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幕友的秘书职能
幕友，尤其是属于高级、中级秘书的幕友，其与主官的关系密切，得以参与机要，辅助决策，进行协调以及调查研究，收集处理信息资料，撰拟文稿，负责接待等。
我们依据秘书学理论，对这些秘书职能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辅助决策
现代秘书学理论认为，决策是组织管理的中心，也是领导人的主要职责。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能在于参与政务，管理事务。领导者是决策的主体。由于外界环境的瞬息万变，要求管理工作系统保持足够的灵活性、灵敏性，这就使得领导决策时必须具有辅助力量。秘书是领导身边协助领导处理办公事务、提供工作服务的助手。秘书为领导服务，当然也就应当为领导决策服务。秘书人员必须领会决策意图，提供决策依据，收集决策反馈，检验决策执行的效果。在辅助决策的过程中，秘书人员要处理好决策与辅助决策的关系，处理好“断”与“谋”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断”，即做出决定，是领导的职责；秘书只能参与“谋”，提供决策依据，提出决策预案，领导人从中选择、判断，做出决定。
秘书人员在辅助决策过程中，其具体工作过程是：决策前，收集各种政策、法律、规章制度，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为决策提供现实依据。决策中，秘书要草拟和收集多种预案；并要参与对各种预案的分析、比较和评价；领导确定方案后，要撰写成公文，准确表达领导者决策的意图，以便于正确执行。在决策过程中，秘书人员还应广泛协调，目的在于保持组织的合力，确保决策方案的顺利实施。决策实施后，秘书人员还应及时总结，对于不足之处，要建议或“劝谏”领导人及时修正，以确保决策执行更符合实际情况。
在清代幕府中，幕友为主官谋划，与主官咨商等活动，均属于辅助决策的范畴。清代各种文集、著作中凡涉及幕友游幕活动的，有许多幕主对幕友“咨商政事”“军政之事，无不咨商”幕友为幕主“谋划”“筹划”等。但受清代士子游幕心态的影响，他们往往对在幕府中从事的活动不愿多涉笔墨。尚小明所著《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列举了近1400位游幕士子的幕中活动，征引资料极为详备，但关于幕中活动，则极简单。汪辉祖和陈天锡两位，是记述其从幕经历较详细的二位，实不多见。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仅就寓目资料征引数例，作为论证。
汪辉祖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复入胡文伯幕府，江苏督粮道幕府，“仍司书记”。十一月胡文伯带着钱谷幕友朱君和书启幕友汪辉祖赴淮安参见总漕。（总漕，是漕运总督的简称。清代漕运总督衙门，驻江苏淮安府，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在船上，胡文伯与钱谷幕友为漕船改造问题，意见不能统一，发生争吵。经汪询问，得知原因，江淮卫漕船大多已运满十年，作为江苏督粮道，胡文伯已经发给银两进行改造。但所上报的公文却被户部驳回，户部的理由是所改造的部分船只曾停运两三次，未满十运，不允许改造，并参胡文伯擅动库款的罪名。钱谷幕友朱某按照惯例上报呈文，但总漕认为户部所驳有理，不同意督粮道衙门的意见。此事如不解决，胡文伯会以擅动库款被参劾，并要赔偿这部分库款。所以主宾意见发生分歧。钱谷幕友翻检出例案给汪辉祖看，并说：“我按照以往例案顶详，有什么错？”汪辉祖认为钱谷幕友援引十年之例，而户部以十运为准。如此各执一词，越反驳越麻烦。只有破掉户部的十运之说，才有办法不被参劾、不受赔累。胡文伯大喜，说这个意见今天才听到。并请汪辉祖拟定禀文：“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来止计十年而不扣足运。但船只一项利于行驶不利停泊，盖一经停运，久泊河干，上之日晒雨淋犹有苫盖银两，时为检点。至船底版片泥胶苔结，日渐朽损。若因船身无恙，勉强起运，重载米石，远涉江、黄，设有疏虞，所关非细。故不敢因慎重银粮，致误天庾正供，既满十年，不得不造。”[21]
应该说，这个主意非常高妙，不但强调了船只停泊，朽损甚于运输，击中了户部十运说的要害，且文中还隐含了不许新造漕船会因小失大，一旦运粮时发生沉船，就不只是损失船只的问题，连粮带人损失就大了。到时户部和总漕都得为此承担责任。胡文伯遂录禀文呈给总漕，总漕大为许可，并表示要请巡抚一起会衔向上奏报，万一户部驳回，可以奏免。江苏巡抚庄有恭也认可了这一意见，认为这份禀文“理足辞达，必可不致部驳。”[22]
从此事可以看出，汪辉祖在辅助决策时，先充分了解了情况。生长于江南水乡的他，从小见惯了船，停泊岸边的船底，泥胶苔结日渐朽损的情景他应该不陌生。朱姓钱谷幕友囿于惯例成案的文字规定，思维定势一时难以打破，陷在死胡同里，不可能另辟蹊径。对汪辉祖的方案，不但他承认自己实在想不到这一点，连巡抚庄有恭也看出这一禀文完全是另一手笔。问胡文伯是不是换了幕友。
幕友辅助决策，不只是要精熟例案，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知识。正如万枫江所说：“入幕本领，原非容易。必胸怀高朗，笔力明通，参观事变有素，然后可当一面。”[23]
汪辉祖的此项建议之成功，除了运用社会生活经验外，还有选用文种适当的特点。此前朱姓钱谷幕友用详文顶复。由于他想把理由申说全面，用详文可以长篇议论。但此文种结构较复杂，文字较繁，这就有可能使所议之事面面俱到，但都说不深，讲不透，重点难以突出。而汪辉祖用禀文来写，就比较适合，禀文也可以议，但因文字简练，“措词委曲，叙事显明”[24]，更容易突出重点。禀文善于剖析，把道理讲深讲透，万枫江说禀文“事件固有一定之理，大要在识时务，理看主人之地位与性情，设身处地，投之所向，无不如意”[25]。汪辉祖这份禀文中隐含的那层意思就是“设身处地，投之所向”。
我们试着分析，“若因船身无恙（这是户部不准新造漕船的原因），勉强起运（依户部意见，还可以运粮），远涉江、黄，设有疏虞（一旦出了事），所关非细（“非细”，不只是我督粮道有责任，追究起来，户部、总漕、巡抚等，均有责任）。故不敢因慎重钱粮（我督粮道不敢省这点银子，是户部不让花这笔钱新造漕船），致误天庾正供（因造船小事会影响朝廷漕粮运输的大事，这责任我可负不起。），既满十年，不得不造（你户部不同意，我也不得不造，你户部不识时务，就看着办吧）”。该文的这些加着重点的字，应是经过汪认真推敲的，幕友讲究“师爷笔法”，“若因”“设有”是假设，也是为对方设身处地地考虑。“不敢”“不得不”是替幕主表明自身的态度，“所关”“致误”是为当事双方着想。短短的一份禀文，除了剖析船停运更易损坏的道理外，还设身处地地为双方着想，含义非常丰富。难怪巡抚庄有恭会说，这份禀文理足辞达，完全是另一手笔。
