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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思想艺术的杰作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今传唐传奇大都收在宋初李昉编的《太平广记》中,《文苑英华》、《太平御览》以及《全唐文》等书中也有一些。唐传奇从内容分,大体有以下四类。后遭人陷害要下狱,卢生引刀自刎,幸亏妻子救出。唐传奇写爱情题材的不少,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渴望恋爱自由的愿望和反抗封建礼教的行动。传奇写士大夫李益和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可能是根据诗人李益的某些事迹和传闻创作而成。

唐传奇:思想艺术的杰作

今传唐传奇大都收在宋初李昉编的《太平广记》中,《文苑英华》、《太平御览》以及《全唐文》等书中也有一些。唐传奇从内容分,大体有以下四类。

一、描写仕途生活的讽刺小说。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公佐(770?—850?),字颛蒙,曾为江淮从事、江西从事、扬府录事参军。除《南柯太守传》外,还写有《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谢小娥传》几篇传奇,都写于贞元、元和年间。《南柯太守传》写游侠淳于棼因醉染疾睡中得梦的故事。小说把争名于朝、尔虞我诈的官吏比为群蚁,将朝廷喻为古槐蚁穴,把大富大贵视为梦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作者受佛、道思想影响,把一切都看穿了,宣扬人生若梦,无所作为,会产生消极作用。小说艺术性强,将现实生活搬进梦中,写起来文笔自由,放得开。但它又不单独写梦,而由梦转到现实。文末引出掘蚁穴、见群蚁数斛的情节,更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如鲁迅所说:“篇末言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中国小说史略》)

沈既济,唐德宗时做过史馆修撰。他的小说《枕中记》写卢生赶考住店,道士吕翁与他一个两端开窍的青瓷枕。卢生俯身就之,其窍渐大,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他在家中娶大姓崔氏女为妻,生五子,自己官至宰相,享尽荣华富贵。后遭人陷害要下狱,卢生引刀自刎,幸亏妻子救出。等到梦醒,卢生发现自己还躺在吕翁身旁,而店主人煮的黄粱米饭还未熟。经此一梦,卢生早先要为“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而奋斗的理想烟消云散,赶考也作罢论。这篇作品显然受到刘义庆《幽明录》中《杨林》篇的启发。《杨林》情节简单,《枕中记》构思与之相同,思想性比它强一些,描写细致一些。《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思想倾向一致,但不如《南柯太守传》叙述宛转,文词华美

二、反映社会人情的爱情小说。唐传奇写爱情题材的不少,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渴望恋爱自由的愿望和反抗封建礼教的行动。小说较多地表现了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和她们的屈辱生活。她们中有闺门小姐,有歌女、妓女,也有迫于父母之命而嫁出的少妇。从她们的经历可以看到门阀制度、藩镇割据等社会问题给男女恋爱、婚姻所带来的阴霾。在众多女性中间,确实挺立着不少性格卓然的光彩形象。

柳毅传》,作者李朝威,为中唐人,余不可考。小说写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反映的却是现实中的恋爱、婚姻问题,对妇女在夫家受公婆、丈夫虐待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揭露以门第选择婚配对象的荒谬。

小说在艺术上很有特点。第一是人物形象鲜明,具有个性特征。柳毅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作者突出他的是见义勇为、不图报偿的品质。小说集中写龙女的笔墨不多,主要是开篇一段文字和篇末她与柳毅的一席对话,但从这些地方已能看出她的性格特征。

小说写钱塘君最成功。钱塘君是个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的勇士。他得罪天庭,被锁禁在洞庭,可“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说明百姓是拥护他的。当他听说侄女遭受屈辱,那火爆爆的刚烈性格便显现出来了: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

真是龙腾景象。他归来后与洞庭君一段对话饶有意味:“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轻松的回答,显露出钱塘君嫉恶如仇的豪爽性格。就是这样一位刚烈而带有几分粗野习气的钱塘君竟然在席间当起月下老人来了。他作媒也不同一般,张口即云:

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

天下哪有如此作媒的,这是用死威胁人家。但他的举动却很符合他心地善良、性格鲁直的性格。有趣的是,当柳毅申斥他一番后,他竟唯唯称善,对柳毅更为敬重。作者写钱塘君的威猛无比和知错就改,很好地突出了他正义感强的特点。由于作者选用典型言行写钱塘君的个性,并能从多方面写出他的性情特征,因而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十分可爱。

这篇小说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结构上巧生波澜。故事有几个浪头涌起,使情节奇而又奇。小说写到救出龙女本可结束,忽然又冒出议婚之事。议婚成功也可作结,作者偏写钱塘君借酒使气,柳毅仗义不纳。这样也可作结,又写柳毅两次丧偶,娶得卢氏女为妻。若到此打住,故事也可了结,后来又点出卢氏为龙女所化。这样环环相扣,愈演愈奇,戏剧性的矛盾很多。这大概也是元代以来直到当代《柳毅传》多次被搬上舞台的一个原因。此外,小说针线细密,虽是传写奇事,却处处呼应得好而又合乎生活逻辑。虽以书面语言为主,却生动流利,读来琅琅上口。

