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导读教师:张广智

版本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下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书印书馆1997年版。

我是在置自身于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之中的时候，首次想到要写一部后来消遣和消磨了我的几乎近20年生命的这部书，而现在，不管与我自己的愿望相去多么遥远，我终于要把它奉献给好奇而热情的公众了。(上册，707页)

这是一部多卷本著作最后的一段话。这部著作就是爱德华·吉本消磨20年之辛劳并为之呕心沥血的皇皇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他从罗马帝国安东尼治下的黄金时代写起，迄至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将地域辽阔、内容繁复的1 300余年的历史融会一体，堪称为西方史学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

现代英国史家伯立在评价他的前辈、同胞的这部巨著时说过这样的话:“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中译本序，13页)。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出版至今已经217年，岁月易逝，古罗马早已沉沦，但《罗马帝国衰亡史》却永驻人间，闪烁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光彩，吉本“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

一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是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关于他的生平，笔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撰写过简传^[1]，故在这里不再一一介绍，只是摭拾他在写作此书过程中的若干“历史细节”，略记原委，稍加引发，借以增加对《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理解。

其中之一:灵感的魅力。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读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篇名作，就顿时想起吉本，想起那日落余晖、夕照满霞的场景，正是这一情景，触发了这位天才历史学家的灵感，从而激励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那是在1764年10月15日，罗马古城，卡皮托尔废墟。

是年吉本27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时近黄昏，他踏上卡皮托尔废墟，从山冈远眺，夕阳已缓缓而沉，暮霭悄悄地飘落下来，朱庇特神庙的赤脚托钵僧唱着晚祷歌，放目临风，纵览古今，浮想联翩，眼前的景象正引动青年吉本无穷的思绪:昔日罗马帝国的繁华已烟消云散，当年鏖战的沙场也早已成了英雄们的丧身之地，恺撒安在?奥古斯都又安在?俱往矣，罗马的前后“三雄”。沧海变故，世事异位，浪淘千古，谁主沉浮?

吉本自小就对历史饶有兴趣，立意要当一名历史学家。但他最初考虑的选题有“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而唯独没有罗马史，吉本确定后者作为自己毕生的写作方向，是缘于他的欧洲大陆之行，尤其是他在意大利的这次漫游。对此，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次值得怀念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词，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2]可见，他最初想写的是罗马一个城市的衰亡历史，而不是一部整个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次难忘的罗马之旅，却最终成为他写作不朽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契机。在全书最后，吉本借他人之口，描述了罗马城的破败景象:

我们脚下的卡匹托里亚山丘，原是罗马帝国的头、世界的堡垒、国王们之所惧;以印满无数胜利者的足迹而闻名于世，以获得无数民族的战利品和贡金而富甲天下。这世界的奇观，如何竟一败涂地!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面目全非!凯旋的道路消失在葡萄藤蔓之中，元老们的坐席埋没在粪堆之下。(下册，687页)

历史的沧桑巨变跃然纸上，这也正是他当年凭吊罗马古迹时的心境。

罗马之旅，触景生情，由情而发，名著终成。这当然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恰恰给吉本的著述事业提供了某种灵感。众所周知，历史学家需要的是真实，但也不应排斥灵感、远离想象。余英时曾撰文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现代史家中以甲骨、金文治古史而卓然有成者颇不乏极有灵感的诗人出身者，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都兼有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这个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诗的想象和史的想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这在后现代主义史家那里，其界限已经消失了。无独有偶，1980年牛津大学史学教授H．R．Trevor-Roper在其退休演讲中，便以“史学与想象力”(History and Imagination)为题，明确指出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3]。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还需要继续探讨。但灵感(或想象)对成就吉本史学，却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有一点还需补白，这种成就某位史家的灵感，是不可多得的，它如同电光一闪，也只有吉本，才能不失时机地将它捕捉住，并与思想撞击而产生思想火花，写出传世名篇。这就是灵感的魅力，当然也是史学的魅力。

其中之二:月光下的思索。

1787年6月27日深夜，瑞士，洛桑。

是晚，吉本写完了6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部分，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终于完成了。他写完这部巨著后是怎样的心情?请看下面这段自述文字:

我搁下笔，曾久久徘徊在那刺槐掩映的小道上，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是时，空气温馨，天空宁谧，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可望成名时而感到的欢欣。但是，我的得意瞬间消沉下去了。一种淡淡的哀愁袭上了我的心头。想着我业已同一个伴我多年的挚友诀别了，不管我的这部史著今后的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一生应是短促而无常的。^[4]

