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器物都是采用倒浇成形的，使气孔、渣滓集中于器物底部，上部较为致密，较少瑕疵，纹饰清晰美观。因铸后加工的缘故，浇口和冒口的残留不易在铜器上找到痕迹，而且二者不易区分。不过，此时浇、冒口的设置可能是规范化的。比如，三足器和四足器的浇口一般设在足端。三足器一足为浇口，另两足可能为冒口。四足器可能用两足作浇口，另两足排气。但也有设在腹底中心的情形。圈足器浇口通常设在圈足端部，冒口可能设在中心位置。圆形容器的浇口可能按腹部分型面设置，小件器物有2个（二分）、3个（三分）或4个（四分）浇口，大型器物有3个（三分）或6个（六分）浇口。方形器个体较小的设2个浇口，个体较大的设2个或4个浇口[59]。
【注释】
[1]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处的“殷墟青铜礼器”，特指青铜容器和乐器，不包括其他具有礼仪功能的青铜器具。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391页。
[3]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4]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64年版，第19、34页。
[5]N.Barnard，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14，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1961，pp.110-168.
[6]Cyril Smith，‘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by Noel Barnard，A Review.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62-63，Vol.24，pp.284-286.
[7]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8]李永迪，Anyang Foundry：Archaeological Remains，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A thesis for Ph.D to Harvard University，2003.
[9]a.刘煜等：《殷墟青铜礼器的铸型设计》，《考古学集刊》第18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99页。
b.岳占伟、岳洪斌、刘煜：《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4页。
[10]苏荣誉、彭适凡：《新干青铜器技术文化属性研究——兼论中国青铜文化统一性和独立性》，《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11]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版。
[12]纹饰的形式，参见刘煜等：《殷墟青铜礼器的铸型设计》，《考古学集刊》第18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殷墟新出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
[15]李维明：《司母戊鼎研究历程初览（上）1949年以前》，《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第6版；《司母戊鼎研究历程初览（中）1949年—1979年》，2015年7月3日第6版；《司母戊鼎研究历程初览（下）》，2015年7月31日第6版。
[16]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3-194页。
[17]于省吾：《司母戊鼎的铸造和年代问题》，《文物精华》第3集，1964年，第40页。
[18]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19]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20]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
[21]冯富根等：《司母戊方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
[22]万家保：《商代几件大青铜方鼎铸造方法的商榷——兼评〈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四期，1988年。
[23]姚青芳：《司母戊鼎的铸造工艺》，中国-意大利世界遗产保护技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
[24]宋淑悌：《司母戊鼎的X光检测及其铸造工艺》，《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25]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0、11、12期。
[26]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
[27]冯富根等：《司母戊方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
[28]姚青芳：《司母戊鼎的铸造工艺》，中国-意大利世界遗产保护技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
[29]李京华、郭移洪：《郑州商代窖藏铜方鼎拼铸技术试析》，《郑州商代铜器窖藏》附录二，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24页。(www.xing528.com)
[30]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见《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31]万家保：《由殷墟发掘所见的商代青铜工业》，《大陆杂志》第58卷第5期，1979年。
[32]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页。
[33]张昌平：《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8页。
[34]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版。
[35]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图5-9。
[36]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37]刘煜：《圈足上的镂孔：试论商代青铜器的泥芯撑技术》，《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38]马今洪：《上海博物馆馆藏二里头文化束腰爵新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
[39]楚小龙：《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青铜爵铸型分范技术的演进》，《华夏考古》2017年第1期。
[40]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41]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42]张昌平：《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鋬的铸造技术及其发展》，《文物》2016年第9期。
[43]楚小龙：《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青铜爵铸型分范技术的演进》，《华夏考古》2017年第1期。
[44]转引自楚小龙：《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青铜爵铸型分范技术的演进》，《华夏考古》2017年第1期，图六。
[45]转引自楚小龙：《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青铜爵铸型分范技术的演进》，《华夏考古》2017年第1期，图一二。
[46]楚小龙：《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青铜爵铸型分范技术的演进》，《华夏考古》2017年第1期。
[47]金正耀：《商末至西周早期铜甗工艺的演变及其意义》，《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48]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9]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50]O.Karlbeck，Anyang Moulds，BMFEA7，1935，pp.39-60.
[51]首阳斋等：《首阳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图版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5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彩版17，XSH1∶1鼎通高77.3厘米。
[5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第100-122页。
[54]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5页。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图版6。该报告将花东M60考订为年代接近武官M1的殷墟文化第二期早段。
[56]张昌平：《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57]张昌平：《盘龙城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58]张昌平：《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图13。
[59]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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