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散文的品味与情怀：董桥

散文历来讲究境界，而境界的高低是由作者的生活品味决定的，但是，什么是品味?这个问题很难说清，常常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读懂桥的散文，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品味，那就是不仅有知识、有趣味，而且还有人性的关注和关爱。董桥的散文品味表现出多向度的特点，他往往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不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而且能够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文章的思想常常能够出人意料。

他在《说品味》中，通过中国化学家张子高收藏古墨说起，联想到梁思成游历山川，研究建筑，都是一种专业与爱好相结合的人生品味最高境界。

“中国化学家张子高以业余收藏古墨出名，藏品近千方，其中不少是明清墨中至宝，写过多篇考证古墨的文章，还同叶恭绰、张纲伯、尹润生三位藏墨家编写《四家藏墨图》。好墨讲究胶轻、烟细、杆熟，自然牵涉胶体化学的学问;张子高学化学，后来又专攻化学史，难怪他说:‘藏墨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研究化学史的一个小方面。’职业和趣味竟如绿叶配牡丹，很难得。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有这份福气，他主张研究中国古建筑必须重‘见’，不能只靠看书看图，一生游历不少山川。《平郊建筑杂录》里提到他和夫人林徽因一九二三年在香山途中发现杏子口山沟南北两崖上的三座小小石佛龛，几块青石板经历了七百多年风霜，石雕的南宋风神依稀可辨，说是‘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筑家有这样的领会，梁思成名之为‘建筑意’。”

作者由“建筑意”，引起对品味的理性思考，他援引袁宏道所谓“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来阐明自己对品味的说明，进而联系现实生活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品味提出批评。“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说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识势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心追求高级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变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越深，去趣越远，终致身价太高而找不到市场出路。”

所以，董桥看重的是懂得生活，善于生活的人生品味，这是与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分不开的。由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联系到西方美学家桑塔纳的观点，“这一层苏珊·桑塔娜看得比较通透;她标举俗中求雅的享乐主义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养的人从此得以开怀，不必日夜为杞忧所累。这是可以帮助消化的’。琴棋书画的最高境界讲究能收能放，与此同理。张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跟大学问家的心境虽然不同，但断非胸无丘壑、一俗到底，不然明朝亡后他又何苦入山著书?”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对书呆子的否定，我们联系李敖的思想言论，也会发现这是一个共性认识，李敖曾经说过:读书人掌握了知识，如果不能致富，那就是古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他自己首先就学会了利用知识致富，这就是现代知识人的品味。但是如果只是看重金钱，一味追求金钱，那么就沦落为庸俗商业社会的附属物，就谈不上什么品味了。

董桥这样说:“懂得看破功利社会怪现象而发出会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识‘现代品味’的真谛，才可以在交换价值市场上立足且自得其趣。现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实在应该发笑，不笑就真是铁石心肠了。在这样精致的按钮时代里，没有这一点品味的人注定寂寞。”

虽说“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苔”，到底“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花囿”。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殊难培养层次太高深的文化品味;但是，培养求知的兴趣，多少可以摆脱心中的围城。知识可旧可新，可中可西，可真迹，可复制，不必僵持，也不一定都能化成力量，却大半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减轻典章制度消磨出来的精神溃疡。张子高耽悦古墨，梁思成醉心山川，张石公酷爱繁华，说是求“知”求“趣”，实际上也流露出他们对人性的无限体贴。William Empson谈“都邑野趣”(urban pastoral)也可作如是观。品味原是可以这样调节出来的。(www.xing528.com)

品味归结起来，就是求知求趣求生活，实质上都是对人性的关怀，也就是说，所谓品味，也就是人本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

董桥从小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尽管在外读书，都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人的情怀。他在《陀山鹦鹉的情怀》这样表达过去和海外华人的中国情怀:

听说，鸣放运动期间，有人要陈寅恪出来讲话，陈先生只说了一句:“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该找他回来唱戏，以广流传。”话虽浅白，含义深远，十足表现出文化人在文化传统变形的时代里应有的情怀。台湾的琦君一到纽约，就去参观她在内地的老同学陈从周设计的庭园“明轩”，然后写信对陈先生说:“我因故乡永嘉花园甚大、甚壮观，看到异国方寸之地，不免感触万千。”琦君文章中，思念浣纱溪畔的往事，陈从周报以依依柳色，不见青青，“人去楼空，旧游飞燕能说”。这也是贪恋传统文化闲处飘香的情怀。

董桥认为，中国文化人到什么地方都会保持一种中国人的情怀，这是一种民族精神，而不是某些时候社会变化可以改变的。说“中国情怀”，八九是文化的概念，几乎完全可以不牵涉政治意识。我常想，政治只是理念的游戏，龙腾虎掷，锋颖太露;真正可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层次、加强个人的归属意愿的，还是文化的认同:画檐蛛网，斜阳烟柳，即使是断肠处，也得风流。这是道德情操的定盘针。“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政治家大半不是鹦鹉，陀山一旦大火，他们想到的当然是能不张扬就不张扬，真的隐瞒不住了，只好发动全民救火运动，自己坐享大功;有点文化情怀的寻常百姓则十九是鹦鹉，不计成败，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不忍见耳”!所以，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说，他的朋友叙述了这段美丽的佛经故事之后慨乎言之:“余亦鹦鹉羽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中国情怀、文化认同云云，一旦受到现实际遇的考验，应该可以发挥出陀山鹦鹉的操守。

对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董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常常体会到经济挂帅、政治异化、文化庸俗的现象带来的迷惘之感，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系统，的确正在经历严酷的考验。”他认为，现在整个社会太看重“精英阶层”对社会的繁荣、经济的起飞的贡献，而“MBA族”的心态，不仅迷惑了企管人员的心智，甚至文化人的怀抱也受其感染。这族人都是《天下》杂志所谓“国际化新贵”，“追求的是个人成就与利润，标榜的是价值中立、行事冷静、不带感情”。在商业竞争白热化、政治前途不明朗的地方，商人视野浅短，性情凉薄，也许不失为保身的上策;在故国政统衰敝散涣、道统丧尽尊严的时刻，士人盲目崇洋，胸襟闭塞，当然也是惯见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他认为关汉卿的《四块玉》:“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得意失意都付笑谈之中了。这种处世的乡愁，正是文化意义上丕变出来的中国情怀，很容易在人心中升华成一缕祥和的气韵，教人知所适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对祖国的认同也就很自然的如同陀山鹦鹉一样，一旦祖国需要，就会奋不顾身，赴汤蹈火，毫无怨言的。这就是董桥的中国情怀，也是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的中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