喜悦之情与忧郁之感交织，今日的成功与未来的命运杂糅，非常清晰地刻画出一位大史家功成名就时的复杂心情。

撰史艰辛。吉本的生活是寂寞的。他寂寞地生下来，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有他一人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寂寞地活着，吉本幼年丧母，而青年时仅有的一次恋爱，由于父亲的横加干涉而中断，以后他终身未娶，无妻无子，孑然一身;他寂寞地写作，吉本厌恶宦海生活，辞掉了国会议员，他讨厌喧嚣的伦敦，喜好静谧的洛桑，安心在这里著述;最后他又寂寞地死去，1793年夏，吉本回到伦敦，即于次年年初病死，享年57岁。“历史学家的一生应是短促的”，吉本的生涯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寂寞的吉本，又因撰史而备尝艰辛，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与甘于牺牲的精神，吉本不可能克制寂寞，征服艰辛，最后也就不可能写出《罗马帝国衰亡史》。

史家责重。一位良史，大多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吉本也是这样，他在其书中所体现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批判精神，对基督教的批判，对专制暴君的批判，被他视为自己的“光荣职责”。不仅如此，作为一位18世纪西方卓越的历史学家，吉本撰史是严肃认真的，具有求真的“学术责任感”，注意搜集原始材料，多加考订，书中几乎没有一页没有详尽的注释，许多章节都是几易其稿，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用二十年的时间认认真真写史，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卓越的史家对读者、更对后世负责的精神，令后世治史者肃然起敬。

史学崇高。史学之崇高，在于历史之崇高，正因为历史的重要性，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历史学也将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有了把史学之崇高视为生命的吉本，我们后世才得到了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一部在欧洲史学史上第一次把古代与近代史联接起来的通史之作。吉本对其著作“今后的命运”也弥足珍视，这也反映了他对史学事业之崇高的敬畏。

二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它以基督教与蛮族的胜利为主题，全书6卷，凡71章，大体可分成两部分:第一至第四卷为第一部分(第一至四十七章)，作者在简略回顾公元98—180年间罗马帝国的历史以后，主要记述公元180—641年约500年间的史事。第五、六卷为第二部分(第四十八至七十一章)，记述公元641—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直至拜占庭帝国灭亡为止的800多年间的史事。吉本把重点放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简明扼要。全书包括罗马帝国后期和整个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事件。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著，有必要对《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大书作一番简略的介绍。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如日中天，处于“世界霸主”的地位:辽阔的版图，军威振于四方，通衢大道与首都罗马相通，繁荣的城市，富丽的公共建筑物，还有发达的农业……但在这国泰民安的盛世，它的内部已孕育着瓦解的因素。帝国长期以来的和平，已使民众积弱不振，思想沉沦，人心不古，罗马人的勇武精神日渐消失，人们智慧的火焰日渐熄灭了，在繁荣的背后已潜伏着帝国衰亡的危机。帝国在动荡中，皇帝被禁卫军杀死的事件一再发生，远征东方的果实已丧失殆尽，灾难接踵而来。因军人、暴君和蛮族入侵而濒于毁灭的帝国，被克劳狄乌斯、奥里略、普罗伯斯、戴克里先等皇帝挽救了回来，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复兴者”。君士坦丁皇帝更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使罗马帝国达到了统一，但他的成功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赋税增加，军备不断扩充，更导致帝国的衰落。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再度破坏了帝国的统一。蛮族人不断滋扰帝国四邻，公元410年，哥特人阿拉列克攻陷并劫掠罗马城，蹂躏了意大利。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它的最后一位皇帝老死于墨西拿海角上的硫古兰别墅中。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在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下复兴起来;查士丁尼大帝统治东罗马帝国达38年之久，留下了不朽的法典;格里高利教皇在位时，其功绩伟大无比;由于查理大帝的文治武功，法兰克王国的声威振于四方。此后，查理曼重建的西罗马帝国一度雄踞欧洲，直至公元962年鄂图征服意大利，从此帝国的皇冠永远属于日耳曼国家了。但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与胜利，进一步缩小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十字军东征使得拉丁人的国王盘踞君士坦丁皇座将近60年之久。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后，不断开拓与征服。东罗马帝国皇帝不得不出访欧洲，寻求支援，以抗击土耳其人的进攻。但帝国的都城终于在1453年5月被强大的土耳其人所攻占，并被洗劫一空。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第十五、十六两章是全书最重要和具代表性的部分，以下对其基本内容作专门的陈述。

第十五章题为“基督教的成长及原始基督教徒的情操、风习、人数和情况”。吉本首先指出，研究基督教的成长及确立的过程，“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上册，233页)。基督教的成长有五个原因:(1)基督教徒拥有不屈不挠的热忱，而无犹太教狭隘孤僻的精神;(2)来生教义;(3)为人们所宣扬的原始基督教会的神奇法力;(4)基督教徒纯朴的品德;(5)基督教内部的团结和纪律。

