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清朝海疆镇防及防卫措施

第三节　清朝对海疆的镇辖和防卫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清军叩关进入中原，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了对全国长达268年的统治。由于明朝余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依托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抗清斗争，特别是明朝将领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据之为抗清基地，清朝对全国海疆的统一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完成的。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高度发展，出现了被誉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但它在海疆的治理上仍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建立旧式的防御型的海防体系，闭关锁国，最终使自己陷入“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

一　对海疆的统一

清朝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女真族（后称满洲、满族）建立的国家。明朝末年，女真人在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势力不断壮大，不仅统一了东北地区，而且攻入中原，统一全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他们统一东北和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也就包括了对海疆地区的占领和镇辖。

（一）对海疆的基本统一

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部落分布在浑河流域东至长白山、南至鸭绿江的内陆地区，其攻占海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当时，努尔哈赤攻打北方的乌拉部时，为肃清其东方的割据部落和依附乌拉部的势力，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他派兵征服了瑚叶路（乌苏里江上源胡叶河），第二年又招抚了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4路，征讨雅兰路（今海参崴东苏昌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攻取乌尔古辰（库尔布新河）、木伦（穆棱河）两路以及札库塔城（乌苏里江毕新河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占领了今俄罗斯伯力东方海滨的额赫库伦城。其后，女真人在东北海滨地区的扩张势头一直不减。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统治者的多年经营，至清朝崇德年间（1636—1643年），黑龙江下游的使犬部，东北滨海地区的使鹿部皆归入其版图。清朝对明朝宣布：“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⁵⁵⁾这里的东北海指鄂霍次克海，西北海指贝加尔湖。

也就是在努尔哈赤征服东北滨海地区的同时，天命四年（1619年），他率部与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附近）进行了一场战略性决战。面对明朝4路大军10余万人马的分进合击，努尔哈赤制定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⁵⁶⁾的作战方针，依次围歼和击溃各路明军，歼灭其45000余人。战后，明朝彻底丧失了在东北地区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只能据守辽东、辽西的一些战略要地。努尔哈赤则抓住有利时机，于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沈辽之战，次第夺取沈阳、辽阳诸城，并向辽东挺进，占领了金、复、海、盖4州及附近海岛，将明军压迫至旅大半岛的狭长地带。时明朝以黄龙守旅顺，毛文龙守皮岛（位于今西朝鲜湾内），隔海依托山东登州、莱州为守军后援。但明王朝对这一带的海上防务并不重视。皇太极继位后，于天聪七年（1633年）、崇德二年（1637年）在明军降将孔有德、尚可喜的帮助下，先后夺取旅顺和皮岛，拔除了明军在辽东海上的据点，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地区。

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明宁远守将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在山海关一役中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随后，一路清军由巴纳哈、石廷柱率领，占领了山东、直隶（约今河北）一带，接着调转方向，把主要兵力用于同战斗力较强的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作战。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撤出陕西，经商洛山区进入荆襄。五月，他在九宫山遭当地地主武装突然袭击而牺牲（一说出家在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清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张献忠的部下刘进忠叛变投清，献出川北门户朝天关，并引导清军进袭张献忠总部，杀死张献忠。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定国大将军多铎指挥清军分道南下，一路由山东沂州（今临沂）、济宁逼近宿州、邳州，一路由河南彰德、卫辉逼近归德（今河南商丘）、徐州。时明朝臣僚推福王朱由崧为皇帝，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即南明政权，由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负责前线军事。但是小皇帝朱由崧昏庸淫逸，朝政由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把持，整日里忙于内部纷争和卖官鬻爵，打击正直朝臣和抗清将领，以致朝中“无为国家实心任事者”⁽⁵⁷⁾，也缺少抗清斗争的切实准备。这时，长期受马、阮二人打击的明朝武昌守将左良玉带兵进攻南京，扬言要“清君侧”，同时清军也在多铎的指挥下进攻淮南、淮北，逼近南京门户扬州。史可法连章上奏，请求朝廷增兵前线，马、阮二人却说：“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⁵⁸⁾，不仅不为前线增派一兵一卒，反而把史可法部署在两淮地区的大部分兵力调去打内战。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军穿过早已没有多少兵力的江淮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抵扬州城下。史可法指挥8000明军婴城固守，终因清军兵力众多，且其用来攻城的红衣大炮威力极大，虽“守陴者犹不退，发矢石如雨。城下死者山积，攻者反籍叠尸以登，蜂拥蚁聚”⁽⁵⁹⁾，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不屈，慷慨就义。清军入城后10天，在城中纵兵劫掠杀人，“凡被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人得存者，扬城遂空”⁽⁶⁰⁾。其后，清军在军事上进展颇为顺利，很快就渡过长江，攻破南京、江阴、无锡、苏州、江阴、松江、太仓等江南沿海重镇，俘虏南明皇帝朱由崧。但清军将领在扬州、江阴等地纵兵劫掠屠城，并重新颁发“剃发令”，用暴力强令汉族人民改变习俗，有的清朝官员甚至强行命令当地百姓三日内剃发，声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福建、浙东的明朝官员也积极拥立朱氏子孙建立起隆武和鲁王两个南明政权。两个南明政权的王公臣僚为争正统地位，势同水火，在清军各个击破的军事行动面前不能相互策应。当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键被俘杀，隆武政权灭亡。次年，据守福建沿海，支持隆武政权的郑芝龙也投降了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鲁王政权的根据地舟山被攻破，该政权亦灭亡。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以后，清军加紧了对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军事进攻。惟这时抗清活动更加激烈，一方面由于清朝残暴的民族政策激起了南方各地人民的普遍反抗，各州、县义军蜂起，有些一度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也反戈而击；另一方面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余部也与反清复明势力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以朱聿为帝的绍武政权和以朱由榔为帝的永历政权。绍武政权只存在了43天，永历政权却得到较广泛的支持，南明臣僚官兵和各地抗清义军、农民军联起手来，击退进攻广西的清军孔有德等部，收复湖南失地，占领福建各州府水陆要隘，在东南沿海地区掀起第二次抗清高潮。连清朝福建官员也不得不承认：“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初，尤难料理。”⁽⁶¹⁾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为了扭转南方海疆形势，推行“以汉人制汉人”的政策，派明朝降将洪承畴坐镇南京，招抚东南各省，派孔有德为定南王，出征广西；派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出征广东。次年底，尚可喜和耿仲明之子耿继茂部清军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正在广东肇庆的永历帝朱由榔准备登船逃往海上。南明广西巡抚瞿式耜百般劝阻，说“粤东水多于山，良骑不能野合……赋财繁盛，十倍粤西。且肇庆去韶（关）千里，材官兵土南北相杂，内可以自强，外可以备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⁶²⁾。无奈永历帝已被清兵吓破了胆，闭耳不纳，离开肇庆直奔梧州。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攻破广州城，尽杀城内军民，并很快占领广东要地肇庆、钦州（今属广西）；另一路清军孔有德部则攻破广西战略重镇桂林等城，占领广西大部，基本结束了永历政权在粤、桂的统治。

