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探究传世商器的著录及研究

（一）铜器著录与金石学传统

殷墟墓葬早在西周即被盗掘，现在发掘的一些殷墟大墓中就有西周时期的盗洞^[2]。自西汉至北宋初约一千二百年间，史书、文献中对商周青铜器的出土有不少记载，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及：“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但是，这些铜器的具体出土情况并没有被记录。

真正意义上对铜器的著录和研究始自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其中最早的是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记录了宋元丰七年（1084年）出土于邺城和亶甲墓的5件铜器^[3]。这是目前所知最早见于著录、出土地点明确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他重要的著作还包括王黼的《博古图录》（一称《宣和博古图》，约1107—1123年），该书集宋代所出青铜器之大成；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1144年），收录有殷商66件礼器的铭文。这些著作收录的铜器，出土地点一概付诸阙如，但在青铜器定名方面，宋代金石学家贡献甚大。

元明两代均无著录铜器的专著，但是仍有私人收藏的情况，比如1973年在四川铜梁张叔佩夫妇墓中就出有商代方鼎和战国圆鼎^[4]。同时，大多数宋代的金石学著作均在明代重刊，甚至多次刊行。

随着乾嘉考据之学的兴起，清代又重新掀起一个青铜器研究的高潮。除官方主持修订的《西清古鉴》四十卷（1755年）等外，私家著录多达百余种^[5]，其中除阮元（1764—1849年）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将器物分为商、周、秦、汉四代外，许多著录均并商、周而一，统称为三代器^[6]。

1911年以后，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许多著名的商周铜器著录和铭文考据之书得以刊行于世，所载除传世铜器而外，也包括入民国以来各地新出土的器物，有些则著录了清宫旧藏的商周青铜器^[7]。由于殷墟盗掘之风甚盛，大量青铜礼器出土，流入古董商人或藏家手中。尊古斋黄濬所辑的《邺中片羽初集》二册（1935年）、《二集》二册（1937年）、《三集》二册（1942年），收录了由他经手售出或曾见到的殷墟私掘的青铜礼器133件，容庚认为仅有1件可能出自辉县^[8]。梁上椿的《岩窟吉金图录》（1944年）收录66件殷商礼器。与清代金石学著作相比，这些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改写生绘图为照相制版，不仅介绍器形，还刊有器名拓本甚至纹饰拓本，以便将器形、铭文、纹饰结合起来研究，这就为青铜器研究走向系统化和学科化创设了基础。

（二）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著录与研究

19世纪末叶以后，大量中国古代青铜器被盗掘，流散到国内和海外的私人收藏家以及博物馆中。这些流散海外的铜器，由国内外的学者编辑著录，尤以日本为最丰富，出版了大量私人收藏的铜器图录^[9]。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梅原末治教授。他编纂的《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3—1935年）以及在1959—1964年间陆续出版的《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六卷，均采用了同样的体例，除绘制器形、著录铭文、纹饰拓本外，还附器物断面图，这是前代的铜器著录书所没有的。此外，水野清一的《殷周青铜器与玉》（1959年）也是影响较大的著作。以上著录的铜器中，由殷墟出土的器物占了一定的比重。

中国青铜器较多地流入欧洲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10]。1935年1月至1936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中有半数是来自海外的收藏，其中有许多精美的商周铜器。这次展出是一个转折点，引发了国际上对于探索中国艺术更广泛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各国如荷兰、瑞典、丹麦、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出版了许多博物馆或私家所藏中国青铜器的图录。(www.xing528.com)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开始收藏中国青铜器，重要的收藏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所藏600余件青铜器中，有250余件是商周青铜礼器，大都收入《布伦戴奇藏品中的中国古代青铜器》（1977年）一书中。至二战结束前，已有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精品流入美国。20世纪40年代中叶陈梦家在美国收集了大量公、私收藏的青铜器资料，其中包括约300件商代青铜礼器，收入《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图录》（1962年）一书中。此书后由松丸道雄改编，更名为《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于1977年在东京出版。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出版了较多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图录，但大都不仅仅是图录，还包含了学术研究的内容^[11]，如贝格立（W.Bagley）编著的《赛克勒所藏商代青铜礼器》即收录了105件商代青铜礼器。

（三）传世商器的断代和铜器著录

殷墟青铜礼器是随着对传世商周铜器的年代分辨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青铜器研究也逐渐摆脱了金石学的窠臼，成为一门科学。

早期国内的学者多是利用铭文来判别商周铜器，如罗振玉、马衡等^[12]，国外学者通常按照纹饰、器形的变化来判定，如叶慈（Yetts）^[13]、高本汉（B.Karlgren）^[14]等。在探索过程中，殷墟青铜礼器的某些特征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重要的突破来自新研究方法的出现。王国维对三代铜器及甲骨等古物的研究，提出了出土遗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他将器形、纹饰、铭文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铜器的定名，多有创见^[15]。郭沫若创造的标准器比较法，即以铭文自身能说明其年代者（包括史料可证其年代者）为标准器，“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为青铜器的时代判定建立了可靠的方法^[16]。陈梦家则强调“时期”和“地域”的重要性，尤其是后者，对青铜器的区域类型的划分有指导意义^[17]。这些方法为传世铜器的断代和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是关于传世商器最重要的综述性论著之一，分为论述和图录两大部分。书中对前人诸说做系统的梳理和评判，加以科学的概括和归纳；探讨青铜器研究的各个方面，如起源、类别、时代、甚至包括铸法等；对各家铜器著录中所收铜器作系统的汇总和鉴别，书中收录商代青铜礼器371件，其中绝大部分出于殷墟。后来他与张维持合作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通论》，论述的内容更为翔实，角度更全面，但列举的青铜器数量较前书为少。

其他收录较多传世商器的图录还有：台北1998年出版的《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收录商代青铜礼器100件；北京1999年出版的《故宫青铜器》，收录商代青铜礼器101件。其中绝大多数可能出于殷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