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铸就的陶文明

在龙山时代，城市已在中国各地陆续出现并日益发展成熟，这为文化的起源和文字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证明，作为人类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文字，也已出现在龙山时代。众所周知，殷墟甲骨文是我国当今汉字的“鼻祖”。其实，甲骨文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系统的文字，在它之前文字早就诞生了。对于甲骨文的源头，有不少学者曾进行过探寻。研究表明，其中一个重要源头就是龙山时代的陶文。

正如契刻或书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一样，刻画或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或符号，一般被称为“陶文”。考古发掘表明，在龙山时代的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上，时常发现陶文。现将目前已发现的一些铸就人类早期文明的代表性龙山时代陶文介绍如下。

城子崖陶文

第一，城子崖陶文。

1930年，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主持下，考古工作者对山东历城县（今章丘区）的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在龙山文化层中，出土了3片刻有字符的陶片，其中两片上的字均写作“一”，李孝定将其释为“一”或“十”，将另一片上的字释为“羽”。另据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记载，考古工作者还在城子崖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发现一件刻有九个字的陶片。其上陶文古朴稚拙，有学者释为“齐人网（获）六鱼一小黾”。这些陶文刻在陶瓮的内里残片上，显然是在陶器破损之后才刻上去的，这与丁公陶文的情况近似。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件刻文陶片为东周时代的遗物，故很少提及。不管怎样，城子崖陶文的发现，与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一样，都是表明城子崖先民已进入文明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第二，丁公陶文。

丁公陶文

1992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对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一位民工在清洗陶片时意外发现了一件刻字陶片。该陶片是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在盆的内面共刻有5行11个字。这块陶片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长46—77厘米，宽约32厘米，厚0.35厘米，或为祭祀用品。右起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画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有一刻画短线伸出陶片之外。发掘者认为这些陶文是“烧后刻写，并且最大可能是刻写在陶片之上”的，其书体的显著特征是“多为连笔字”。这些陶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这件刻字陶片经过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30余位专家、学者的鉴定，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可。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例如：田昌五认为陶片上的字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建议将这些成行排列的陶文称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严文明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张忠培认为商人可能吸收了包括丁公陶文在内的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发明，把中国文字推进到甲骨文阶段；俞伟超认为丁公陶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高明认为丁公陶文是已被人们淘汰的古文字；裘锡圭起初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但后来又认为是一种符号；李学勤根据丁公陶文多用连笔的书写特征，认为它是当时的俗体；王恩田认为丁公陶文是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张学海认为丁公陶文“似属一段‘辞章’或一个短句”，它和大汶口陶器文字、甲骨文，都可能同属汉字方块字体系，代表了古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冯时则认为丁公陶文是古彝文。丁公陶文发现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尧王城陶文。

1978年至1998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在1992年至1993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件大口尊残片上发现了形状奇异的陶文，据有关资料披露，它与陵阳河出土的“皇”字圭首形陶文非常相似。据研究，圭首形陶文是对实物羽冠的摹画，是少昊氏象征王权的王冠反映，这意味着少昊氏已延续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尧王城陶文是继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和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文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景阳冈陶文。

1994年底至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出土了不少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器物。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1996年春季发掘的一条灰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刻文陶片。它是一件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呈三角形。从刻画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系龙山时代的古人所为。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所以，景阳冈陶文的发现对探寻我国文字的起源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五，王城岗陶文。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冈上，当地俗称“望城岗”，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处以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20世纪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从城址的规模和结构看，已经具有早期城邑的面貌，故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史籍中“禹都阳城”的地望所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尤为重要的是，该城址出土了一件泥质黑陶杯的残片，陶片底部的刻画陶文特别引人注目。李先登先生将这个烧制前刻画于陶胎上的字释为“共”，并认为它是相当成熟的会意字。城址、文字、青铜器等的发现，表明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第六，陶寺陶文。(www.xing528.com)