顺治八年（1651年），抗清斗争发生了新的变化。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以云南、贵州两省为中心，联合永历政权和西南少数民族，组成了浩浩荡荡的20余万人的抗清大军。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等人率领，从贵州出湖南、广西；一路由刘文秀率领，从贵州入四川。李定国很快攻下桂林，占领全部广西，清朝定南王孔有德举火自焚而死；继而又出兵进攻湖南、江西，清敬谨亲王尼堪中伏被杀。刘文秀部也收复四川的叙府、泸州、重庆、成都等大部分地区。在闽、浙、粤东战场上，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则率部誓死抗清。他奉永历正朔，发兵围攻福建重镇漳州，并约期与李定国会师于广东新会，牵制了不少清军兵力。清朝得知尼堪败死，东南沿海形势危急，一度曾打算放弃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与南明媾和。

但孙可望等农民军将领却在大好形势面前闹起了内讧。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于己，不择手段加害于李定国，迫使李定国放弃湖南战场的有利战机，退往广西。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战失败后投降清朝；李定国则在抗击清军入侵贵州的作战中迁延失机，又在贵阳、普安州两次被清军击败，精锐丧尽，难以保住云、贵抗清根据地。顺治十六年（1659年），李定国在怒江磨盘山（今高黎贡山南段）设伏，杀死清军追兵数千人，自己的人马也遭受到严重损失，不得不退入缅甸，永历帝亦逃入缅甸避难。康熙元年（1662年），缅甸因清军大兵入境，执永历帝献于清军将领吴三桂，朱由榔被押回云南绞死，永历政权灭亡，李定国亦悲愤交加，病死于缅甸。至此，大股的抗清力量只有活跃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了。

（二）郑成功收复台湾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当李定国抗击清军最艰难的时刻，郑成功为策应李定国部，大举北伐，“以图牵制”⁽⁶³⁾清军。五月，郑成功率兵17万，分水、陆两军进攻长江流域。其一部在崇明岛登陆，然后直趋镇江。清军在江面设置滚江龙（即用铁索连接起来的木栅）、木浮营（即漂浮在江面的木城）拦阻郑军，皆被斩断、冲垮，清军被歼4000余人，镇江城被攻占。紧接着，郑成功率军攻下江浦，直趋江宁（今南京）城下。另一路郑军由张煌言率领，也攻占芜湖等地，与围攻江宁之军相配合。但郑成功在大好形势下，却放弃了兵贵神速、乘胜积极攻城的正确方针，屯兵城下，毫无防备，坐待敌人投降。七月二十三日，清军对正在饮酒作乐的郑军发动突袭，郑军主要将领大多战死，主力损失大半，被迫乘舟出海，返回厦门。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清军对郑军根据地厦门、金门发动进攻。郑成功部擅长海战，将士训练有素，在海上和陆上作战中都给予清军沉重打击，清军统帅达素战败自杀。但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没有解决困扰郑军已久的粮食问题，而且由于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和永历帝逃往缅甸避难，大陆抗清斗争形势日益恶化，为了经营一个可以据以进行长期抗清斗争的根据地，郑成功举目四望，“附近无可措足，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⁶⁴⁾。在郑芝龙旧部、曾经在台湾的荷兰人那里担任过通事的何廷斌的帮助下，他开始筹划攻台事宜。

