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揭开解密的真相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1959年10月12日以后）里提到向委员会苏方组几位委员授予了“‘中苏友谊’勋章”（第18页）。中国政府是不是设置过“中苏友谊”勋章，要核实一下为好。也许只是一种纪念章？

在《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1959年10月14日）里提到“卡塞姆（伊拉克首相）”（第23页），这里“首相”应该译为“总理”。

在《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1959年10月22日）里提到“中国贸易部代表邱山”（第37页），“中国贸易部”应该是“中国对外贸易部”。同一页又提到“中国工会中央”，应该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1959年10月26日）里面提到“即将到来的喀拉拉州的选举”（第42页）。这里，应该是“喀拉拉邦”。印度的地方行政区划，中央以下最高的一级是“邦”，不叫“州”。

在《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1959年11月13日）里面说：“赫鲁晓夫在亲近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第49页），这里的“亲近”当是“新近”或者“最近”之误。

在《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1959年12月）里说：“这两次会谈具有纪要的性质。”（第52页）请问：“纪要的性质”是什么性质？

在《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1959年12月8日）里面说：

我相信这样一种相当大的精简将不会破坏我们的防御能力。然而，如果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实现它，将有对国际形势有巨大的积极影响。（第57页）

这里，“将有”当是“将会”之误。

在《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里面有这样一段：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直接讲，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跃进”，应该按照“马鞍形”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遵循“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原则。马鞍形，刘少奇同志继续解释说，这意味着两头儿高，中间低。（第65页）

刘少奇的报告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已经知道：关于“马鞍形”这一段话，是这个报告公开发表的时候毛泽东添上去的。这段话说：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很明显，这个报告所说的“马鞍形”，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造成失败的教训，而绝不是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果这里翻译没有错误，俄文原本就是这样写的，就应该加注说明。

在同一件报告里还说：“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在农村按证定额分配食品。”（第67页）这就正好把情况说颠倒了。城市居民吃的是商品粮，就得凭购粮证（粮票）购买口粮。对农村居民并不供应商品粮，只是在秋收之后由公社分给一份口粮，不发给粮票。

在同一个报告中还提到：“在苏共二十大决议中，兄弟党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包含着当代正确的结论。”（第69页）这里，“兄弟党声明”应作“兄弟党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它和《和平宣言》都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通过并签字的。在本卷后面，还有多处（如第108页、第115页、第149页、第151页、第167页）把这一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或者把《和平宣言》误称为“声明”，就在这里一并指出。

在《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1960年1月15日）里说赫鲁晓夫当时的职务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第91页）。这里，“第一主席”显然是“第一书记”之误。

在《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1960年2月24日）里说：“所有这一切，证明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意义。”（第100页）应该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友好同盟条约”是1945年苏联政府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1950年苏联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签订的。在下一页还有一处同样的错误。

在《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1960年5月17日）里面两次提到“卡赛姆”（第104页），都应该译为“卡塞姆”。他当时是伊拉克的总理。本卷第23页也说到了他，没有译错。

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1960年6月5日）里面说：“对金日成说，自己受委托要亲自让他了解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的侦查机构反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所采取的手段的通报。”（第111页）这里，“侦查”应该改为“侦察”。“侦查”是法律用语，“侦察”才是军事用语。

在《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1960年7月13日）是一个很长的文件。我在这篇里面遇到了五个问题，第一个是：

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本性，而在我们时代它反而变得更加凶恶，因为它看到，历史的发展将无挽回地导致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第129页）

这里，用“无可挽回”要比用“无挽回”好。

第二个问题是：

尽管中国同志强调，他们赞成莫斯科宣言的观点，而实际上他们了解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坚持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不分具体情况如何都应坚持一条道路——武装起义的道路。（第137页）

这里，“他们了解”应该是“他们并不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其中提到欧洲几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陶里亚蒂、雷曼、伊巴露丽、科普列尼格。”（第138页）这五位，分别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前面四位的名字，通常都是这样译的。只是奥地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通常是译为科普勒尼希（见《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689页）。

第四个问题是：

中国同志背离了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一经过考验的社会主义原则称作是“资产阶级残余”。（第140页）