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记载丁宝桢计杀安德海一事。“先是丁文诚公闻安德海将过山东，密属(嘱)德州知府赵新：如见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赵新，能吏也。阅事多，计较利害亦颇熟。及安德海过境，欲勿禀，则惧为丁公所怒；欲显禀，则恐不能去之，反撄其祸。因与幕客商用夹单密禀。意谓丁公如不参奏，则夹单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德海断不知之；若竟参奏，则祸福丁公自当之，与地方官无涉也。”[26] 德州知府赵新的这位幕客为幕主提供了一个万全之策。赵新作为知府，当然得服从巡抚丁宝桢的命令，但执行这一任务却有很大风险。具实禀报安德海不法情事，怕一旦扳不倒安德海，自身性命难保；不据实禀报，又怕上官不满，自己前程不保。赵新这个阅事多、计划利害亦颇熟的官场能吏都感到棘手难办。还是幕客的主意高明，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公文运作知识，替赵新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用夹单密禀。一方面，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又因为夹单不用存档，不会留下痕迹。即使扳不倒安德海，自己也不会留下把柄给安德海。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也帮曾国藩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按兵请旨”的高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并进犯北京，咸丰皇帝匆匆逃往热河，并在途中发出谕旨，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北上勤王。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派鲍超北上勤王，曾国藩无可推诿，不遵旨有大罪；但与太平军战事正紧，在此关头他又不愿派鲍超这员大将去。于是曾国藩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大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曾国藩深受启发，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一面上书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按兵不动、静观和局出现。玩了一个“宕”字诀。结果不出李鸿章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此时，也接到北上勤王谕旨的河南、山东巡抚，接命即行，结果是空跑一趟。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计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27]
曾国藩幕府幕僚众多，得以参与谋划的高级幕友也不少，李鸿章、陈鼐、李榕等都是。曾国藩每有大事，一般都会召集众位高级幕友商讨。做决策前，也会要求各位高级幕友各自写出条陈，充分发表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就是这些高级幕友们为决策提供的各种决策预案，每个条陈（预案）都会围绕决策目标，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然后由曾国藩从中选择最优方案，作为决策。
二、协调工作
协调工作是秘书的基本职责，也是秘书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协调工作，目的在于消除矛盾，理顺各种关系，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协调工作的内容涉及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工作中时时、处处、事事都离不开协调。秘书工作部门是联系群众、承上启下、沟通内外的桥梁和纽带，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按既定的全局工作目标，运用行政的或非行政的方式方法，对有关各方进行协商调节，调动人员和资源的力量，合理地安排各项活动，使其在统一意志下，围绕同一目的，达到一致的行动，这个过程就是协调工作。
清代幕府主要履行协助主官进行行政管理的秘书部门的工作职责。从协调工作的角度分析，包含有以下协调工作内容：
从承上启下的角度讲，对上，幕府要协助主官协调好与上级的关系，以使主官的工作意图得到上级的理解和认可；同时，基层衙门幕府还要做好与上级衙门幕府的协调，使自己上报的各种不由上级主官亲阅的公文顺利获批，不被随意驳回。对下，幕府要协助好与当地士绅及百姓的关系，使主官治理地方、征收赋税等职责得以实现。从沟通内外的角度讲，则包括幕府各席位之间协调，以保证幕府本身高效率运行，完成主官交办的各项工作；幕府还要协助主官管理六房等具体执行部门，即汪辉祖所说的“佐官察吏”；同时还应协助主官做好与邻境地方官员的协调，以便对一些涉及双方的事务，及时沟通情况，协作办理。
下面分别论述：
幕府作为秘书机构，要发挥好承上启下、沟通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从承上启下的角度来讲，幕府在公文运作的层面上，利用奏折和禀文直接与皇帝或上级主官沟通，将主官治理地方的行政意图及时与皇帝或督抚等做好沟通请示，以获得支持。关于奏折和禀文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细讲。应该说幕府的协调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办文来实现的。李元度在曾国藩幕府中是一位奏折幕友，曾国藩办理团练组成湘军后，就在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出兵，并一度夺取湘北重镇岳州。但由于湘军水师缺乏临战经验，而遭遇靖港之败，咸丰皇帝谕旨：“姑念湘军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28]。“即行革职”的处分，表明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衔已经没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是他的专折上奏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作为幕友的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的严重性，出于为幕主着想的心理，自作主张拟写了一份为曾国藩力争“专折上奏”的折子，然后送呈曾国藩征求意见。曾国藩犹豫不决，争取“专折上奏”权当然重要，但弄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李元度分析道：假如不争此项权利，他人说三道四，甚或恶意中伤，皇上一旦轻信流言，而我们又无权辨白，后果会不堪设想。曾终于同意试试看，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是，李元度参考曾国藩的意见，将原稿反复斟酌修改，以“单衔专折奏事”为题，突出军情变化万端，“必须随时奏报”为主旨，密封专送朝廷。由于奏折说理充分，且情辞恳切。加之清廷考虑到八旗、绿营已无法依赖，湘军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不仅没有对奏折表示恼怒，反而破格予以允准。“专折奏事”的权力对于主官及时与皇帝沟通非常重要，李元度的这次协调活动，抓住了清廷的心理，为曾保留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从此，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学识和胆识更加钦佩，倚为左右手，军谋大事必与咨商，一般奏折和信函均委托李预先起草，幕府中的事务由其全权处理。