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被明朝军队从澎湖赶走后，就来到台湾，逐渐占领整个台南地区。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也不甘落后，派兵300人在鸡笼（今台湾基隆）登陆，窃据台北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荷兰殖民者将西班牙人赶走，独霸了整个台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荷兰殖民者一方面加紧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另一方面在台湾一鲲身（今台南平安镇）修建起热兰遮城（台湾城），在北线尾岛修筑了热堡，在魍港修建起弗里辛根堡，派驻岛上的荷兰守军则多达2200人。当获知郑成功打算东征台湾的消息后，荷兰殖民者加紧从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派兵增防台湾。至战前，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已增加到2800人，其主力配备战船多艘驻台湾城附近，以火力封锁一鲲身和北线尾岛之间的大员港，又以沉船堵塞鹿耳港航道，防止郑军在这两处登陆。其他部队则配属在赤嵌城等城堡港口。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午刻，郑军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第二天早晨已渡过台湾海峡，抵达澎湖，但在准备前往台湾时却遇上了逆风，困顿在澎湖岛上数日不能前进。为了按时在每月初一、十五涨大潮时赶至鹿耳门港，郑成功力排众议，于三十日晚冒着暴风雨强渡海峡，终于在次日拂晓赶至台江海口之外的海面上。当时从海上驶入台江有两条水道可行：一条叫鹿耳门港水道，道窄水浅，荷军又用沉船加以阻塞，只有在涨大潮时才能勉强通过，所以也没有派驻兵力。另一条叫南航道，口宽水深，荷军以台湾城、赤嵌城大炮扼守，又派有战船巡护，防守极为严密。郑成功避开荷军设防重点，利用大潮，在四月初一中午从鹿耳门港水道驶入台江，并迅速在禾寮港登陆，切断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四月初四，因郑军击败荷军的3次反扑，又切断了赤嵌城的水源，赤嵌城的荷军不得不举旗投降。郑成功随后调动兵力，包围了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所在的台湾城，予以长期围困。七月十八日，荷兰殖民者派700名士兵和10战船前来增援，但援军在进攻郑军时遭受重创，再也不敢与郑军交战，困守台湾城的荷军军粮缺少，疫病流行，士气极为低落，郑成功则在城外修筑炮台，架设巨炮，对城内进行猛烈轰击。当年十二月，荷兰殖民者对前途完全绝望，认为“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可怕的命运将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而这样坚持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处”⁽⁶⁵⁾，决定“罢兵约降，请乞归国”⁽⁶⁶⁾。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揆一签字投降，交出所有城堡、武器和物资，乘船离开台湾。

（三）康熙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收复祖国宝岛台湾后不久即因病去世。郑氏集团内部也因此展开争夺权力的斗争。据有郑氏主要根据地厦门的世子郑经带兵在台湾登陆，击溃声称为郑成功继承人的叔父郑世袭，又杀害伯父郑泰，直接导致郑氏集团的内部分裂，大批将士向清军投降，削弱了郑氏的军事实力。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与荷兰人组成联军，企图一举夺占金门、厦门两岛。十九日，郑军水师战船20余艘在金门乌沙港海面与荷军大型战船14艘、清军中小型战船300余艘交战，荷船体大笨重，行动不便，清军战船又不善水战，在郑氏水师的迅速攻击下，清军水师将领马得功自溺身亡，大小船只损失惨重，荷军缺乏清军水师的配合，也退出了战斗。但在海澄方向，清军却成功地招降了守卫陆路要地高崎的郑军将领，突破了郑军的防御体系，进占厦门、金门。接着，清军再施招降之策，守卫镇海（今福建龙海东南）的郑军将领林顺、守卫南澳的郑军将领杜辉以及在乌沙港海战中立下战功的郑军水师将领周全斌等率10万余人降清，郑经完全失去了大陆沿海的岛屿，退往台湾，在澎湖修筑营垒、烟墩和炮台，作为防御的前沿阵地。

为了消灭郑氏集团、占领台湾，降清的郑氏旧将施琅、周全斌等人曾率水师3次进攻澎湖，终因风向不利或遇海上风暴，不得不返航。其后，清军改变对台政策，放弃沿海岛屿，在内陆进行防御。康熙十三年（1674年），驻守福建的藩王耿精忠参与吴三桂叛乱，联络郑经，劝其攻占江浙或攻取南京、天津。郑经却派兵在厦门登陆，经过几年的战争，从耿精忠、尚可喜手中夺取了福建的泉州、漳州、兴化（今福建莆田）、邵武、汀州和广东的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已平息三藩之乱，遂调集兵力水、陆并进，扫除福建、广东沿海的郑氏势力，郑经战败逃回台湾，于第二年正月去世。