当时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

第五个问题是其中用了一个中国成语：“虚心假意”（第143页），这个成语应该是“虚情假意”。

在《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1960年7月15日）里面有这样一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理应坚定不移地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和侵略企图”（第150页），恐怕有译错的地方。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要么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么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可能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从“理应”如何如何这样教训的口气，当是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1960年7月24—26日）里面说：

我将苏共中央于今年7月18日的信交给金日成，信中附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回苏联专家和参赞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复本。（第170页）

参赞是外交官，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不会属于这一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想必是顾问的误译。

在《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1960年8月17日）里面引周恩来的话：“我们主张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第184页）周恩来的原话是“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见《周恩来年谱》中册，第337页）。

这一个报告里还提到《人民日报》社论《答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第185页）。按：这一篇社论的标题是《驳美国国务院声明》。

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1960年8月18日）里面提到“外交部部长朴成哲”（第186页），按照朝鲜的官制，外交部部长叫做“外务相”。

在《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960年8月25日）里面说：“不切实际地叫嚷什么粮食亩产要达到10000—15000千斤，玉米亩产达到4000—5000斤。”（第191页）这里，“千斤”的“千”字当是衍文。

在《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1960年8月25日）里面有这样一句：“在任命一些军官担任总政干部局职务的时候，常常不考虑他们的业务素质。”（第194页）这里的“总政干部局”准确的名称是“总政治部干部部”，不是干部局，它是管理全军干部的机关；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我想应该是这样：“总政治部干部部在任命一些军官担任职务的时候，常常不考虑他们的业务素质。”

同一件档案里还引用了罗瑞卿的话：(www.xing528.com)

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特性是无关紧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原则，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个人负责的制度。（第197页）

这里，“特性”一词不妥，应该用“差异”“不同”这样意思的词来替换。

在《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要）》（1960年9月17—20日）里面引邓小平的话：

众所周知那是一项特别不公平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中国竟然无权准许第三国代表进入它所管辖下的两个省，而这两个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是否允许来自第三国的人员（进入自己的领土）关你们什么事？（第219页）

这里说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苏联要求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做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件事。那时新疆是一个省，东北可是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外加内蒙古的东北部。译文里的“两个省”似应译为“两个地区”。

在《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1960年9月22日）里面说：这里似可加注：斯塔诺耶·西米奇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时候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长。斯大林批评“西米奇民族主义”其实就是批评铁托的民族主义。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第227页）

在《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1960年9月30日）里面说到“讲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主任、历史科学副博士、上校В·Н·罗巴京”（第233页），不知道这个罗巴京与报告作者雷巴尔金是不是同一个人。

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1960年10月18日）里面提到“杂志的原主编В·Н·罗戈夫同志”（第237页），“罗戈夫”应译为“罗果夫”，他用“罗果夫”这个名字担任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多年，和中国社会名流多有交往。

在《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1961年1月18日）里面有一处“中共委员会”（第281页），显然是“中央委员会”之误。

同一个报告里，“《历史研究》杂志有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说”（第282页）这一句，似可改为“《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在《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1961年6月25日）里面两次说到“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第308页）。错了。这说的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同一页下面紧接着“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已经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指的是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不是中共中央全会召开的。这里的“全会”二字应删去。

同一件档案里引周恩来的话：

仅仅靠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党校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干部深入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对干部的培训反馈到具体的实践中。（第310页）

这里，“中共”是“中央”之误。

在这一件档案的结尾处说到列席会谈的人员有“中共中央与兄弟党联络部第一局负责人叶护生”（第310页）。这里，“与兄弟党联络部”的准确名称是“对外联络部”，“叶护生”应译为“叶蠖生”，他是叶圣陶的女婿。

在《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1967年8月17日）里面，赫鲁晓夫说：

很快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中立国家大会。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和计划，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委托我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把我们关于核武器试验的文件在其发表前1—2日内交给所有中立国家的代表。（第313页）

“中立国家”应译为“不结盟国家”。那时铁托、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发起不结盟运动，1961年9月1日至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有二十五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和《关于战争的危险呼吁和平的声明》。

