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吉本：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与自传作家

（Edward Gibbon, 1737-1794）

爱德华·吉本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自传作家。他以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了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8）。本书以堂皇宏阔的篇幅，叙述了罗马帝国从公元2世纪安东尼时代的赫赫盛极，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黯然谢幕共1300多年的历史风貌。洋洋洒洒400万文字中，吉本以典雅的文风和坚毅的精神诠释了盛衰兴替这一永恒的历史命题。本书兼具史学经典和文学范本的双重荣衔，是公认的有史以来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史学著作。吉本的《回忆录：吾生与吾作》（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 1796），尽管是以“取悦与犒劳自己”为初衷，但后世读者从中同样能领略到这位伟人的才情妙笔，窥探其自我剖析背后的“真实”生命，而他的“风格是性格的肖像”或许是最好的出发点。

书中记述了他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藉厚致的一生，重点则是其如何通过一己之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吉本出身豪门。他祖父善于经商，积蓄的家产达十万英镑以上。吉本的父亲和吉本本人因此都成了“有身份的人”。凭着这一点，父子俩先后都进议会当了议员。吉本是家中独子，10岁时丧母，由姑母抚养，年少时多病。他喜欢读书，在《回忆录：吾生与吾作》中提到自己早就发现历史是自己“特有的粮食”。1764年他在游历罗马废墟时萌生了写作罗马帝国史的念头。1770年吉本的父亲去世，他开始经商，定居伦敦。两年后他动笔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大获成功。1781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前后耗时20年。吉本1788年开始写他的回忆录，1794年在伦敦家中去世。

风格是性格的肖像。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我们看到了吉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作风。在考古学尚不发达的18世纪，他主要凭借同时代的文献，亲身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这种求真的态度和风范为其历史巨著平添了无量的厚重和凝练。吉本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位传记作家该有的艺术品质。

《回忆录：吾生与吾作》

《回忆录：吾生与吾作》^［5］由《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部分组成，是吉本去世后由他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原名约翰·贝克·霍尔罗伊德：Lord Sheffield; John Beck Holroyd）选取他的遗稿和他致谢菲尔德及其家人的信函编纂而成。之后谢菲尔德又收录了一些书简，填补了从自传完成至吉本去世之间的时间空白。《回忆录》记述了吉本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藉厚致的一生，重点叙写了这位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努力取得巨大成就的历程。

据吉本自己说，他在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就决定写《回忆录》“以取悦和犒劳自己”（Gibbon, 1907）。但这部《回忆录》并没有写完。他留给后世的只有六篇体裁不一、详略参差的草稿。在第一部分里，吉本以细腻的文笔和详细的史实记述了他的家世，一直记录到1753年他离开牛津大学的这段时间；第二篇记述落笔于他的意大利之旅（1764年）；第三篇终止于他父亲的去世（1770年）；第四篇按年月顺序叙写了自己1791年3月之前的生活，内容较前三篇略显简略；另外两篇草稿则更为简短。如同他对待《罗马史》一样，吉本在《回忆录》中对数据的要求实事求是，他力求辞章的典雅干净和文字的凝练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基准。他飞扬的文采和独到的风格为这本传记作品赋予了理性之美。

如今读者所见到的《回忆录》，是由谢菲尔德煞费苦心编纂而成的。谢菲尔德发现了吉本记在草稿上的往事，到1788年他返回瑞士后就没有什么内容了。而从1788年到他去世这五年多时间，《回忆录》中实际上属于空白。谢菲尔德和吉本交情深厚，通信来往时长30年。为弥补这个缺陷，谢菲尔德从吉本自1788年7月以后寄给他和他家人的书信中选取了一批，续刊在《回忆录》的后面，从而使读者见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生活的起讫和他的完整形象。正如谢菲尔德所说，由于书信写来较为随便而亲切，所以读者从中可以管窥到这位作家更真实的个性特征。

《回忆录》开始于对家世的描述。吉本的母亲养了七个孩子，他是第一个，其余六个在幼小时都不幸夭折。他母亲因为连续生育，体弱多病，在吉本十岁时撒手人寰。吉本生来孱弱多病，在青春期之前一直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学习。他在威斯敏斯特公学的两年，也因多病而时时请假。直到满了15岁，他的体格才有了好转。