此时，康熙经过多年经营，铲除了权奸鳌拜和吴三桂等“三藩”势力，国内政治也渐趋稳定，特别是改变了过去“焚船撤军”的做法，重建并加紧训练了一支强大的福建水师，在扫除沿海郑氏势力的水面作战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鉴于过去清朝与郑经进行了长期和平谈判，郑经并没有表现出丝毫诚意，反而写信给舅舅说：“今日东宁（指台湾），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倘清朝以海滨为虞，苍生为念，能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则甥亦不惮听从，不然未有定说，恐徒费往返耳。”⁽⁶⁷⁾和平统一已无可能，康熙决定以武力统一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初七，他得知郑经已死的消息后，发布上谕：“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⁶⁸⁾不料，这道谕旨遭到相当一部分大臣的激烈反对，连福建宁海将军喇哈达、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等前线将领也站在反对者的一边。康熙帝考虑到郑经死后，郑氏集团内部分崩离析，部将冯锡范和刘国轩杀死郑经长子，拥立年仅12岁的冯锡范女婿、郑经次子郑克塽，必然引起人心浮动。况且台湾孤悬海外，不能收归版图，郑氏经常攻扰沿海，也是清朝的一块心病。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帝毅然起用支持收复台湾的水师老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全权负责攻台行动，福建总督姚启圣坐镇福州，负责后勤保障。

施琅到任后，根据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把渡海攻台的时机选择在夏至前后的20余天之内，一来可以尽量避开台风，二来又能出敌不意。他制订的作战方案分3个阶段：一是攻占台湾前沿阵地澎湖，打开台岛大门，切断其与海外各国的通道；二是在大军屯兵澎湖、威胁台岛的形势下，派使者与郑氏集团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三是若谈判不能成功，再进军台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清军2万余人，分乘230余艘战船从位于上风、上流位置的铜山（今福建东山岛）起航，向澎湖进发。次日，清军顺利夺取八罩屿作为舰队的锚泊地，并于第三天向郑军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澎湖守将刘国轩将水师排列在湾内，以岸炮和舰炮火力抵抗清军，清军前锋将领蓝理被炮击中，施琅眼部也被击伤，只得率军退出战斗。这时有人建议刘国轩乘胜夜袭清军水师锚地，刘国轩没有理睬，以为只要谨守门户，台风一起，清军必然不战自溃。二十二日，休整后的施琅率军再次进攻。他自率主力担任正面主攻，又组成东、西两线部队，分别从澎湖湾东、西两口攻入。战斗开始后，清军战船按照施琅的命令，“遇贼船一只，即会数只合攻”⁽⁶⁹⁾，集中兵力歼敌。不久，南风大发，使清军战船处于上风有利位置，而东、西两线部队也恰好于这时赶到，合击郑军船队。刘国轩眼见所率战船多已损失，大势已去，带着剩余的31艘战船逃往台湾，澎湖诸岛守军纷纷投降。

澎湖之战结束后，施琅一面休整部队，做好进攻台湾的准备，另一方面积极加强政治攻势，安抚澎湖百姓，释放郑氏被俘官兵返回台岛，又向台湾军民发布《安抚谕诚示》，派原刘国轩的副将曾蜚赴台劝说郑氏投降。施琅本人一家数十口都曾被郑氏所杀，仇怨甚深，但他当着刘国轩等人的部下，郑重表示不计家仇，以国事为重，“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仇乎？”⁽⁷⁰⁾康熙帝也同时向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在经过十分激烈的内部争论之后，刘国轩等人向清朝投诚的意见占了上风，郑克塽派人与清军谈判，接受了将台湾人口、土地全部移交清朝管理、郑氏集团人员迁入内地安置的条件。八月，施琅率军在鹿耳门港登陆，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中国海疆又一次实现了统一。

二　康雍乾时代的海防战略与海防体系

（一）以海口和陆路设防为主的海防战略

清王朝是由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共同建立的封建政权。历史上，女真人（满族）长期生活在内陆白山黑水之间，对海洋不免陌生。他们在入关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主要是靠骑兵宽大正面的冲击和红夷大炮的强大火力击败明军和明末农民军，夺取各地城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清朝水师尤其是远洋水师力量并不强大。鉴于清军海上作战并不占优势，它在与台湾郑氏集团、对海盗及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往往采取“海禁”、“内迁”等相对消极的策略，尽管这些措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清朝后来统一台湾，与福建建立强大的水师并在施琅的指挥下击败刘国轩、取得澎湖之战的胜利有很大关系。但在随后的百余年间，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加强水师建设。清朝水师战船不仅无法与西方舰船一较高下，就连海盗船也比不上。19世纪初，由两广总督那彦成、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率领的清朝水师，受到由张保、郭婆带等人指挥的海盗联盟明目张胆的攻击而一败涂地，李长庚当场阵亡，那彦成则因剿匪不力，被流放西北。后来，清朝统治者是靠着招安政策，才使这支强大的海上武装瓦解的。究其原因，一个是官兵船远不如海盗船吨位大，船况好，数量多，就连水师将官乘坐的舰船（应当是最好的舰船），尚且“日夜戽水数百桶，譬如老牛羸马”。在火器配备上，海盗船火炮可大到5000斤，而官兵舰船大多缺少火炮，即使有，也多是两三千斤的小炮，与海盗船交战时每每处于下风。另一个原因是水师官兵平时应付差事，往往视巡海会哨为具文，对管区内风涛沙线不甚在心。出海时，在无风、大风、逆风、大雨、阴云笼罩、夜黑、沙路不熟、前无收泊地的情况下，皆不作战，而海盗则对“海洋之路熟若门庭，波涛之险安如平地”，危急时能够同心协力，舍死拼命；水师官兵“则各顾性命，危急之际辄弃其将官，跳水先逃，鲜有与将官同死者”⁽⁷¹⁾。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水师所拥有的最大船只是数十吨的“米艇”，这种通常用于沿海运送粮食的小船根本就不能抵挡大洋之中的惊涛骇浪，自然也就不具备与海上强国交锋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只能以陆上或海口设防为主，很少进行海上尤其是远洋航行，更谈不上对入侵者进行积极的海上防御和进攻了。