幕友不但要利用办文与上级衙门主官沟通，取得理解和支持。并要使上级通过所上报的公文了解主官的能力和才干。因为“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于禀揭审视疏密”，幕友尤其会在这类上官亲阅的公文上小心谨慎，“虽报雨请安各禀，亦不可不慎，蒙头盖面之文，土饭尘羹之语”是绝不敢写在禀文之上的，免得主官“取厌”[29]。至于逢年过节由帐房幕友经办的给各位上官的“节敬”“年敬”，由书禀幕友写给上官的各种贺禀等，都是为了加强与上官沟通，为自己的主官与上官之间做协调工作。同时，下级幕府与上级之间，也有详、验等上行文，“申上之文，曰验、曰详、曰禀。验止立案，详必批回”[30]。这类公文，上级主官一般不会看，是由幕友代批的，如果不能与上级幕府做好沟通，下级的验、详等文就会被吹毛求疵，经常被驳回。虽然“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31] 但是反复驳回，终会影响本官的声誉和考成。所以做好与上级幕府的沟通就极为重要。清代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各省自督抚至州县衙门都有许多绍兴师爷做幕友。他们之间也往往利用同乡、朋友、师徒、亲属等关系加强各幕府之间的沟通。遇有棘手之案，先用书信相互间私下沟通意见，使上级幕友了解自己的意图，以取得支持和理解。为了协调与上级幕友的关系，逢年过节一样要由帐房幕友代主官“孝敬”上级幕友。以避免他们对本州县的公事过分吹求。在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的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中均有许多写给朋友、结拜兄弟的信件，这些人大都在其他衙门中任幕友。信函中畅叙友情，相互介绍馆地，信中可看出他们还时常相聚饮馔。这些私人联系，在公务活动中又会成为润滑剂，遇有头疼难办的公事，可以相互照应、帮助。也有利于本衙门与上级幕府的沟通协调。杨恩寿在北游任刑名幕友时，就亲自接待州府的两位幕友来北流游览当地名胜“勾漏”。时当春节封印之时，州府幕友利用这段闲暇来北流游玩，杨恩寿自然不能休息，要做好接待工作。[32]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其弊端，私人关系，有促进公务事件顺利解决、协调沟通上下级衙门和幕务的正面作用。但传统社会公私不分的特点，也使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由某些幕友帮派把持上下衙门，损公肥私的弊端，《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一记载乾隆皇帝的谕旨曰：
各省上司幕友，多有包揽分肥。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案多苛驳，县官势不能支，向上官禀请荐举，以图照应，上下勾连，作奸行贿，势所不免。
何桂芳在《请查禁谋荐幕友片》中也说：
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只因上下通声气，申文免驳诘起见，而合省幕友从此结党营私，把持公事。
虽然存在以上弊端，但是不能否认，上下级衙门中幕友互通声气，出发点是为了“申文免驳诘”，否则自己的主官会因此“势不能支”，影响考成，进而影响仕途。幕友受主官聘请佐治的目的，就是帮助主官处理公务，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如做不好这些工作，影响了主官的考成和仕途，就是没有尽心尽职。如“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33] 如果上级幕友对下级幕友所办之申详反复吹求，也不能“臧否上官幕友”，“事有未惬于志者，上官不妨婉诤，幕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词达，必荷听从。若不敢面陈，而退有臧否，交友不可，况事上乎？且传述之人，词气不无增减，稍失其真，更益闻者之怒。惟口兴戎，可畏也。”[34]上级幕友反复驳复，可以用禀文委婉向上官申述说明，对其幕友可以明确讲出己方观点。只要道理讲明，理由充分，并说理透彻，对方会采纳意见。如果理不敢讲，退而臧否上官幕友，一旦传话的人再在中间添油加醋，就会造成误会，得罪上官幕友，并进而得罪上官，以后与上级幕府和主官打交道就不容易了。因此要协调好关系，就不能得罪上官的幕友。
幕友还应协调好与邻境州县的关系。遇有大案、捕蝗蝻等事，则可收相互协作之效。汪辉祖在《学治续说》中以州县官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守土之官，治不越境，似也。然遇邻境命案盗重案，一有风闻，即宜星火缉防。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远窜，已失敬公之义，其或假道境内，终且牵连被议，岂非自取之乎？[35]
命盗大案，如发生在邻境，不但主官不能分畛域，幕友更不能分畛域，一有风闻，应督促吏房和衙役立刻组织缉捕防范。如不闻不问，案犯如在本州县境内假道远窜，主官也要受缉犯不力的参劾。
所以平时邻近州县的幕友也要加强相互间的协调沟通。
如公文来往，“文移虽为小事，立言皆要有体，间有平行往来，不甚留意，词旨倨傲，获罪同官，即非睦邻之道。”[36] 即使与平行衙门、邻近州县间的公文来往，也要得体，不能词旨倨傲，使同官之间伤了和气，影响双方合作。
又如捕蝗之事，蝗灾发生时，作为地方官必须一面组织捕捉扑灭，一面向上级报告。但要注意，“飞蝗入境，只宜含浑详报，切不可指明自某处来。盖邻境不将蝻子扑灭，应革职查问。地方官扑捕不力，藉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亦应革职拿问。万一邻境不肯承认，必至互详，水落石出，非彼即此，岂非自贻伊戚？故邻界查有蝻子，即速知会协捕，或用书札相闻，庶几救灾，睦邻之义。”[37] 向上级汇报只说飞蝗入境，但不必说明从何处飞入县境，否则会给邻境地方官带来严重麻烦。且幕友在与邻近州县通报情况时，应使用普通书札，相互通报情况即可，不必动用公文相互指责，这也是睦邻之义。
在沟通内外方面，幕府中各位幕友职有专司，相互间应和衷共济，在履行好各自职责的同时，还应相互补台，“办事勿分畛域”[38]，刑、钱二席不必争案件办理权，挂号幕友也应及时督促各种公文的办理进度等。同时，幕友要做好“佐官察吏”的工作，随时约束书吏的各种舞弊行为，不使百姓受害。但又不能过分严格，毕竟“吏无禄入”，他们本来就靠历来相循的陋习，得点利益，资以为生的[39]。这也是孔子所说的“恕”道吧。
