世，则黄帝至纣实三十二世；若依《世本》及《殷本纪》，须加一世，则三十三世也，二疑矣。据《世表》黄帝至汤十七世，黄帝至纣三十二世，而黄帝至周武王仅十九世；武王与纣并世，何殷周世系相差如是其远乎？三疑矣。由此观之，周以前谱系，皆由周人追录，知则录之，不知则阙；自周以下，不特王室世系，井然不紊，即诸侯之谱，亦详载而靡遗，此二证也。周代掌谱系之官，在王室则有小史，在诸侯则如楚之三闾大夫；周以前未闻有此官制。此三证也。《史通·表历篇》云，“谱之建名，起于周代”。盖亦同于斯意也。（梁玉绳《史记志疑》据《礼·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以疑《史记·三代世表》。）纬书之不足信，已如上论，然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谓“喾为伏羲后，尧为神农后，舜为黄帝后，禹为少昊后，汤为颛顼后，皆不同祖”。而蜀秦宓亦辨五帝非一族，亦足见周以前谱系皆系追述，不足信据。

春秋以前，无编年之史。观乎《尚书》之文，年月阔略，称王称公，非序莫辨，《甘誓》一篇，禹、启、太康，说者非一，莫能证明，《太誓》上系纪元于文王，《金縢》直书“克商二年”，随文泛说，不以一王践祚为统，此年不系于时王也。《康诰》首书“惟三月哉生魄”，《召诰》首书“惟二月既望”，知有月日而不知事在何年，此月不系于年也。《召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戊辰，王在新邑”，知有日时，而不知事在何日，此日不系于月也。史法草苴，明成周故无《春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之术也（周初不特系年于事，即记日亦系于事。如《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甲，太保朝至于洛卜宅”，以下“越三日”、“越五日”、“若翼日”、“越三日”、“越翼日”、“越七日”等句，皆不以日系月而系于事。《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越翼日乙丑，王崩”。四月不载月朔之日子，则甲子乙丑，亦不知在四月何日，则亦以日系事而已）。或谓春秋以前，既无编年之史，何以司马迁谓“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乎？曰，黄帝至周世数，且传闻互异，遑论年数，《汉书·律历志》云：“太史令张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李轨注《法言》云：“世有黄帝之书，论终始之运，当孝文之时，三千五百岁，天地一周也。”（见《重黎篇》）司马迁所以谓“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也。《史记》自共和以前立世表，共和以后始立年表，盖亦以共和之后乃始有编年之史也。或谓晋代汲县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托始黄帝，至春秋以前，皆有年数可稽。此书前人定为战国时魏人所记，而《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三统历》，唐虞夏商，皆有总年，自周初至共和乃用鲁历，时周历已亡，则共和以前自有年代可稽，何以谓编年史始于《春秋》乎？曰，《竹书纪年》盖晋束晳等所伪造，本不足信；今本《竹书纪年》，又系宋以后人所伪造，伪中之伪，更不足信。刘歆《三统历》由于推测，与张寿王、单安国等，盖无以异，亦不能据为塙证。《纪年》云，“夏总年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则云“四百三十二岁”。《纪年》云，“商总年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则云“六百二十九岁”。《纪年》云“自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八十一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此足证今本《竹书纪年》，非晋代原本明甚），《三统历》则云“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二家之说相歧既如彼。刘歆据《鲁历》春秋以前至伯禽初封三百八十六年，而《史记·鲁世家》自伯禽初封至惠公末，得三百二十一年（《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鲁”。《鲁世家》“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据此，以鲁世家推算，武王灭殷至幽王末凡二百七十五年。《三统历》云，武王克商后七岁崩。据《三统历》推算武王灭殷，至孝公二十五年幽王被杀，凡三百四十五年。与《纪年》说均异），鲁历与《鲁世家》相异又如此。足见春秋以前，无编年之史，各家所记之年，皆由推算而得，非真出于信史也。然则编年之史始于《春秋》，有说乎？曰《春秋》之作，盖在共和宣王之世，故司马迁年表始共和，墨子引诸国《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皆言春秋时事。《左》昭二年《传》有《鲁春秋》，其后孔子修《春秋》，盖即据此。《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时告之曰，教之《春秋》。孟子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盖当时编年纪事之书，别言之，则曰《乘》、曰《梼杌》，总言之，则皆名曰《春秋》。《史通·六家篇》、《隋书·李德林传》并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盖当时各国皆有编年之记载。故自共和以后，各国诸侯始有年数可稽也。总之《春秋》之名，共和以前，未闻有此，而《史通》云“《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此又足征其伪矣）。孔子修《春秋》，托始鲁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时者，春夏秋冬也。当时有周正、夏正之不同，故时颇重。《春秋》之名盖即约举四时之春秋也），以时系年。自是厥后，时间之观念明，因果之关系著，历史最要之条件，于是乎始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