吉本满15岁时进了牛津大学学习，但在牛津只待了14个月。原因之一是导师教学内容与方法单调乏味。另外，手头宽裕的零花钱使他可以经常与一帮玩伴溜出校外游耍，甚至纵情酒色，无心读书。而最大的问题是他怀疑英国国教而暗自改宗天主教。此事一经揭穿，学校立即就叫他退学。在当时的英国，天主教徒必定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因而他被父亲遣送到瑞士洛桑，交给一位基督教新教导师，接受严格的基础教育。从小喜好读书的他，在这种压力下索性安心苦读，并在到洛桑的第二年又成了新教徒。作者在其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最后两句机智且幽默的话，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宗教信仰的变更：“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在一般民众看来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Gibbon, 1907）。

吉本改信天主教和离开牛津的这一段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吉本，也似乎理解了他所说的“历史是自己‘特有的粮食’”的含义。他这样记录了自己在牛津求学期间对历史的偏爱和不太“干净”的生活：

说来也真奇怪，一离开马格德林学院，我的读书兴趣很快就恢复了；不过还是那种盲目、稚气的探究外国历史的兴趣。我还没有阅读原本的知识，思考习惯上缺乏条理，写作技巧也不熟练，但我下了决心——要写一本书。

也许是受了伏尔泰流行很广的新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影响，我将这第一次试作的书定名为《西索斯特里斯时代》，但我的目的只在研究这位亚洲的征服者在世和掌权的大概年代。当时我非常喜欢约翰·马香爵士所著《编年史标准》……住在伯里顿的那两个月里，我勤奋地从事我那幼稚的著作，很少因为同伴们或乡下人的娱乐活动而有所间断。我已经听到别人悦耳的赞许之声了。发现自己的弱点，是我懂得分寸的第一个兆头。

由于缺乏人生经验，缺乏旁人忠告，又没有正当工作，我不久便沾染了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交上了一些人品不端的朋友，深夜不归，花费无度。负债越来越多倒还可以隐瞒，可时常外出却是瞒不了人的，于是流言四起……。（Gibbon, 1907）(www.xing528.com)

在吉本的这段个人生活叙事中，真实成了惟一可以推许的特点。从中我们看到了严肃一点的回忆录所应具有的首要品质：赤裸裸的，不怕出丑的真实。

《回忆录》中吉本对于法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值得我们思量。作为伟大的史学家，吉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将会在历史中留下莫大影响。相反，他厌恶民主政治，称它为“铺满鲜花的地狱之路”（Gibbon, 1907），又把当时的法国国民大会称为“群魔殿”。吉本本人有强烈的精英思想，支持王权统治，所以难免会用有色眼镜看待当时的形势。难怪他晚年在洛桑的书简中，写的全是对法军兵临城下的惶恐，却丝毫不提整个欧洲对法国新政权的围攻。看来，当时历史洪流的突飞猛进，不仅罗伯斯庇尔等当局者不能看清，即便是这位独具慧眼的旁观者吉本也是难以理解。

吉本很重视读书的目的性。在致谢菲尔德勋爵女儿的一份书简中，他说女性一般读书比男性多，但往往漫无目的，对个人并无太大用处。他还以长辈的口气说愿意指导那位小姐读书，字里行间吐露出一种自满自得的气息。实际上他这种习惯性的卖弄辞藻渗透在整部自传中。难怪传记研究专家唐纳德·A·斯托弗感叹：吉本“崇高的文体风格用来叙述平常事的时候会显得有些荒谬，不伦不类”（Stauffer, 1970: 374）。不过当时已功成名就的吉本懂得良好的读书习惯对于自己终生的助益，所以这种自然的张扬也在情理之中。

吉本在回忆录中，还重点提到了他写作《罗马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里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概念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Gibbon, 1907）。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扩展，思想的成熟和阅历的丰富，他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他不无感慨地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六厚册，消耗了二十年的岁月”（Gibbon, 1907）。

吉本的《回忆录》验证了他“风格是人格的肖像”的名言。他用灵巧的笔触，把自己想要描述的内容展现得如水晶般透明。这与他养尊处优的性格不无关系。他老于世故、温文尔雅、热爱奢华、生性多疑、讲究实际、机智聪慧、自负自恋，是典型的18世纪英国的缩影。从他自传中那句有关他的风流韵事的名句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自传的核心：对于他们的“奇异的结合”，父亲持反对意见，“我像个情人那样长叹，像个儿子那样遵从”（I sighed as a lover, I obeyed as a son）。在这样的妙言警句中，我们难以想象这位情人的叹息，却容易猜透这个儿子的动机，而不能不折服的，是他的文体。