州县主官要履行好父母官的责任，应使地方安静、政简刑清、百姓安居乐业。做到这些，就要靠幕友“省事”[40]“息讼”[41]，不让百姓因诉讼而破产。“严治地棍”[42]、防止衙役借口索民、累民[43]。不但自己“勤事”[44]，还要请主官“勿轻出告示”“须示民以信”[45]。这样才能使百姓对官员信任，做到令行禁止。官员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才能使百姓信而后劳。
总之，幕友协调工作包括方方面面。清代康乾盛世时，吏治较好，民生丰足，出了很多名臣、能吏。这些名臣、能吏的身后，有一大批幕友为他们做着协调工作，帮助他们治理地方。康乾盛世固然有皇帝有为，吏治较好等原因，但不能否认，一大批幕后的士子们也有佐治之功。
三、调查研究及信息资料工作
秘书辅助决策的前提是做好调查研究，掌握与决策相关的各种信息资料。秘书人员不仅要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和过硬的写作功夫，而且要有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对实际有深切的了解。调查研究是秘书的基本功，通过调查研究，秘书人员可以周密、全面、系统地掌握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同时，秘书人员还应围绕领导工作的需要，收集整理各种信息资料。可以说，信息资料包含和渗透在秘书工作的各个方面。领导的正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秘书及时地向领导提供准确、全面、有用的信息和资料。
清代的州县官大多是经科举选拔上来的，他们虽然饱读儒家经典，但对于繁杂的公务却没有实践经验，经书上的大道理难以运用到具体的事务工作中。加之清代规定文官不得在本省做官，一任州县官最多也就三年。上任后要在短期内提出施政措施，形成决策，是有很大难度的。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讲：“为州县者，得百里而长之，即此百里之中，人情风尚，非及期月，断不能周知梗概。知而措之，顺人情，因物利，信而后劳，又非期月不可。事事了切，方与士民有臂指之联，功令计典，定以三年，无速效也。”[46] 州县官是外省来的人，当地民情物理，习尚风俗，水土物产等方面均不了解。除了下车伊始，访贤问俗，阅读方志以外，最好的办法是咨访幕友。因为幕友有这方面的素养和训练。同样新到一地，他可以很快地熟悉当地情况并将这些情况与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因为他不仅熟悉律例、赋税规章和各种行政运作知识，“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47] 幕友要凭专业知识吃饭，不善体人情，了解风俗，所批呈词就会引起当地士民的反对，并到上级衙门上控。
所以幕友在学幕和业幕之时，就培养了良好的信息资料意识和调查研究方法。幕友的信息资料意识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注意分类汇集整理信息。
清代幕友制度的产生与明代书吏有很大关系。书吏的职掌正如雍正元年上谕所说：“从来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由于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制度逐步完善，书吏走入仕途的路子越来越窄，有许多书吏就转而业幕。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谈到幕友来源时就说到“又有胥抄谙练，借栖一枝”。[48]可见在清代书吏转而业幕依然是幕友的一个来源。
缮写文书，收贮档案，书吏的这些职能与幕友是相同的。在吏业转向幕业，吏学转向幕学的过程中，幕友继承并完善了档案收集的分类方法。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讲：绍兴刘大白先生曾和他说，“绍兴师爷还创造了‘江山一统’的分类法。将汉字按江山一统四字的第一笔，点、直、横、撇分四部，较部首分类简便的多，容易检查。他们的笔记标题、案牍索引、各种簿册都按这个分类。”[49] 汪辉祖做了多年幕友，他在任州县官时依然保持着这一习惯，在《学治臆说》中他列举了十种簿册，认为它们是“佐幕服官时素所留意最简易者”，即是说这十种簿册是最方便处理公务的备忘录，可以随手登录，随时翻检。它们分别是“稽狱囚簿、查管押簿、宪批簿、理讼簿、客言簿、堂签簿、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50] 涉及刑名、钱谷、挂号、帐房四个幕席的基本职掌。
2.精细。
在用簿册登记各类信息时，幕友对自己所见所闻有随手记录的习惯。这种习惯应是职业养成的，可以随时应对主官咨询，用于处理各种政事。在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中可以看到，他在晚年家居著书时依然保留着记录每年雨、雪、水情、米谷价钱等信息的习惯，而且他的《史姓韵编》《三史同名录》等学术工具书，就是用这种方法集腋成裘，汇集成书的。
由于所闻必录、所见必书，幕友往往会掌握一些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性的知识，却使他们有了明察秋毫的本领。在清代笔记中有许多关于师爷断案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师爷就是利用自己对这些琐细知识的掌握来断案的。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载：
广西梧州司马李公，于乾隆戊寅兼摄苍梧县事，公吏才明敏，案无留牍，民间无敢以虚事妄控者。
有西门外枥木桥人余阿吕，呈控邱以诚逆仆殴主，公接状而询之。阿吕言，邱于康熙五十九年卖身于故父启雰为仆，至乾隆二年父故，家贫不能养活，邱遂出外谋食。今邱已富，而小人贫苦无聊，因向渠道及前情，嘱其赎身，以资糊口。讵邱昧良不认，反肆拳殴，伤痕现在，今其手书文契尚存，请详览之。”公遂唤邱以诚到案。邱称：“某于驿前马头竹簰上开张米店，阿吕屡次赊米，已及十千，有簿可据。今某向渠索取，渠不肯还。彼此相殴则有之，若云系其家仆，则阿吕凭空诬告也。”
公以阿吕曾供身契系其手书，遂令邱照契抄写数行，笔迹良似。公严诘之，而邱痛苦流涕，坚不承认，视其情形若甚枉者。
公不能决，退而商之幕友钟灵泉。钟沉吟良久，取康熙字典及时宪书后页览之，谓公曰：“此伪契也。按邱姓向无阝旁，至雍正年间因避圣讳，始加阝而为邱。其卖身在康熙五十九年，邱当无阝；今契内径书邱字，其伪可知。且据邱以诚供，今年四十八岁；溯其生时当在康熙五十年辛卯，至五十九年则邱甫十岁，彼市井幼童，安能写此端楷之契乎？严讯原告，自得其情矣。”公是之。
遂唤阿吕以邱字诘之，俯首之战，无辞以答。再问契是何人所书，阿吕始犹狡赖，怵以严刑，始言“向与以诚交好，欲其资助而不能，反索旧欠。有朱阿良者，善于临摹，亦素与以诚有隙，因嘱小人取其字迹，代为仿写身契，小人遂籍以诬告”云云。公复拘朱到案，令摹写之，悉如阿吕言。遂重惩二人而枷之，复追欠还邱。邱焚香叩谢而去。[51]
