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与鲁迅精神
在开始就这个题目做文章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中国研究鲁迅已经有近80年的历史，现在还来提这样的问题，岂不将贻笑于大方之家？本来，瞿秋白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过，“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乃是鲁迅精神的最主要的东西。毛泽东也在《论鲁迅》的演讲中说过，鲁迅的“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瞿秋白和毛泽东说这些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他们看问题也有自己特殊的角度；而瞿秋白，应该说确实是看到了鲁迅精神的一些重要的特点。但这些本文都不来讨论。笔者现在要说的是：事情发展到五十年代初期，当我们认定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传统乃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现实主义（一种从属于政治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以鲁迅为其代表和旗帜的时候，我们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其实已经和真正的鲁迅精神完全相悖了。诚然，进入新时期以来，对什么是真正的鲁迅精神，研究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有许多论述，大大加深了我们的认识；但对这个产生悖谬的根本点，却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为政治服务也需要精神，或者说它也是一种精神。而如果是为革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服务，这种精神应该也值得肯定。因为，今天政治仍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鲁迅当然不追求远离政治，但倘使因此把鲁迅精神归结到为政治服务上，却还必须说是大错特错。在既有“暴君的专制”，又有“愚民的专制”的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鲁迅，他所特别强调、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的解放，精神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在《忽然想到》（五至六）中，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于“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必须“全都踏倒他”。这里鲁迅放在第一位的，是推翻思想的专制，除去精神的束缚。他又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当时，这是撼人心魄的呼唤，呼唤的又正是一种精神。鲁迅为中国缺少这种精神而悲哀，而焦虑，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我们从鲁迅的杂文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他对扼杀这种精神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愤怒的揭露。尤其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题未定”草》、《写于深夜里》等文章，都涉及古今文字狱的问题，揭露更加深刻，感情也更加沉重。
对于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鲁迅起过特殊的作用，有着巨大的贡献，这一点应该肯定，而且应该首先从正面来评价。然而即使在革命文艺运动中，我们也不能说鲁迅的精神就是为政治服务的精神。鲁迅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28]但这主要是从文艺运动的角度讲的。至于创作，作为一种人的特殊的精神活动，鲁迅认为还是必须有精神的独立和解放。1927年他写《在钟楼上》一文时，引用了当时苏联诗人勃洛克的话：“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勃洛克这样说，想必是他有切身的感受；鲁迅予以引用，也并非偶然。事实是，鲁迅固然常常以现实和战斗的需要作为评价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对于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的提法始终是谨慎的。这不是出于认识和态度的犹豫或游移，而是因为，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其精神活动的能力和水平都处于高峰的作家，不能不感到政治的局限，政治对他的精神活动的限制。他不可能承认和接受这种限制。所以，他的谨慎，其实倒是表明了对当时作为革命文艺运动指导思想的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要求的一种态度。鲁迅曾经引用《庄子·秋水》中“学步邯郸”的故事，自比故事中的学步者，旧的不能，新的又不会。实际上是说，对于新的，他决不随俗，要做自己的探索。要言之，不能把鲁迅歪曲为三十年代为政治服务的模范。至于在此基础上，以鲁迅当时参与过一系列文艺思想论战为根据，认为学习鲁迅就须时时手执打人的棍子，或者把鲁迅当作打人的棍子来使用，那更是十足的荒谬。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做所造成的后果，即一部分人对鲁迅产生的误解，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经不存在。
既然不应该从为政治服务去理解鲁迅精神，那么，应该从哪里去认识和把握它呢？在克服了单单从政治的角度理解鲁迅作品的偏差后，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鲁迅精神，乃是跟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立人”思想紧密联系着。“立人”思想最初是鲁迅留学日本时，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来的，当时的鲁迅还是一个年青的启蒙主义者。但鲁迅终其一生都鲜明地表现着启蒙主义者的特点，“立人”思想也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虽然其内涵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变化，却始终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鲁迅提出这个思想，是因为当时祖国“风雨如磐”，但他“寄意寒星荃不察”。他认为，在“日日改变”的世界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就在于必须使中国人从“非人”变为“人”，“完全的人”；“沙聚之邦”由此可以变为“人国”。这样的“人”和“非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他已经克服了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人的落后、愚昧、不死不活相；他具有独立的精神，意识到自己的“人的价格”并敢于为其实现而斗争。