中国海上力量的极度萎缩，迫使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不得不放弃前任虚应故事式的出海巡逻行动，改弦更张，把精力放在经营虎门海口要塞上。他在控扼珠江入海口的虎门两岸修筑多座炮台，配以原始前装火炮，设置拦江木排和铁链，以分段逐次防堵的战法拦阻敌舰内驶。应当说，关天培的这种海口要塞防御战法，代表了当时清军沿海防御的最高水平。但虎门炮台系两个多世纪以前就被意、法、荷、德等欧洲国家淘汰的裸露式圆型、半圆型炮台，一般以青麻条石砌就，仅以正面墙垛掩蔽火炮和兵丁，无顶盖防护和台内隔堆，敌人的曲射火炮可遍及全部设施。在火炮配置上又单纯追求远程炮（其实，当时清军火炮射程十分有限，两岸炮台的火炮射程甚至无法相交于主航道，留下一段炮火空白区，听任敌舰行驶），而非远程火炮与近程火炮相结合配置，火炮多设于正面，炮台侧后也缺少沟壕和其他掩护工事。所以外国侵略者可以把战舰驶到距离炮台很近的炮火盲区摧毁炮台，又可以派登陆小船运载步兵上岸，从侧后攻击炮台。后来的战争史实证明，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海防工事和战法并不能长时间抵御“坚船利炮”的攻击，即使是当时清朝最坚固的海防要塞虎门仍然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西方侵略者所攻破。

（二）清代前期的海疆管理方式

清承明制，在海疆地区也是主要采取军事管理，军事管理、土官管理与州、县民政管理相结合，在州、县民政管理的同时屯驻海防兵力等3种管理方式。在海防方面则是近海巡防与海口、陆岸设防相结合。(www.xing528.com)

清朝统一全国之后，以东北为其龙兴之地，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进行军事管理，其管理范围也包括辽东海疆及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由于东北地区还有一些未入八旗的汉民，各将军之下也陆续设有一些府、州、厅、县等民政机构予以管理。

奉天将军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驻节奉天（今辽宁沈阳），其职掌是“镇抚留都，安辑旗民，董率文武。凡军师卒戍、田庄粮糈之籍，疆域之广轮，关梁之要隘，咸周知其数，以时简稽而修饰之”⁽⁷²⁾。奉天将军管辖区域东临吉林将军辖区，西至山海关，北至开原，南至朝鲜界，西南至海。该将军下辖副都统3员，一驻奉天，一驻锦州，一驻熊岳城。

吉林将军最初叫宁古塔将军，始设于康熙元年（1662年），驻节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境）。康熙十五年（1676年）移驻吉林乌拉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称吉林将军。其管辖区西至开原，与奉天将军辖区相接；东南至希喀塔山以南之海（今日本海）；东北至乌第河以南黑龙江下游地区及库页岛、鄂霍次克海沿岸。该将军下设副都统5员，一驻宁古塔，一驻吉林，一驻伯都纳，一驻三姓（今黑龙江依兰），一驻阿勒楚喀（今黑龙江阿城）。其中以三姓副都统辖域最广，东南沿尼满河以东至东海岸的约色河以北地区，北方包括黑龙江下游全部地区及库页岛等沿海岛屿。为了治理如此广阔的疆域，该副都统分别在尼曼河（后迁至莽牛河）、黑龙江下游各设一处行署，每年夏天派人前去驻扎3个月，就近办理当地各族事务。

黑龙江将军最初称瑷珲将军，始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驻节瑷珲旧城，后移驻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爱辉）、墨尔根城（今黑龙江嫩江）、齐齐哈尔。其辖境乃吉林将军原先所辖的西北地区，东至毕占河，南至松花江，西至喀尔喀河，西北至额尔古纳河和格尔毕齐河，北至外兴安岭。该将军下设副都统3员，一驻齐齐哈尔，一驻黑龙江城，一驻墨尔根城。

在直隶（包括今河北、天津及内蒙古、山西的一部分）、山东、江苏（清初以明代南直隶为江南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分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则是采取府、州、县民政管理与屯驻海防兵力相结合的办法。

在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岛及广西省，清王朝仍照明代旧制，在汉族聚居地区设立府、州、县等民政机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设立土州，任命当地少数民族头领充任土官，允许世代承袭。雍正四年（1726年），因土司土官制度已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清朝的统一，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后广西泗城府、思明府土知府和东兰、归顺、恩城的土州被革职，龙州长官司被革职，改置龙州厅，由清廷派流官管辖。

（三）清代海疆布防

清代经制兵分八旗、绿营两大部分。八旗系满族统治者赖以起家的主力，绿营则是由先后降清的明朝军队改编而来。为了镇辖和威慑海疆，清朝派驻各海口及台湾、澎湖、海南、崇明、定海等岛屿的八旗和绿营兵水师、陆营多达数十万人。

