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 资产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管子》和《国富论》这两本书，都希望清楚地描绘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和轮廓，当时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但《国富论》则更直接和有针对性，亚当·斯密指出“在一切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有常识的人，无不愿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求目前享乐，或求未来利润。如是用来求目前享乐，那它就是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是用来求未来利润，那未求利润的方法，不是把资财保留在手里，就是把资财花用出去。在前一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场合，它是流动资本。在生命财产相当安全的场合，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所能支配的一切资财（不管是自有的或借入的）用于这些用途之一，说他不是疯狂，我是不能相信的。”[2]亚当·斯密这番话，是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财富观，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追求财富的愿望驱动人们努力拼搏。

但《管子》成书时的中国社会不是这样子的，春秋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国家专制，君王暴虐，百姓财产随时有受到侵害的危险，那么当时百姓积累来的财产变得不安全时，他们往往把资产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他们一旦感觉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一旦无法避免的时候，就随时把自己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带到安全的地方，因此，要保护一个国家百姓的财产，就要有保护措施，有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管子卷三·法法第十六》指出：“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令不法也。”这是说，不用法制手段推行法令国家政事就没有常规，法令不用法规手段推行，命令就难以执行。如果这样百姓天天在生活中就十分担心，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财富得不到保障，社会经济怎么能够健康的发展起来。

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英国，人们都想拼命的发财，发财赚取来的财富，主要有这样几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

第一，留供目前消费的财富，这部分财富不断创造收入或利润。《管子卷八·中匡第十九》说：“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这是说管仲统计国家财用，2/3用于接待宾客，被浪费掉了，只有1/3用于国内生产，于是管仲很惊慌的报告了齐桓公。在古人看来消费掉的东西是不增加财富的，食品、衣服、家具都是消费性的东西，属于这一类。投资于房屋上的资财，即使房屋由其所有者居住，但它不会创造其他财富了。但如果食品、衣服、家具都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就会创造财富，房屋可以买卖，可以出租，这也是提供收入，因此就产生了资本的作用。当时《管子》是没有把它分为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国富论》则进行了明确的区分。(www.xing528.com)

第二，不必更换主人也可以创造收入和利润的财富，亚当·斯密把这部分财富叫做固定资本，固定资本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一切便利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有用机器和工具；第二是一切有利润可取的建筑物，如商店、堆栈、工场、农屋、谷仓等；第三是用开垦、排水、围墙、施肥等有利可图的方法投下的土地变得更适于耕作的土地改良费，农业机械等等；第四，是社会上一切人们学到的有用的才能，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需费用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管子卷一·权修第三》也认为：“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

第三，依靠流通而创造的收入。亚当·斯密认为这是流动资本，流动资本就是在流动过程中使财富增殖，无论亚当·斯密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贤，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管子认为“刀币者，沟渎也”这不是管子对流动资产的诠释吗？亚当·斯密认为流动资产有两项：“第一，货币。耕有货币，其他三项才能利用转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第二，屠夫、牧畜家，企业家，谷商，酿酒商等人所有的食品，他们出售这样的食品，可以获得利润。第三，还在耕作者，制造者，布商，木材商，瓦匠等人手中的衣服，家具，房屋三者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否是纯粹的原料或半加工的材料，可以不问；只要未曾制成衣服，家具或房屋，即属与这一项。第四，已经制成，但他们仍在制造者或商人手中，未曾卖给或分配给真正消费者的物品，例如木器店、金店、宝石店，瓷器店，以及其他各种店铺柜台陈列着的制成品。”[3]这些被亚当·斯密称为流动资产的东西，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可以清晰的划分出来，但《管子》书中说得很笼统，只认为“黄金入布者，民之通货也。”[4]实际上，亚当·斯密的解释还包括土地产品、渔业产品，矿山产品等，《管子》的解释也包括粮食、猎物、渔业、手工业产品等，这种对资产的解释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划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