原始基督教会有三个教派:正教派、艾贝尼特派和诺斯替派。艾贝尼特派把摩西的礼节与基督教的信仰混在一起，根据公认的犹太教的真理，该派断言犹太教是永远不能被废除的。但是诺斯替派轻率地断定它绝非由神的智慧所创造，该派的基本信条是:基督是神所放射的最初最灿烂的光芒，他降临人世为的是要把人类从种种罪恶中拯救出来，并向人类启示一个新的真理和全善的体例。但这些教派在厌恶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异端方面是一致的。

此前，一些希腊和罗马的哲人倡导灵魂不灭的学说，他们不甘与走兽同列，也不认为高贵的人生会囿于短促的岁月和咫尺的空间，可理性却无法证实柏拉图的弟子们的精义。只有基督徒认为基督的权威可以肯定确实有来世。因此当来世永恒幸福的诺言以接受福音的信仰和遵循它的教训为条件向人类提出时，无怪乎获得了罗马帝国各个阶层人们的广泛欢迎与接受。

据说基督徒在今生就有高人一等的超自然的禀赋。这种说法往往促使非基督教徒信奉基督教。从基督教诞生之初起，教会就宣称它的教徒具有先见和预言的能力，驱除魔鬼、医治疾病和起死回生的神奇法力。对于这种奇迹当然存在着事实性的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最早的基督徒由于忏悔过去的罪恶并热心维护自己社团的名誉，远较同时代的异教徒或他们堕落的后代生活得更为纯洁和严肃。他们谴责享乐和奢侈，容忍婚姻制度，赞美独身生活，而且厌恶战争和政治事务。

在基督教诞生早期，原始基督教会的内部奠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上，在罗马帝国各城市中所建立的宗教团体都仅仅是以信仰和仁爱的纽带联合起来的。独立与平等成为它们内部组织的基础。但是，最完全的没有等差的自由，也需一个上级长官的领导。主教制由于其明显的优点，大约在公元1世纪末之前就开始实行了。宗教会议制度行之于帝国各地，那种定期联系的省与省之间的宗教会议也建立起来了，主教的权力在不知不觉中扩展，那些“总主教”、“首席主教”掌握了一种与后世的主教高于下级神甫相类似的权力，罗马教会的主教获得了与其帝国首都地位相配称的显赫地位。而且，原始基督教会在一个短时期内曾经实行资财共有的制度，后来渐渐废弃而代之以自动乐捐，以供公共基金之用。主教支配教会的收益，握有开除反抗教会信徒的权力，以维护自己的职权威严。

有确凿可靠的理由证明，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之前，基督教已在罗马帝国各省和所有的大城市中传布开来;它的发展，也超出了罗马帝国的疆土，但根据奥列根的证据，信徒相对于广大未信教人群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基督教所吸收的信徒，来自下层的要比来自上层的多得多，但也颇有一些重要地位的人成为它的信徒。在公元1—2世纪，基督教曾被某些著名人士所反对。

第十六章题为“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历朝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徒的政策”。吉本写道:

本章的目的正是要从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虚构的史料中，设法筛选出(如果有此可能的话)一些真实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料，力求清晰而合理地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的时间和一些最重要的情节重新作一番描述。(上册，305页)(www.xing528.com)

吉本认为，基督教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异教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误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的组织。犹太人被允许自由信仰本族的那种与世寡合的宗教，而基督徒则不能幸免于严惩。其间的缘由，归根到底，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而基督徒却是一个异端教派。此外，基督徒被加上了“无神论”的恶名，遭到民众和哲学家的误解。

由于罗马当局对其臣民中的任何结社都视为大忌并极端猜疑，即便为了最无害的乃至有益的目的而结成的团体，也很难获得政府的认可，尤其是在夜间举行的那些秘密集会。但基督徒举行宗教活动时的小心谨慎却遭到人们的误解，以为他们必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行，于是谣言蜂起。对此，基督徒的申辩有欠明智，但政府地方官员并不总是想当然，而是能比较温和、冷静地处事，往往能经过慎重的调查得出公正的结论。

事实表明，早期基督徒所受到的迫害毕竟是很小的，那些看来最憎恶早期基督教的历朝罗马皇帝，以其罪恶而论，也绝对比不上动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的那些近代君主。地方长官轻视他们，所以不屑去过问他们的行为。塔西佗曾具体记载了尼禄皇帝火焚罗马之后残酷迫害基督徒的情况。对此，疑团不少，不管怎样，就事件的起因或后果来讲，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都仅限于罗马城内。