东北地区：奉天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统领的驻防八旗陆营，分驻牛庄（今辽宁营口）、盖州（今辽宁盖州市）、盛京（今辽宁沈阳）、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兴京（今辽宁新宾境）、辽阳、金州、旅顺、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境）、齐齐哈尔、珲春、瑷珲等61处。此外还设有奉天八旗水师营（又称金州水师营，驻旅顺）、吉林水师营（驻今吉林省吉林市）、黑龙江水师营（驻今黑龙江爱辉）、齐齐哈尔水师营、墨尔根水师营（驻今黑龙江嫩江）、呼兰水师营。其中吉林及黑龙江的陆营、水师在抗击沙俄入侵中国东北的作战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隶：京畿地区是清军驻防重心所在。除了驻守京师的禁旅八旗外，还在京城附近的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天津、热河（今河北承德）、密云等27处驻有八旗驻防兵陆营；另驻有宣府镇、正定镇（曾一度改为正定协）、蓟州镇（后改蓟州协）、通州镇（后改通州协）、天津镇、山海关镇、古北口镇（后设提督）、马兰镇、泰宁镇、大名镇、通永镇等绿营陆营。在大沽海口，则驻有天津八旗水师2营（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裁撤）。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复设天津绿营水师镇（后改水师营）。

山东：除在德州有八旗驻防兵之外，还有临清镇、沂州镇、胶州镇、登州镇、兖州镇、曹州镇绿营陆营。在登州、胶州还设有水师前、后2营（后营旋移驻旅顺）。

两江：除江宁、京口（今镇江）两地驻防的八旗陆营，还设有江宁八旗水师营、镇江水师4营（该水师其实为绿营编制，但受八旗将军节制）。绿营兵陆营则有苏州镇、镇江镇、浦口镇、安庆镇、池太镇、东山镇、广德镇、江宁镇、寿春镇、徐州镇、皖南镇、淮扬镇，还有崇明水师镇、福山水师镇、狼山水师镇、京口水师镇以及太湖水师协所属左、右2营等。

闽浙：该区八旗驻防有福州将军、杭州将军属下八旗陆营，还有乍浦八旗水师左、右2营，福州三江口八旗水师1营。绿营兵有汀州镇、泉州镇、铜山镇、福宁镇、兴化镇、漳浦镇、金门镇、海坛镇、台湾镇、漳州镇、建宁镇、澎湖镇、衢州镇、金华镇、台州镇、平阳镇、黄岩镇、舟山镇、处州镇诸陆营，还有浙江提督直辖的钱塘水师营、乍浦水师营，宁波水师镇所辖左、右2营，定海水师镇所辖前、后、左、右4营，海门水师镇所辖中、左、右3营，温州水师镇所辖中、左、右3营，福建水师提督所辖前、后、左、右、中5营以及属水师统辖的南澳镇左、右2营，澎湖水师协2营，闽安水师协2营，烽火门水师营，铜山水师营，福安水师营及督标水师营（又称南台水师营）等。

两广：该区有广州将军所属的八旗驻防陆营，还有在广州凤凰岗南石头村组建的八旗水师1营。绿营兵则有肇庆镇、潮州镇、琼州镇、高廉镇、南韶连镇、北海水陆镇、左江镇、右江镇、柳庆镇等陆营，还有广东水师提督所辖前、后、左、右、中5个水师营，香山协、顺德协、大鹏协、赤溪水师协各左、右2营，碣石水师镇中、左、右3营，北海水陆镇辖龙门水师协左、右2营，琼州镇辖崖州协水师、海口水师，驻龙州的广西绿营水师、梧州水师协所辖中、左、右3营以及左江镇派驻南宁隆安、横州、永淳的部分水师部队。此外，两广总督亦有直辖水师1营，广东巡抚有直辖水师2营。⁽⁷³⁾

清代派驻海疆地区的水、陆师员额相当可观，编制稳定，制度严密。但其沿海兵力部署和管理体制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弊病。其一是只有八旗驻防部队和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直接统领的绿营部队，因驻防在沿海重要城镇，兵力相对集中，必要时可以用来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但这些部队的数量相当有限。大部分沿海驻军都被分散到各汛地驻守，有的汛地只有数人一船，仅可勉强执行巡逻任务。其二是驻海疆的水、陆师分别隶属于各地区的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各省营兵慎守自己防区，连同归闽浙总督管辖的浙江、福建军队之间也很少通气。由此在战争中胜不相闻，败不相救，往往铸成大错。至于海上巡逻会哨，清朝虽然有严格的制度，但大都得不到认真执行。有时即使出海，也往往舍远求近，敷衍塞责。清朝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责令各水师将领亲自领兵出海，但水师巡海制度荒废的现象仍未得到丝毫改变。其三是清军水师装备相当落后，清前期水师的主力战舰系由沿海渔民使用的赶缯船改装而成，最大者不过长36米、宽7米，载重1500石；清中期的主力船型大同安横洋梭式战船船宽8米，吨位与大赶缯船差不多。船上通常配有大炮4门以及百子炮、子母炮、鸟枪、喷筒等火器，在火力强度上与动辄配有数十门甚至上百门火炮的西方战船相差甚远。所以清代海防仍以陆上设防为主。到了清代中期，原先战斗力颇强的八旗军开始走向衰落。大部分八旗子弟不再具有勇悍敢战的尚武精神，终日沉溺于斗鸡走狗、玩票唱戏，完全堕落成一群空耗皇粮的乌合之众。绿营官兵也是暮气日浓，军队内部极为腐败，兵额常常严重短缺或由社会闲杂人员混入冒充。以鸦片战争前夕的定海镇为例，据当时为定海县令幕僚的王庆庄说，其2000余“隶兵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⁷⁴⁾，这些人只是想在自己的营生之外，再得到一份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平时点卯会操都要雇人顶替，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由数十万清军官兵把守的海防大门，会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两万余名英国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三　对台湾、海南岛及其他海疆岛屿的镇辖与开发