幕友对于文字字形变化的来历能知之甚详，这与他们终日与文字打交道有关系。他们对文字的感觉明显比常人敏锐。这是职业习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他们牢记着这一遵旨，对于日常公文中的用字、炼字等非常讲究。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说：“余曩在法律馆，分纂律例，易鎗字为枪字，总纂某君言刑例鎗为火器，枪为金刃，罪名出入悬殊，必不可用。”[52] 刑名幕友笔下有人命关天，一字出入会关乎罪名出入。
3.系统。
幕友因为职业所需而养成了随手摘记资料的习惯，不但分门别类，而且有系统。王贤仪（？～1855年），字麓樵，山东济南人，原籍山阴，少丧父，弃儒习幕。同里毛鸿宾（曾任湖南巡抚、两广总督）称其“好读书，具体略，少以亟亟养亲屈依人幕”，“德足服人而学足匡世。”[53]，著有《家居随记》《稽古论略》等书。他就有这种随手记笔记的习惯。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说：“王麓樵阅邸报，分类抄集，谓风土人情政治利病官常贤否可以周知，皆谓邸报之有益”[54]。幕友从邸报中摘录的资料是如何分类抄集的呢？
据乾隆年间抄本《钱谷指南》一书（作者佚名），该书分为元、亨、利、贞四卷，46个类，分别整理了清代乾隆年间关于钱谷幕友应知的朝廷和各省的相关条例。仅仅关于“递送公文”各项规定，作者就抄录了定例、直隶总督通饬、刑部议复直督、礼部议复广东布政司等各项[55]，这些内容一般见于邸抄，幕友日常办公之余，通过阅读邸抄了解朝廷各项新颁布的规定，并分类记录下来，以备处理政务时随手翻检。如该书所记公文传递时限：
直隶总督衙门，至京三百六十里，限四日。
热河副都统衙门，至京四百二十里，限四日。
察哈尔都统衙门，至京四百一十里，限四日。
山海关副都统衙门，至京六百七十里，限七日。
盛京将军衙门，至京一千五百里，限十五日。
奉天府府尹衙门，至京一千五百里，限十五日。
嗣后各省督抚文移，倘遇紧要事件，即照兵部发文之例，将限行里数，以及某日、某时封发之处，填注火票，递到该省时，按程核对。如有迟误，查取职名议处。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兵部议复广抚德。[56]
许多人都说幕友有师徒相传的“秘本”，这可能就是一本所谓的“秘本”吧。
在摘录邸抄时，幕友往往“抄嗣后”，“嗣后”是六部议复各省地方官员的题本时，对于此类事件以后如何处理所做的规定。这些规定就是各种“例”。幕友抄录下来分类整理，便于检索。
幕友在处理繁琐的日常公务中，多会留心难办、棘手、易出问题的各项事务，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难办的原因，提出解决的对策。如魏源，熟于典章制度，尤精舆地史学，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时代其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就收集整理了关于海运、水利等相关的资料，了解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存在的问题，布政使幕府主管全省赋税、漕粮。各地上报公文，各衙门来汇报工作的官员，均是魏源咨询了解的对象，后来他在陶澍幕府协助其组织海运漕粮。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河道运粮困难，陶澍提出漕粮海运之议，魏源即写《筹漕篇上》一文，从理论上、事理上论证了它的可行性。道光六年（1826年），他与包世臣按此方案协助陶澍海运漕粮成功。次年他又写了《筹漕篇下》《海运全案·序》等，总结了海运漕粮的经验。
万枫江《幕学举要》中关于社仓、灾赈、捕蝗、水利等均总结多年实践经验，提出了具体办法和措施，每一篇都是言之有据，切实可行的咨政报告。如在“社仓”之法中，万枫江在论述了具体措施之后，写道：“予尝之论。一曰捐输之难。民日加多，地不加广，贫民甚众，而温饱者仅足自给。五党相周之义，缺焉不讲；非但人不古处，亦或力不从心。今欲劝捐，名为乐输，势同派累。而况有建仓之费，铺垫之费，看守人夫之费，以及盘量所耗，岂能尽取给于耗米？其难行者一。二曰任人之难。乡官社首必须公正、殷实之人。但公正者未必殷实，而殷实者不皆公正。不得其人则弊生。即得其人，亦以责任綦重，畏畏退缩。而其乐于充当者，率多狡猾渔利，不可任用。其难行者二。三曰出借之难。年丰谷贱，民不愿贷，恐其久而陈腐，于是勒令借领以易新。若一遇歉收，其思称贷。小州县六万户，均计贫民二万余户，户贷五斗，需米万石。人多粟少，既不能偏给，又不可意为核减，一夫不获，哗然四起，滋生事端，便非浅鲜。其难行者三。四曰征收之难。常平仓谷以及出借籽种，俱有乡地等当官保结，互结尚不免于积欠；印官立限催追，犹难清楚。乡官社首非有势分可以弹压，又不便责比，欠户不完，保人岂能逐一赔偿？本年不能如数还仓，次年即无项可借，民间依然缺乏，而赔累无所底止。其难行者四。”[57]
这些办“社仓”的苦衷，不是亲身实践的幕友是讲不到这么透辟的。善政并不好办。其中的难处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这些难处，是万枫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切身感受，也是多次亲办善政的经验总结。他写出来是提醒学幕之人在办理这些善政时应如何措手，难处是什么，怎么想办法把好事办好，让百姓得到实惠，又能避免官员因办理不善而受赔累。
清代刑名幕友一般不到命案现场，而由主官带书吏和仵作去踏勘，但万枫江却主张刑名幕友要亲自出马查办案件，进行现场勘验。他认为仵作往往不谙检验，信口乱报，幕友“若不亲自查验、诘问明白、随填随报，不但驳查不了，将来亦难缉凶结案。”幕友甚至可以通过现场观察、走访，确定真凶[58]。这也是幕友调查研究的一种。
陈天锡二十四岁时在新田县令杨巨川幕府兼办刑钱二席。杨巨川是甘肃皋兰人，甲辰进士，以部曹选授此缺。藩台担心他初任知县，经验不足，特意调署简缺。按湖南惯例，新任知县到任三个月要向上级禀报察看地方及如何施政情况。陈天锡也是初到该县。然而三月期满，陈天锡在禀文中对当地民俗风俗、山川形势、农田水利、商贾懋迁等，都声叙得非常详备。并提出了讼简刑清，致力士习文风，有益民生事业做为施政措施。由于这份禀文“颇与寻常不相因袭，具有蓬勃之观”，不久，接到上宪回批。藩台认为新田小县不足以让杨巨川施展才华，很快就将杨调往麻阳（繁缺）任知县[59]。短短三个月，陈天锡就写出了一份不错的调研报告和施政方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可以设想，除了读县志、查档案，占有文字材料外，如果不去访问各种了解县情的人，不去全县各处走访调查，他是不可能很快为县令写出施政方案的。
四、撰写公文
幕友日常主要的工作是撰写各类公文稿件。尤其是佐理繁剧之邑，更是案牍堆积如山，“几如身到山阴，有万壑千岩，应接不暇之势”。[60]
清代幕学书中，涉及到幕友在处理公务时常用的一些文种，如：咨、禀、验、详、批、票文等，并对各种公文写作应注意事项均有介绍。如“书启一项，凡略通文义者，皆谓胜任愉快。然其要总在知彼知己，方能心人之心，口人之口，言皆巧合，非但以华瞻见长，更有抄撮肤词、妄填故事、触犯忌讳者，尤见哂于大方家也”[61]。