基督徒还曾受图密善皇帝的迫害。在图拉真及其继任者那里，制订了一套控告基督徒的法规，但如果事实证明是凭空诬告，告发者将受到极严厉的惩罚，直至处以死刑。而且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的敕令还规定，不准把公众集会上的大喊大叫视为合法的证据，绝不能据此对那些热烈信仰基督教的人定罪或施加惩罚。

此外，基督徒被定罪后，惩罚并不一定接踵而至，激怒地方官员的多半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他们只要同意在罗马诸神的祭坛上敬几炷香就可当庭获释，如果拒绝这样做，就可能受到鞭打或拷问。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的地方长官对基督徒的惩处都比较温和，被处决的殉教者的人数是很少的，奥列根与狄奥尼苏斯的记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迦太基主教息普利安殉教是一个著名的事件。不过，早期基督徒确有一些狂热的殉教者，但此种殉教狂热也逐渐冷却下来。在暴君康茂德时，殉教者反而受到了仁慈的保护，在塞维鲁治下亦复如此。在塞维鲁继承者统治下，基督徒又度过了38年的安宁。自此，历朝皇帝对基督徒的态度是时宽时严，腓力、瓦勒利安、奥理略、马克森提乌斯等属于前者，而马克西明、德修斯、马克西米安等则属于后者。在戴克里先治下，他们安享太平与繁荣，只是在加列里阿的鼓动下，基督徒又受到了苛刻的待遇，发生了许多残忍的迫害事件。但到后来，加列里阿也发布了一道关于信教自由的敕令。马克西明再次执政后，准备重新发动迫害，但他的败北和死亡很快使基督教会摆脱了它最后的也是最坚决的敌人。至君士坦蒂乌斯及其子君士坦丁一世当政时，基督教会又重新受到了保护。

三

如同历史的进程不会像涅瓦大街平坦笔直那样，历史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历史学注定要在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顶风逆行。吉本写作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可为之佐证。

1776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了，迅即轰动欧洲文坛，学者们向他祝贺，同时代哲学家弗格逊在祝贺信中这样写道:“你给英国经典之作增添了伟大的内容，你给我们的正是修昔底德打算留给他的国人的一笔‘永世财富’。”^[5]然而，他的著作却遭到了宗教界人士的猛烈攻击。这主要是由此书的第十五和十六两章而引发的。

这两章吉本曾作过三次大的删改^[6]，是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但又是最有争议而备受责难的部分。

吉本在第十五章中，写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在该章一开篇，就明言:

神学家可以纵情描绘宗教仅披着她的天衣冉冉自天而降的愉快情景。而史学家所承担的任务可不那么轻松。他必须揭示出，她(指宗教——引者)在和一个软弱、堕落的族类一起长时间居住在地球上时，不可避免必将沾染上的错误和腐化现象。(上册，234页)

在第十六章中，吉本写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遭遇。两章合在一起，称得上是一本早期基督教的简史。

由上述引文可知，吉本是把基督教视为一个久居地上的世俗现象，而剥去了它那“圣洁的”外衣，这是身受那时理性主义思潮浸润的历史学家对基督教所作的理性考察的结果。吉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基督教问世前的罗马帝国，原本是一个对各种宗教都显示其宽容精神的世俗国家。彼时民众浑厚质朴，讲究实效，忠勇卫国，也具有法治观念，公民们甘愿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英勇献身。后来，广袤的帝国开始衰落，“蛮族”也频频入侵，此刻基督教乘虚而入，使得当时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们寄托在天国的幻想之中。于是，罗马人因循苟且，世风日下，传统的罗马英武精神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丧失殆尽，结果边陲失守，危局日甚一日，且随着基督教的流布而愈加严重。从此，帝国一蹶不振，乃至最后沦亡。吉本的结论是，基督教所起的破坏作用，就是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

吉本对早期基督教所作的理性主义的考察，对基督教会所作的最辛辣的批判，以及关于罗马帝国亡于基督教传播的结论，文字冷峻，笔锋犀利，这使一切进步人士感到高兴，而使那些正统护教者感到惊恐，于是他们对吉本的著作横加指责，恶毒攻击。对此，吉本发表了有名的《辩护词》作了有力的辩驳，显示了他决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吉本的思想对那个时代的反宗教斗争以及后世的反基督教教会的斗争，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不消说，吉本著作中，尤其在第十五、十六两章中体现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受孕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但是，他从不畏惧教界人士对他著作的攻击，在他们掀起的这场风波中而毫不动摇，无疑也归之于他的意志与勇气。