中国海疆历经数千年、数十个朝代的开发，在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清王朝在对台湾、海南岛、南海诸岛以及其他海疆岛屿的镇辖与开发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富于建设性的工作。

（一）对台湾、澎湖的镇辖与开发

明初，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和迁徙沿海岛屿居民到内陆，澎湖列岛上居住的百姓一度被迁走。但明代大陆居民渡海到澎湖、台湾岛上居住者一直络绎不绝。明末郑芝龙海上武装集团崛起后，曾以台湾为根据地，并设立了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进行管理。清朝初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并将大陆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到台湾，设立了承天府（治赤嵌城）、天兴县和万年县（后升为州），郑经继位后，又增设了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和澎湖安抚司，同时建孔庙，设学校，积极开展文教活动。康熙统一台湾以后，清朝督抚大臣曾为保留还是放弃台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康熙帝正式决定在台湾设立府、县，雍正五年（1727年）又专设台湾道管理台湾和澎湖。总计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后改名嘉义）、彰化4县，淡水、澎湖、噶玛兰3厅。驻军则有台湾镇总兵所辖镇标3营及安平水师营，澎湖水师营，南、北路参将营等，兵员由福建驻军抽调，三年一换。

清朝禁止大陆居民迁移台湾，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将大多数郑氏集团官兵及家属移居大陆，留下的汉人据估计仅有7万人左右。⁽⁷⁵⁾但大陆居民却以各种办法偷渡赴台，以至当地官员说：“自数十年以来，土著之生齿日繁，闽粤之梯航者日众，综稽簿籍，每岁以十数万计。”⁽⁷⁶⁾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人口大约增加了180万，这中间大部分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大陆移民的到来，加快了台湾农业发展的速度，不仅因郑氏官兵内迁而抛弃的台南平原土地得以复垦，台湾中部和北部的平地，甚至丘陵山地也被拓垦出来，台湾历来的农业粗放经营也逐渐向精耕细作方面转化，“小民薙草粪垆，悉依古法行之，勤耘耨，浚沟洫，力耕不让中土”⁽⁷⁷⁾，高产农作物水稻普遍种植，使台湾成为清代大米输出之区，每年运往大陆的米谷达50万石以上。经济作物甘蔗、花生的产量也不少，全台甘蔗制糖的产量在六七十万担左右，同时樟脑也是台湾重要的输出产品。

台湾的贸易与航运，在晚清开港前是指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与航运。台湾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蔗糖，手工制造业却极不发达，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铸造、陶瓷、日用杂货产量甚微，完全靠大陆提供，因此许多海舶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运送双方所需商品。在此背景下，台湾的一些口岸逐渐发达起来。康熙统一台湾之初，台湾最发达的港口是鹿耳门港（后改称平安镇港），清朝也以其作为与厦门对渡的唯一口岸。当时，鹿耳门港最重要的一项航运是为从福建去台戍守的“班兵”运送兵饷米谷，同时也给“班兵”在大陆的家眷运送赡家米谷，其数量达每年85000余石。一开始，清朝规定每条船船梁头宽2丈以上者，配运台谷180石；船梁头宽1丈6尺者，配运台谷130石，每石给运价白银6分6厘。但由于当时民间运价高达每石白银3钱至6钱，官府仓吏又常常借机勒索敲诈，运送台米常令船商赔累不迭，许多船商千方百计躲避运送台米的任务。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小口岸却在走私偷渡中兴盛起来，如台湾南部的笨港（后改称北港）、旗后（高雄），台湾中部、北部的鹿港、八里岔口等。鹿港“烟火数千家，帆樯麇集，牙侩居奇，竟成通衢矣”⁽⁷⁸⁾；作为淡水溪的出海口，八里岔口实际上是台北盆地的物资集散地艋舺的出海通道，当时已是“居民铺户约四五千家”，“商船聚集，阛阓最盛”⁽⁷⁹⁾的商业中心了。所以清朝也先后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开放了鹿港与福建晋江县的蚶江口，八里岔口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的对渡航运，进一步促进了两岸间的贸易与这两个口岸的繁荣。