“条教号令，是道齐中一事。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实有关系，须得指出利弊，与众共喻，或劝或戒，非托空言，方为有益。”[62]
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李渔，也做过幕友。他编辑有《资政新书》一部，刻于顺治末年，所收文牍别为文移、文告、条议、判词四部。这些文种，都是幕友日常处理公务所应用的文种。据《光绪会典》记载，清代的官文书因运用对象不同，分为上行、下行、平行体制。在不同的行文体制中，我们仅就幕友可能涉及到的做一下梳理。
1.在京各衙门与外省各衙门行文体制
各部院行文各省总督、巡抚、都统、将军等衙门，用咨文；来文亦用咨。六部、都察院行文奉天府尹用劄。六部行文各省布政、按察、礼部行文各省学政、兵部行文各提督总兵，顺天府尹行文各省布政使，均用劄。来文均用咨呈。六部行文道府以下均咨督抚转饬。其有须经行者，用牌文，来文均用呈文、申文。军机处行文督抚，将军用咨，来文用咨呈，行文布政、按察使用劄，来文用呈。步军统领衙门行文府厅州县，顺天府行文直隶布政使司以下，均用牌文，来文均用申文。
2.各省文职衙门间行文体制
总督与巡抚平行，用咨文。督抚行文司道以下，司道行文府厅以下，府厅行文知县以下，直隶州知州（不属道府而直属布政使管辖的州，有属县，规制如府）行文所属知县以下，州县行文杂职皆用牌，上行皆用申文。知府、知县行文府县佐贰（府有同知、通判，县有县丞、主簿）皆用关文。府佐贰行文知府，州县佐贰行文州县，用牒呈。知府行文直隶知州，用笔墨照会，直隶州知州行文知府，用牒呈。府、厅、州、县行文两司首领（系各该府、厅、州、县的属官）均用关文，两司首领行文知府，用牒呈，行文厅、州、县，用关文。州县行文儒学用牒，儒学行文州县用牒呈。直隶州与非所属的知县，知县与府属首领、州同、州判，州同、州判与儒学皆平移。
行文体制很复杂，此处只罗列了与幕友有关的。另如在京各衙间的行文体制，地方官署中文职武职衙门间的行文体制等，不一一列举。
如此复杂的行文体制，幕友也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否则会出大麻烦。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载，甘肃平庆泾固道台魏光寿的书启幕友，在起草一份向全国各州府通缉逃兵的例行公文时，误将“奉天府”混在各州府中，而且称“奉天知府”（应称“府尹”）。抄写的书吏也没注意。奉天府和顺天府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府，必须单列在所有地方官署之上。其长官为正三品，一般知府为从四品。结果当时的奉天府尹松林见了来文，很不高兴，发函责问。魏光寿大窘，不但亲自写信道歉，自称“门生”，还请京中贵人帮忙转达敬意，花了上万两白银，松林才没有上章弹劾。一年后，松林又写信给魏光寿，要其代购十几张玄狐、猞猁皮。魏光寿只好再花上万两白银，买了送去。被称为“一封公函二万金”。[63]
官府往来文书种类很多，仅地方官署所用文书就有申、详、呈禀（上行用）、劄、札、牌、批、谕、票、告示（下行用）、咨、移、牒、照会、关、知会（平行用）等。
各种文书（公文）均有一定的格式和用语规定，掌握不易，需要专门学习。幕友在学幕阶段，由幕师讲授，并经常让幕徒抄录各种文书，以熟悉其格式和用语规定。清代有人戏作幕友竹枝词数十首，其中有《幕友到馆》二首，第二首说：
书斋关闭似牢囚，日夜昏忙敢自由？
唤讯催提何日了，“等因奉此”几时休！(www.xing528.com)
议详事到忙翻本，命案伤多屡摆头，
转眼瓜期今又届，安排交代好添脩。[64]
这首竹枝词就讲到幕友终日办理各种公文时，所用的公文套语“等因奉此”。清代公文套语很多，有“奉此”“准此”“等因”“须至”等。仅“等因奉此”一类的就有四种套语，即所谓“四此”，对上级用“等因奉此”，对平级用“等因准此”，对下级用“等情据此”，对皇帝用“等因钦此”。因此，人们称官府中办理文牍的幕署为“四此堂”。清初著名学者兼幕友魏际瑞（1620～1677年），于康熙七年（1668年）至十一年（1672年）在浙江巡抚范承谟幕府作幕友，他“所为浙江幕府奏记、告谕、公移之文”后来被编为《四此堂稿》，据该书卷前《引》，四此即钦此、准此、据此、为此。[65] 有位在衙门中从幕多年的幕友写了一首仿郑板桥《道情》的诗：“苦埋头，四此堂。勒文移，草奏章，年年画出芦葫样。”[66]
“等因奉此”的“等因”是引结语，用于引叙上司札劄批谕等文，用此语作结，如引文不止一次时，用“各等因”；“奉此”为承转语，用于“等因”之下，以呼应后文。
清代公文用语有许多规定，仅上行文书中，就有起首语、引叙语、引结语、承转语、述案语、经办语、附述语、回顾语、会衔语、请示语、乞请语、目的语、补叙语、结尾语等。现代的人看清代的文书档案，不经指点，会看不明白。幕友在学幕时，经常抄录公文，对于公文用语的各种规定自会慢慢掌握。但运用时如不小心，依然会出错，出了错又没有发现，上报出去，主官要受申斥。
《汪襄卿笔记》中记载：“乾嘉间，巨鹿某令禀复直隶一事，稿案送稿时，内载‘奉宪谕’之下，凡照例之处，只写‘云云’二字，候誊写时补入，此向例如此。乃抄胥竟忘誊写，遂只作‘都宪云云’。方制军观承批之曰：‘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速将该承办书办提解来辕，仰候本部堂当堂云云’。”[67]
由于公文中引叙上宪来文内容太麻烦，所以幕友在写禀稿时按惯例，在引叙上宪来文时，均在“奉宪谕”之下只写“云云”二字，等主官看完稿件，认可之后再由书吏誊写时把引文补抄上就可以了，这样做可以减少起草文稿的工作量，但书吏抄写时在“云云”之上忘了补写上宪来文，抄好后官员也没有细看就发出去了。当时的直隶总督方观承也是一位做过幕友的官员，他在年轻时曾入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军幕，参与征讨厄鲁特蒙古的战争，在军幕中任记室，公文写作功底很好。虽然没中过进士，但因治理黄河而闻名，是个能吏，连续做了二十年的直隶总督。当他看到“奉宪谕云云”几个字时，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书吏誊抄时粗心所致。当时各衙门都这样做，“向例如此”，做过幕友的方观承也明白。但令他生气的是幕友如此，书吏如此，官员也如此，大家都例行公事一般地敷衍，幕友如此写是为了起草时少写“照例之处”，可以快点完稿，书吏抄写时不看全文，只照字抄，官员则不认真审看，就同意发出。于是他要借此批敲一敲下属的敷衍了事，因此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速将该承办书办提解来辕，仰候本部堂当堂云云。”应该说还是给主官和幕友留了面子。
五、接待工作
对于上司派出到本地办理各项公务的委员，如上司委派的邻境地方官来本地参与会讯、会审由上司发回重审的上控案件；本地因水旱灾害，需要赈济百姓，上司委派官员来会办赈济并监督办赈措施；本地蝗蝻成灾，“一经具报，各上司委员，陆续到境。或委办协捕或暂来查看。”[68]在这几种情况中，邻境主官，因是会审会讯上控案件（一般为较重大案件），刑名幕友应利用接待机会，将办理案件的经过，案件的详细情况及断案依据，各项人证物证情况及时与邻境主官沟通，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并协助主官安排好邻境官员的吃、住等事宜。与这类官员的关系，主要是靠平时妥善处理与邻境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汪辉祖所说“邻境重案不宜分畛域”。[69] 万枫江所说“飞蝗入境，只宜含浑详报，切不可指明自某处来。盖邻境不将蝻子扑灭，应革职查问。”办理事涉邻境事宜，注意考虑邻境利益，才能在有事之时，望其照应。