的确，《罗马帝国衰亡史》最突出的贡献是它大胆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对早期基督教的传统教义、信条及教规等所持的批判态度。

吉本还批判了禁欲主义，认为早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违反人性，闭塞人的心智，这与人的理性是不相容的。他对早期基督教所作的批判，实际上是把人的理性发展作为判断基督教是非的标准。在他看来，凡阻碍人类理性进步的，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必将受到人的理性的否定。吉本用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考察历史，曾引起正统护教者的强烈责难。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属于自然神论的。自然神论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这个上帝已不再是以意志主宰一切的上帝，而是自然的上帝，它是由人的理性认知、按固定规律而运行的自然的最初动力^[7]。

此外，吉本还对专制君主作过批判。他尤其擅用犀利的笔调，着力鞭笞如罗马皇帝尼禄之流的暴君，谴责他们暴戾无道、戕害忠良与荒淫腐化。即使对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查士丁尼等一类“明君”，作者也是有褒有贬，既写他们的功绩，也揭露他们的过错。如他指出戴克里先是新帝国的奠基人，也批评他模仿波斯君主的宫廷礼仪，炫耀皇帝的威势;他写君士坦丁建立新都、颁布《米兰敕令》、召开尼西亚会议等业绩，也指出他有残杀长子等暴行;他写查士丁尼重新统一东西罗马，专章叙述《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过程及其历史作用，也指出他忌疑重臣、偏爱荡妇等过失。不过，吉本在这方面的历史批判却有一定的限度，甚至是留有余地的。

四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运动在西方史学领域引起的重大回响。这部杰出的通史之作成为那个时代的巅峰，从史才(不是编纂体例)而言，只有19世纪兰克的《教皇史》才可与之相提并论。对此，现代美国史家汤普森称赞道:吉本是第一位具有广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兼能掌握历史连续性思想的历史学家^[8]。以其作来分析，汤氏之论当不无根据。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上自安东尼时代，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轫，其间跨越了1300多年，范围遍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不仅记述了罗马帝国之兴衰，也涉及波斯、匈奴、日耳曼、阿拉伯帝国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历史。他能够把这样一部年代长、国家多、范围广、史事纷繁复杂的通史写得井然有序、清楚明白，固然与其高超的叙事才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历史连续发展的观念。是他，在欧洲史学上第一个搭起一座桥梁，把古代与近代的历史连接起来。在他之前，欧洲还不曾出现过这样规模巨大的通史著作，也不具备吉本所具备的历史观念。这充分显示了吉本作为18世纪西方第一流史家的史学才能。

当然《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有缺陷，如他在运用史科方面，并非无懈可击;又如，全书的主题是政治和军事，忽略了社会经济和其他内容，在这一点上不及伏尔泰等理性主义史家;而且在他那里，显贵人物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对人民群众的作用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再如，他对中古文化所持的蔑视态度等，都反映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等。

但无论如何，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众多的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自出版至今，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如法国史家基佐、英国史家伯立)都曾为《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过精详的注释，并以此作为一种获得更高学术地位的手段。中译本选本在20世纪60年代问世，即由王绳祖、蒋孟引合译的第十五章。至80年代，又由李树泖、徐式谷续译了第十六章，并与第十五章一起收入由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下册)^[9]。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D·M·洛节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篇幅虽只有原书的三分之一，但通观全书，节编者大体做到了“取舍得当、详略相宜”。这个中译节编本，已经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要求，但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的，对于未摘入的三分之二部分，仍需要通过阅读原文来解决，如最能反映吉本史学思想的“战争和政治是历史的主要课题”的论点，出自该书第九章，这在中译节编本中是找不到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史》“今后的命运”的珍视。现在，流逝的时间可以告慰吉本，他的书因其文笔华美、语言生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并真正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他的书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放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在近代西方，还没有哪一部书能够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既受到了学界如此高度的重视，又对世人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

最后还要提到一点，为了读好《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自传》也是要读一读的，即使如著名英国小说家兼评论家毛姆所说，“单只为了这些隽永的句子，也就值得一读”^[10]，遑论它在研究吉本史学思想方面的价值了。

【注释】

[1]张广智:《爱德华·吉本传》，《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2]《罗马帝国衰亡史》，转见中译本序言，第5页。亦可参见戴子钦译:《吉本自传》，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122页。倘若对照原文，应当说中译本序言作者戚国淦的译文更具历史韵味。

[3]参见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页。

[4]此段文字由作者根据英文版重译。

[5]转见J·W·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3页。

[6]参见《吉本自传》，第140页。

[7]参见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8]参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122页。

[9]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0]毛姆:《书与你》，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