同一件档案里又引赫鲁晓夫的话：

在战前，未必有人希望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希特勒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样的条约却签署了。（第320页）

这里，“希望”恐怕译“预见到”为好；“签署”应该译为“签订”。“签署”和“签订”这两个词用法的区别，一查《现代汉语词典》就知道了。同样的误用本卷里还有多处（例如第351页、第352页、第353页、第354页等等）。

在《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1961年10月7日）里面说“今后4月底到5月初举行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四次中央全会”（第338页）。这里“今后”显然是“今年”之误。同一页下面几行提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进（Туен）同志”和后面几页里说的“越南工会联合会总书记遵（Туен）同志”（第342页），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报告最后部分的九项建议里，第五项是“明年夏季邀请50名越南同志赴苏休假”，建议出面邀请的那些单位里有一个“创作联盟”（第343页），应该译为“作家协会”。

第六项是：

我们认为必须邀请越南劳动党理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座谈以及就苏共二十二大材料，苏联共产党新党纲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联合出版刊物等交换意见。（第343页）

这里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恐怕是误译，因为苏联并没有单独设立的社会科学院。苏联科学院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各个学科及其分支设有研究所，还在人文科学方面设置了许多研究所。据《苏联百科词典》的材料，苏联科学院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所有：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苏联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国家和法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俄语研究所、世界文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非洲学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及加拿大研究所、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等等。这一类研究所在中国都是属于社会科学院的，而在苏联这些却都是属于苏联科学院的。既然苏联并没有这个机构，想必档案原件里不会有“苏联社会科学院”一词，不知道译本里怎么会出现这个词的。从该书第十一卷《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1966年9月1日）这一件档案里可以知道，是有一个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第216页），这里是不是把“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误译为“苏联社会科学院”了呢。

在《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1962年12月22日）里面说：“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了越南劳动党十五中全会（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第348页）不知道翻译是否有误。一次中央全会开了四个月，是不是太久了一些？又从前面《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那一件档案可以知道：“（1961）4月底到5月初举行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四次中央全会。”（第338页）又知道了“1961年7月底，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中央全会”（第339页）。那么这“十五中全会”是上一届中央的全会吗？手边没有越南劳动党的党史书籍可查，只好存疑。

在《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1962年3月1日）里有两处问题。一处是：

在通过莫斯科声明以前，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便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上便已存在很大的争论，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不过最后毕竟还是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文件——莫斯科声明。（第365页）

在《阎明复回忆录》里，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在《莫斯科声明》通过以前，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同意见，在莫斯科会议上进行了许多讨论，有相当尖锐的争论。然而，结果是，制定出了一个共同的文件——《莫斯科声明》。（第726页）

这里，译成“共同的文件”是对的，译成“一般性的文件”错了。

另一处是：

邓小平举例说，就拿鞍山联合企业来说，在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情况下，须裁减职工5万人。这种状况还表明，我们必须为新企业培养更多的骨干力量。（第367页）

这里的最末一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鞍钢必须裁减工人，而“我们必须为新企业培养更多的骨干力量”，这两者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呢？原来这里是译错了。在《阎明复回忆录》里，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邓小平举例说，在鞍钢，在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工人数量仍然可以减少五万。须裁减职工5万人。想为新企业准备更多的干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第728页）

原来是想把鞍钢作为培训干部的基地，所以人员超过了自身的需要，这是造成鞍钢人员过多的一个原因。

在《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1962年4月17日）的第一句：“今年4月17日，我应邀在使馆接见了K·梅农。”（第374页）按：“应邀”这个词不能这样用。

在《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1962年6月6日）的第一句：“6月6日，应我的邀请，贾·尼赫鲁接见了我。”（第380页）按：“邀请”这个词不能这样用。

在《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8月26日）里，梅农说：“我们已向本国军队发布了严格的指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特殊情况除外。”（第387页）按逻辑说，“任何情况”是全称肯定，包括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在内，没有例外的，同时又提出一个“特殊情况除外”，也就是取消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的指令。是原文就是这样不通呢，还是译错了？请一查。

在第九卷里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