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公民义务，与《管子》和《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对比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乐征战自天子出”，这是当时主导社会的基本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各诸侯国对王室有贡纳等义务。而在《管子》的经济思想中，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财政思想。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改革家，很少有人不以《管子》的财政思想为蓝本，而那些反对改革的总是属于落后的统治集团。所以，《管子》的财政思想，不仅和它的其他理论一样，具有很多独到见解，而且在实践上也起了较长远的积极作用。就是与现代最著名的《国富论》相比也展示他独有的光彩。

但在《国富论》的观念中，土地则是私有财产，但对政府来说“土地是一种比较确实和恒久的资源。所以一切越过了游牧阶段的大国收入，都是以国有地租为主要源泉。古代希腊及意大利各共和国就是如此。他们国家大部分必要费用的开支，在很长时间内是取给于国有地的产物或地租。而往时欧各国君主大部分的收入，亦在很长时间内取给于王室地的地租。”[1]公共资本和土地，在古代社会是君主或国家收入的泉源，既不宜用以支持文明国家的必要费用。当然人民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私人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由此可见，财政实际上成为公民对国家的某种让渡，不仅关系着国家物质力量的获得，保有以及增长，也同样关系到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益的成就。

春秋初期的齐国“相地而衰征，鲁室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同类举措。所谓“相地而衰征”，是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税额，土地好的多征一点税，土地坏的少征一点税。所谓“税亩”就是“履田而税”，“按亩而税”。“税亩”制下的纳税人，主要是原来公室藉田制下的“庶人”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劳动者。在列国实行征税制度后的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纳税人所耕土地属于主权者。因此，他们既是向主权者又是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田亩税，也就是兼有地租和赋税两种因素，是地租和赋税的合一。这种征税无论是《管子》还是中国古代的其他典籍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

像《国富论》一样，《管子》中提到课土地税之处很多。如《管子卷一·乘马第五》提到水旱年份土地税征收标准“一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一尺而见水，比之于泽。”如非对耕地征课，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规定。又如《管子﹒大匡》篇说：“赋禄以粟，按田而税”。《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说：“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等等。这里把对居民征税看成是王法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违抗。

亚当·斯密认为，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财政收入源泉由资本或土地构成，与其他资本所有者一样，君主利用其资本获得收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亲自准备一笔资本，另一种是把资本借给别人。在自己经营的情况下的收入是利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为利息。游牧民族的君主常常是本国最大的畜牧业主。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畜牧业利润，然而只有在这种最原始、最幼稚的政权状态下，利润才会是王国公共收入的一部分。然而亚当·斯密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者，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是他始终坚持的基本理念。公共权力的产生未尝不可以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予以解释。(www.xing528.com)

《国富论》中强调，在古代的狩猎，游牧社会和早期的农业社会，臣民既是劳动者，又是战士。为了生存，他们劳动；为了保护既有的财产，他们充当民兵。即使在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对外征战的时候，军事需要的费用都由封建君主承担，国家并没有公共开支。然而在古代社会，野蛮民族经常战胜文明民族，马其顿消灭古希腊和波斯迦太基起先战胜古罗马，都是历史的见证。只有当有了常备军的时候，职业军人才可以对抗野蛮人的入侵，文明才可以战胜野蛮。职业军人意味着社会分工，职业军人成为一种需要，供养军队就是一项公共的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赋税对臣民而言是一种负担，但又是一种利益；国家费用是一项盘剥，但又是必要的。与国财开支相类似的，一个国家还要提供司法行政，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和教育等服务。

与社会契约论者不同，亚当·斯密反对臆想式的社会契约论，他是以历史演变和经济规律的角度讨论国家与赋税的起源。他确信，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类似于政府的东西。即使在“社会契约建立国家”之前，税收同样存在。取代社会契约的，是亚当·斯密所谓的权利原则和实力原则。

历史上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税收基础，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是近代最繁荣的英国社会，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把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公务的行政司法长官，也需要报酬，为达到这个目的支付政府费用，这也是纳税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