吉本在自传中的自我表露昭然若揭。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精雕细刻，深思熟虑。他认为尽管“文如其人”，但“语言的选择和掌控是训练的结果”（Gibbon 1907）。他在自传中所表现的“舒缓、精确和规整”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罗马史》；而他对句子节奏和比例的审慎绝不逊色于他投注的感情。他喜欢蒲柏英雄双韵体中的技巧。他语句的对称与平衡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调某个词汇，让他的思路敞亮清晰，让他对生活的观察巧慧而独到。他的很多对称平衡的句子后来都变成了名言警句。“我来到了牛津。我的博学可能会让一个博士费解，而我的无知会使小男孩也感到羞愧”。（I arrived at Oxford with a stock of erudition that might have puzzled a doctor, and a degree of ignorance of which a schoolboy would have been ashamed.）（Gibbon, 1907）他惯用的韵律和节奏为其语句平添了莫大的力量和动态之美。吉本感叹到：“当下疾驰而过，过去不再有。未来灰暗一片”（Ibid.）。在这样一个任他思想纵横驰骋的世界上，他用“二十年的幸福时光”劳动得来的成果为自己打造了一片自信的天空。他创造了自己找不到的幸福。在财富和知识的占有方面，他是个富翁。

吉本与传记

实际上，吉本对传记一直很感兴趣。他的最后一项文字工程是打算叙写从亨利八世开始到当时的所有英国名人传。而他在《回忆录》中对威廉·奇利沃斯（William Chillingworth）的精彩描述完全证明了他作为一个传记作者的才华和天赋。有人说，世上大部分人的志向都远远大于他的才能。但吉本的决心和耐心帮助他完成了远远超越他计划的伟业。他的《罗马史》成就了传记中最光彩的篇章：

我要记住最后收笔的这一刻。那是1787年7月27日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我在花园的凉亭下写完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字。放下手中的笔，我在林荫道踯躅独行。空气温和，苍穹安详宁静，柔柔的月光映照在水面上，四周寂静无声。此时此刻，我不想掩饰即将获得自由或功成名就的激动。但我的自豪感很快卑微下来，一想到我将永远离开这位常伴左右的愉快伴侣，想到我的罗马史前景的无定数，一种莫名的忧郁瞬间占据我的内心。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暂而不确定的。（Gibbon 1907）

吉本的忧郁感不无道理。他功成名就之后，孤独紧随而来，这是他年轻时没有料到的：“我感到，而且一直觉得独居在家的孤单感不管怎样地被外部的世界、学习甚至友谊冲淡，却总是不舒服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更加痛苦”（Gibbon 1907）。他在写给谢菲尔德的信中也透露了自己的孤寂：“自从可怜的德福顿去世后，就剩下我一人；即使是在天堂，孤独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依然是痛苦的”（Ibid.）。他在《回忆录》中更是渲染了这种感觉：“我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痛苦地感到我在天堂的孤独”（Ibid.）。

为了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打造一片“尊贵、舒适和名望”的天空，吉本专心于日记写作长达30年，记录自己的进步和发现。这种志向的坚持其实需要严格的训练和作出牺牲，而他这种行为就如同年轻时改信天主教一样，是其本性使然，被父亲遣送到瑞士去悔改更强化了他的这一特质。吉本对父亲的顺从可以从他对父亲第二次婚姻的接受中窥见一斑：对继母的认可意味着财产的分割，而对她的否定则意味着财产归零。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尽管对政府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他仍能做到无比效忠，因而他赢得了贸易部长这样的肥差。毕竟，拥有耐心和智慧不会没有回报，吉本本来就不是个无能的人。

尽管谢菲尔德认为吉本“在《回忆录》中，带着完美的真诚毫无保留地描述了自己”，但斯托弗认为，“他虔诚地保留下的那部分应归功于他的文体，是他在世人面前假装出来的”（Stauffer, 1970: 376）。吉本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作者的风格应该是他思想的写照”，但他语词的高雅反映出了他努力要达到的高贵。这种高贵使他将自己“致命的无能”隐瞒了32年而没有告诉他最好的朋友，让他在名声如日中天时因入不敷出而离开伦敦去了洛桑。“在离开英国的束缚前，我难以平息内心的争斗，难以克服我性情中的好逸恶劳，难以改变我对世界的看法，这一切都在谴责着我的自我驱逐”（Gibbon 1907）。

总之，吉本作为18世纪传记历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创新性记录，完美而灵慧地论证了“风格是人的性格肖像”这一文学特别是传记视界中的慧言妙笔，因而我们才能在他的文体也即生命中，读到了18世纪颇具艺术高度的尊贵、雅致、才情和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