陶寺陶文

1978年至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面积的墓地和居住址，进而发现了古城址，并出土了许多珍贵遗物，从而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其中，在1984年春季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个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H3403）中发现了一件朱书扁壶。据介绍，这件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双鋬面各有凹槽两道。口长径为20.8厘米，短径为9.2厘米，腹最宽24.8厘米，残高27.4厘米。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在较扁平的另一面也有两个朱书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扁壶在陶寺遗址出土数量极多，在陶寺文化居住址水井的底部，常见有扁壶碎片的堆积层，可知它是一种汲水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手制，其使用时间与陶寺文化遗址相始终，是陶寺遗址的典型器物之一。陶寺遗址所出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罗琨认为扁壶正反面的朱书文字合起来是“易文”，亦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是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来记述尧的功绩，以传诸后世。何努将扁壶背面原来被看作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认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有转角的“◇”即土字，中部为一横画，下部为“卩”字，合起来就是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帝尧”的名号。他进一步认为扁壶上的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并指出“文尧”是后人追忆帝尧时的称谓，也即“对先王的尊称”。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个系统的陶寺陶文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第七，龙虬庄陶文。

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北首，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也是江淮东部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发现于1970年，面积约43万平方米。1993年4月至1996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共发掘出各种器皿、骨头化石上千件。其中，在第一次发掘时，考古工作者于河边采集到了一块刻字陶片。该陶片是一件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有8个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均刻在盆沿内壁，共有两行，左行4字近似甲骨文，以直线条为主，横平竖直，结体有序。右行为4个酷似动物侧视图形的象形文字，第一个似兽，第二个似鱼或蟹，第三个似蛇，第四个似鸟。刻文笔画纤细，技法娴熟，通篇可能包含一个完整的意义。自该陶文被发现以来，国内外很多古文字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完整地释读出来。但不论能否被辨识，该陶文都是继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刻文陶片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这次发掘的情况于1993年9月5日在《中国文物报》报道之后，引起了广泛重视，并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学者研究，龙虬庄陶文的笔法与甲骨文一样，基本都是采用直线条，说明二者是有渊源的，龙虬庄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源头。所以，该陶文的发现对于探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极具价值和意义。

龙虬庄陶文

第八，良渚陶文。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在年代上大致相当，如前文所讲，不少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陶文。近年来，随着良渚文化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种种刻划符号，也开始给予极大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且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有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研究表明，这些良渚陶文在当时已经通用并且达到了记载简单语句的程度，显然已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关于良渚陶文及玉器刻符的价值，王宇信先生说：“由于良渚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少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相类似，可以互相联系，进行比较研究；而良渚文化陶器上，又发现有多字相连的陶文，在证明陶文与语言的关系上，尤有研究价值。”因而，关于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上出现的一系列刻划符号的研究，已成为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又一焦点。在这方面，作为这一研究的有力推动者，应当首推国内的李学勤和日本的林巳奈夫二位先生。根据林巳奈夫先生的研究，带有刻符的良渚文化玉器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良渚文化有自己的图像记号，并单独地被表现在璧、琮等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其二是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有良渚文化的图像记号与大汶口文化的图像记号相对而刻成的例子；其三是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刻有大汶口文化的记号。总之，良渚陶文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探讨其与大汶口文化陶文、龙山文化陶文的关系及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均具有重要价值。

第九，石家河陶文。

城子崖遗址出土黑陶鬶

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也基本一致，在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同样也发现了不少陶器刻划符号。该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被发现。其中，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两个遗址中曾发现60余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它们大多数被刻在大口陶尊的上腹部，少数被刻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凹底陶缸的下腹部、高领罐的肩部和一些陶器残片上。据研究，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画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一般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为合体符号。其基本笔画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少到二画，多到十余画，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要比器表要浅。这些刻划符号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第十，石棚山陶文。

石棚山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墓地。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对该墓地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量彩陶。其中，在有些陶器上还发现了12个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它们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的结构更为先进和复杂，体现了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对中华文字创造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说明该文化进入了一个更为文明的历史阶段。

此外，在河南临汝煤山、汤阴白营、偃师伊河、淮滨沙家、淅川下王岗、永城王油坊，河北永年台口，陕西绥德小官道、洛南薛湾、商县紫荆等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零星陶文或陶器符号发现。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陶文或陶器符号都是龙山时代的产物，表明这一时期很可能已出现文字，并在一定范围内被使用。可以说，这些陶文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国早期文字的产生和中国远古历史的发展等问题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不仅改变了我国文字的发展演变史，使汉字的源头追溯到了四千多年前，也使我国的文明发展史大为提前，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甚至更早，我国就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城子崖先民在内的我国古代先民，以一种领先的姿态，正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