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为一个青年一首抒写没有爱情的苦闷的诗歌，发出了“人之子醒了”的欢呼，就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对“人的价格”的自觉，即“人的意识”的觉醒。但鲁迅同时认为，这种独立精神，应该是“大精神”，即在进步的崇高的理想指引下，为着改造社会而奋斗的精神。鲁迅把这种“大精神”鼓舞下的人民，称之为“有主义的人民”。他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29]可见，鲁迅“立人”思想有一个最重要也最可贵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认为社会必须尊重个人，为个人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这是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人”的个人，又必须努力尽到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对于鲁迅来说，这两方面是统一的。而鲁迅的许多杂文，无论前期的还是后期的，都从这样的基本要求出发，对使得中国人成为“非人”的历史和现实，作了尖锐的、愤怒的、沉痛的批判。在这一点上，瞿秋白称它们为“社会论文”，应该说十分贴切。
而鲁迅精神，不也正是一种真正的独立精神、“大精神”么？正是这种独立精神，“大精神”，激励着鲁迅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有了独特的“发现”，形成了他那独特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独立精神，“大精神”，促使鲁迅深入开掘当时中国的现实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并努力使其得到艺术的表现，写出那些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深深激动读者的作品，表现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独特的创造精神。正是这种独立精神，“大精神”，鼓舞着鲁迅不断地探求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真理，甚至不惜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表现了他独特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又正是这种独立精神，“大精神”，使得鲁迅在黑暗的中国，面对任何样的压迫而毫无畏惧，表现了他那著名的独特的硬骨头精神。鲁迅曾针对中国传统的“瞒”和“骗”的文艺写道：“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30]又曾经针对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文艺思潮写道：“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31]当我们把写这些话并身体力行的鲁迅，跟那些总是“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作家比较的时候，对鲁迅的独立精神，“大精神”，必定会有强烈的感受。
1925年，鲁迅在痛感戊戌政变之后中国社会改革的停滞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32]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实际上就是为了“立人”，这是十分清楚的。但鲁迅这段话表明他没有认清下面这一点：“立人”问题的解决，最终仍不能离开社会改造的实践。就是说，单靠先知先觉“登高一呼”不行，等待养成“思想革命”的战士也不行。鲁迅后来逐渐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所以他越来越和中国的革命力量亲近，并且义无反顾地投身在革命文艺运动中。但这绝不意味着鲁迅的独立精神、“大精神”的削弱，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的独立精神、“大精神”的进一步发扬。然而问题是在于，在社会改造的实践中，仍旧有启蒙的问题，“立人”的问题。这时它已经是一个具有新的内涵、从新的高度上提出的问题，但其基本点，也还是人的精神的解放，精神的独立和自由。绝不能轻视或无视这个问题，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它关系到社会改造最终的成败。当然，对鲁迅来说，这已经是他身后的事了。
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个“立人”的问题又一次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要求精神的解放，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向自由主义顶礼膜拜。而学习鲁迅，对我们将极为有益。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期
【注释】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2]《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3]《两地书》第一集之十，1925年4月8日。
[4]关于阿Q精神胜利法在革命发生前和发生后的一贯性，笔者曾有《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一文进行论述，见《文学评论丛刊》第四辑。
[5]《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6]《答有恒先生》。
[7]《〈自选集〉自序》。
[8]《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9]《〈自选集〉自序》。
[10]《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
[11]《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12]《“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www.xing528.com)
[13]《文学者的新使命》。
[14]《死去了的阿Q时代》。
[15]《〈自选集〉自序》。
[16]《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17]《寄〈戏周刊编者信〉》。
[18]《我怎样写〈春蚕〉》。
[19]《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20]《〈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21]《日出·跋》。
[22]《坟·我之节烈观》。
[23]《热风·随感录四十》。
[24]《热风·随感录四十六》。
[25]《坟·娜拉走后怎样》。
[26]《两地书·四》。
[27]《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28]《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9]《“圣武”》。
[30]《论睁了眼看》。
[31]《〈华盖集〉题记》。
[32]《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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