水旱灾赈，捕蝗等事，上司委派的官员“非系冷曹，即属效力候补之员”，这一类官员平时差事少，“不但资斧艰难，未免希冀，且正欲以奉差逞能，最易生事。”因为他们负有督办检查的职责，又想借差事充实一下宦囊，如不能满足其要求，则其“或以细故，持其短长者有之”，在工作中挑毛病，借机向上司打小报告。所以对于这类官员，“一切服食、起居，要料理周到，不可顾惜小费也” [70]。
实际上，州县官最头疼的接待任务是接待那些经过本州县的高级官员。由于高级官员往往有察吏之权，招待不周，会被上官以办事不力弹劾；大费周章地接待，又是州县财力难以承担的，造成亏空，州县官要受赔累。高级官员也借外出办差之名，对沿途州县任意需索，稍不如意就弹劾官员。
据《清代野史笔记》记载：清初大将军福康安奉命西征，声势赫弈。所经州县因为办差不善而名登白简的州县官有许多。福康安沿路传檄，陬邑县令接到檄文，由于此县为简缺，“缺既清苦，官亦疲懒”，当听到前途有许多富有才干的州县官因为招待不周而被弹劾，心里异常着急。他的亲戚兼征比幕友很有办法，主动向县令请缨，承担了这个棘手的差事。县令答应他可以花费三百两银子。当时正是盛夏，幕友与工房书吏挑选了一处极宽敞的馆舍，“染古色纸以裱糊之，字画皆用旧物。其椅桌以油核桃仁薰作乌木色。以人家用旧之籐竹席片蒸洗一色，按其大小形像，制为引枕靠垫，蓝缎为边，以玫瑰杂杨花代絮实之。其帘幕用深绿色虾须竹为之。其天棚自村口直接至上房。长有里许。上铺芦席，盖以松毛。其陈设则购山中小松柏数百盆夹道而列。所有茉莉花夜来香之属，反在其后，只觉芳香而不见其形。公馆后及左右墙外三面环列水桶，以竹截作筩，伏民夫数百人，各持一筩吸水向上徐徐喷之，俾屋上棚间俱有润泽意。又漉西瓜为汁，稍加冰糖薄荷水，其凉沁脾。茶用兰芽雪瑞，本系北产，气香味厚，色亦清冽。用沙瓯烹熟置于水筒，以取温和”。所有的陈设布置都安排好后，福康安也到了，县令出境远迎。福康安已经在烈日酷暑中赶了几个时辰的路，车舆一入村口，已觉阴凉。到了公馆内，两旁松柏阴森，更觉沉静古穆，眼中看不到张灯结彩耀人眼目的东西，心里觉得一爽。坐在铺垫上感觉软滑清香。摆上酒席，菜品则是雪雁、冰参、卤鸭、糟鸡之类，吃起来只觉香鲜适口，一点也没有肥腻的感觉。不由得大乐，“谓从官曰：‘吾自出都以来，日夜不得休息。今幸得此福地。虽系尖站，必须住宿一宵。遣从人先往前站，五鼓当启程来也。’”福康安临走时不但赏了县令两千两银子以补偿他的花费，“又面加奖励焉。未几令果得优保，仕至监司，皆此官亲力也”[71] 。这位征比幕友临时负责组织安排了一次高质量的接待工作。从公馆的布置到酒席菜品的安排，都是经过一番精心筹划的。盛夏时节，一切安排设施以清凉爽静为主，用材简省，却又不露痕迹。别具匠心，难怪福康安会赏银之外又加奖励。一位幕主有这样优秀的幕友，自然会在上官面前大大得分。
【注释】
[1] 李光地：《请严定承审命案处分疏》，陆耀《切文斋文钞》卷二十三。
[2] 李天衢：《刑钱指掌·黄叔琳序》。
[3]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七（下），《为胡墨庄给事条陈请厘积案章程摺子》。
[4] 萧震：《洗冤录合刻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九十三。
[5] 徐栋辑：《牧令书》卷四，“用人”。
[6] 汪辉祖：《佐治药言》“素位”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3页。
[7] 汪辉祖：《续佐治药言》“须成主人之美”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27页。
[8] 汪辉祖：《佐治药言》“尽心”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页。
[9]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二，《王二先生》，重庆出版社，1996年。
[10] 陈天锡： 《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9页。
[11]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5282页。
[12]《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岳麓书社，1987年。
[13]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二。
[14] 澹泊居士：《官幕秘传》上编，“折奏”条。
[15] 蔡申之等：《清代州县四种》，（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第19页。
[16]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乾隆二十年”。
[17]《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九，“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条。
[18] 蔡申之等：《清代州县四种》，（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第51页。
[19] 张鉴瀛：《宦乡要则》卷一，“标朱笔式”，见蔡申之等著《清代州县四种》，（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第45页。
[20]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1页。
[21]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乾隆二十一年”。
[2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乾隆二十一年”。
[23] 万枫江： 《幕学举要》，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24]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禀揭宜委曲显明”，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1页。
[25] 万枫江：《幕学举要》，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
[26] 薛福成：《庸庵笔记》，“太监安德海伏法”条，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27] 史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119～120页。
[2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