（二）对海南岛及所属南海诸岛的镇辖管理

清代在海南岛置琼州一府，归广东管辖。琼州府下设儋、崖、万3州，感恩、昌化、陵水、琼山、澄迈、定安、文昌、会同、乐会、临高等县。由于“琼郡孤悬海中，府属州县，滨海港口，处处可以进船湾泊，在在可以登岸取水”⁽⁸⁰⁾，清军在海南实行水师、陆营并防，在府城设有琼州镇总兵，派兵分防各海口要隘汛地；又设有崖州水师协和海口水师协，驾驶哨船巡海缉查，与陆岸守军歼击海寇外敌。

琼州府除管辖海南本岛外，当时被称为“万里长沙”的今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及附近海面，被称为“万里石塘”的今南沙群岛及附近海面也归琼州府下属万州管辖。东沙群岛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中曾被称为“万里石塘”，后来又改称“东沙”。据清代航海家谢清高说，由吕宋回国“若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干山，又数十里入万山，到广州矣。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⁸¹⁾。该群岛及附近海域资源丰富，鱼及海洋生物种类数量繁多。中国大陆或海南渔民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3次前去捕鱼，渔船多达数百艘。为了祈求海上平安，渔民们还在岛上建有海神庙（天后庙、大王庙），有的渔民死于岛上，就安葬于此。西沙和南沙群岛也很早就被中国居民开发用来从事渔业和农业。近年来，人们在西沙群岛的北岛、南岛、赵述岛、和五岛、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永兴岛、珊瑚岛、甘泉岛先后发现14座明清以来的孤魂庙，有的庙里还有明代龙泉窑观音瓷像、清代景德镇瓷和德化瓷器等；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西月岛，也发现了类似的小庙。可见明、清两代中国渔民始终在这一带海域捕鱼，许多人为开发西沙、南沙群岛而航海遇难，这些小庙就是为悼念他们而建的。在适宜耕作的海岛上，也有人在那里定居，掘井栽树，修屋造田。明代弘治年间王佐纂修的《琼台外纪》，就记载了“万州东长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挟潮，漫屋渰田，则害中于民矣”⁽⁸²⁾这样的情况，说明那时已对其中的一些岛屿进行了农业开发。

在民众用勤劳的双手开发南海诸岛丰富的海洋和农业资源的同时，明、清封建王朝也对这一带海域进行了有效管辖。元末明初修纂的《琼海方舆志》，明正德年间所修《琼台志》，清康熙、雍正、道光时撰修的《广东通志》都把长沙、石塘列在中国疆域之内。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编绘的《皇清各直省分图》，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绘的《大清一统天下图》等官方舆图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处于中国疆域之内的南海诸岛。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明、清两代都确立了在南海海域进行巡逻的制度。明代早在洪武初年，就设立了南海备倭指挥官职，督管军船在所辖海面巡视。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巡视海面，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即西沙群岛）、四更沙等地，“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⁸³⁾。按照清军对沿海水师巡逻会哨的规定，“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其巡海洋面“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道光十七年（1837年）又规定崖州水师协“每年定期以十月初十日，与儋州营舟师齐集昌化四更沙洋面会哨一次”⁽⁸⁴⁾。制度还是相当严密的。

（三）对钓鱼岛诸岛的管辖

钓鱼岛诸岛包括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之上、中国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其他3个小岛礁以及该海域的礁石。中国古代船民在航海赴琉球国时，早就发现并记录了这些岛屿。据明代永乐年间编写的一部记录中国古代航海经验的著作《顺风相送》所载，从福建往琉球，“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指台湾）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册封琉球使臣陈侃在《使琉球录》中也记载了“过钓鱼屿”，“过黄尾屿”，“过赤屿”之事。这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为今天钓鱼岛诸岛各屿取名，而且这些名字至今仍被人们沿用。

从明代琉球朝贡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钓鱼岛诸岛最早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当时琉球国造船航海技术都很落后，琉球人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多是从其他国家购买来的，通贡海舟也是由明朝朝廷赐予的，通常由闽东、闽南各卫、所调拨；船上的水手、舵师也是明朝所提供的，大多来自福州府的闽县、长乐和泉州府的南安等地。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这些专门为琉球向中国“朝贡”事宜服务的中国航海人才和外交翻译人才落籍琉球，聚居于今冲绳县那霸市久米村，直到清代，久米村的中国移民仍靠着自己熟练的海上导航技术，充当琉球与中国之间航海活动的主角，钓鱼岛诸岛是他们每次航海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最熟悉的岛礁。

从明代开始，中国便将钓鱼岛诸岛置于自己的主权之下。明代郑若曾的《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茅元仪的《武备志》都清楚地标明钓鱼屿（山）、黄毛屿、赤屿，可见是把它们放在中国海防区的范围之内的。清代康熙年间黄叔敬所编《台海使槎录》则把钓鱼屿列为台湾所属的港口之一，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龟台，可泊大船十余”。至于归属中国的钓鱼岛与琉球的界线，清嘉庆年间曾出使琉球的齐鲲明确说，到姑米山始入琉球界，那么姑米附近洋面以西，包括今钓鱼岛诸岛附近海域，当然不属于琉球，而是属于中国了。正是由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十分清楚，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也就是日本吞并琉球国14年之后，慈禧太后把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3座无人小岛赏赐给时任太常寺卿的“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⁸⁵⁾。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显然她是不会把属于其他国家的岛屿拿来做空头人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