[29]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7页。
[30] 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禀揭宜委曲显明”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7页。
[31] 万枫江：《幕学举要》，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32] 杨恩寿：《北流日记》“同治五年正月初四”。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33] 汪辉祖：《佐治药言》“尽心”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页。
[34] 汪辉祖：《学治臆说》“勿臧否上官寮友”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96页。
[35] 汪辉祖：《学治续说》“邻境重案不宜分畛域”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92页。
[36] 万枫江：《幕学举要》，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37] 万枫江：《幕学举要》，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
[38] 汪辉祖：《佐治药言》，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4页。
[39] 汪辉祖：《佐治药言》“检点书吏”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5页。
[40] 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5页。
[41] 汪辉祖：《佐治药言》“息讼”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6页。
[42] 汪辉祖：《佐治药言》“严治地棍”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8页。
[43] 汪辉祖：《佐治药言》“差禀拒捕宜察”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0页。
[44] 汪辉祖：《佐治药言》“勤事”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2页。
[45] 汪辉祖：《佐治药言》“须示民以信”条、“勿轻出告示”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2、13页。
[46] 汪辉祖：《学治臆说》“欲尽吏职非久任不可”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7页。
[47] 汪辉祖：《佐治药言》“须体俗情”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5页。
[48] 万枫江：《幕学举要》“总论”，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
[49] 郑天挺：《清代的幕府》，见《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50] 汪辉祖：《学治臆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05页。
[51]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卷三“一字定案”条，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98～99页。
[52]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53] 《家居随记·序》。
[54]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55] 郭成伟、田涛：《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6～412页。
[56] 郭成伟、田涛：《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
[57] 万枫江：《幕学举要》“社仓”条，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9～350页。
[58] 万枫江：《幕学举要》“命案”条，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59]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2页。
[60] 许思湄：《秋水轩尺牍》“谢陈松亭雇车并托延医”，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61] 万枫江：《幕学举要》“总论”，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
[62] 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出告示”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3页。
[63]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文牍谬误》。
[64] 朱克敏：《雨窗消意录》甲部卷三。
[65] 张晋藩：《清代律学名著选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66] 李乔：《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第104页。
[67] 汪康年：《汪襄卿笔记》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68] 万枫江：《幕学举要》“捕蝗”条，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
[69] 汪辉祖：《学治臆说》“邻境重案不宜分畛域”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92页。
[70] 万枫江：《幕学举要》“捕蝗”条，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358页。
[71]《清朝野史大观》卷六，“陬邑办差”条，上海书店，1981年，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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