《霍小玉传》,蒋防著。蒋防,字子征,宪宗时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宪宗时做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传奇写士大夫李益和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可能是根据诗人李益的某些事迹和传闻创作而成。胡应麟曾说:“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采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

小说中写李生中拔萃科、做官以后,便娶高门卢氏女为妻,而小玉情深,相思成疾,沉疴难起。当她得知自己被遗弃时,更是愤恨欲绝。后一黄衫豪士打抱不平,将李生挟持到小玉家。小玉闻讯,梳妆而出。小说写道:

玉沈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忽掩袂,返顾李生。……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如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对于李生和小玉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是痴心女子负心汉,实际上,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妻家门第和士子前途的关系。唐代重门第,士大夫阶层多以能同崔、卢、王、谢诸大姓联姻为荣。而吏部、兵部在诠选官吏时,规定刑家子和工贾殊类不得应选。李益和属于“殊类”的妓女结合当然会危及他的功名,所以他要抛弃小玉。他从前一度迷恋小玉,除了爱其色美外,还因为那时他尚在应考,前途问题还未尖锐地摆在面前。

小说中霍小玉的形象显得突出。作者写她对李生真诚的爱,写她在爱恋中对未来悲剧的清醒认识,写她想博得短暂幸福而不可得的凄楚心情,写她对“负心”人李生的面斥,生动地表现出她爱则爱得深、恨则恨得烈的性格。她发誓死后化为厉鬼,弄得李益妻妾不安,未免错怪李益的妻妾,但作为一种反抗形式,则显现出她性格中不屈服、不妥协的精神。

这篇传奇文字优美。前半写二人相爱,情致委婉,后半写小玉遭到遗弃,凄苦辛酸。中间写小玉的缠绵、哀怨、刚烈,性格发展极有层次,使得人物形象愈来愈鲜明。

《李娃传》,白行简著。行简字知退,白居易之弟,官至左拾遗、主客郎中。这篇小说是取材民间说话《一枝花话》写成的。鲁迅说:“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中国小说史略》)(www.xing528.com)

小说围绕郑生和李娃的爱情故事展开,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客观上暴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虚伪和妓女制度的罪恶。荥阳公见儿子聪明,有希望光耀门第就视若掌上明珠。当他与贱民为伍,便认为他玷辱门第,置之死地而后快。可他有了功名,又要恢复父子关系。再者,李娃本来很爱郑生,由于妓女生涯的限制,她压抑爱情和鸨母作计撵走郑生。当落难的郑生乞讨到门口时,又毅然自赎服侍郑生。虽然这举动带有偿债、悔过性质,但也说明李娃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如果说荥阳公和儿子的正常关系是被封建社会门第、荣辱、功名观念扭曲了的话,那么李娃由爱恋郑生到与鸨母作计驱逐郑生,则反映封建社会娼妓制度既毁灭了妓女们的爱情幸福,又驱使她们毁灭他人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故事虽以大团圆方式结束,但情节发展自然,且有波折。文中多处用了对比手法,使得人物性格突出,有助于主题的深化。

唐传奇中还有一篇描写爱情悲剧的著名小说,就是元稹的《莺莺传》。《莺莺传》亦名《会真记》,有人考证说它写的就是作者的经历,小说中的张生就是元稹的化身。作为小说人物,张生是个艺术形象,研究这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不能把他和真人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研究作者的创作态度,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顾及作者的本事是可以的。

小说中的莺莺,性格特征很符合人物身份。她出身于高门大姓,因而举止端庄,不轻易流露心思,初见张生便“双脸销红”,羞于应付。及至见到张生“性温茂,美风容”,且诗才富赡,于是心中的怨慕之情急剧升华为不可抑遏的爱情。她用诗约会张生,相见时,又不知如何是好,竟至狠狠地数落他一番。这举动一则显出她的纯真,暗于社交,在爱情降临时,不知所措,同时也反映出这位名门闺秀礼教观念的牢固。虽然如此,由于爱得深切,她终于抱着衾枕走进了张生房中。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莺莺思想上的局限性又显露出来。当张生遗弃她时,她竟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不但自我否定从前大胆追求爱情的行动,而且对张生此时的行为不敢怨,不敢恨,只是请求对方施以“终之”之惠。这与霍小玉生斥李益、死后还要化作厉鬼惩罚他相比,其软弱性显而易见。

对张生,人们多视其为文过饰非、德行败坏的卑鄙形象,这是对的。但我们还要看到产生这一形象的社会原因,才能较深地理解《莺莺传》的思想意义。从小说中看,张生进京应试前对莺莺的爱是深挚的,甚至应试失利后还有一段时间和莺莺互通书信。但不久就变心,抛弃真心爱过的人。张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与莺莺之间的爱情同他要步入仕宦道路的理想有矛盾。莺莺虽然出身高门名姓,但并不属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并无强大势力可为张生顺利步入仕途创造条件。因而他不但忍痛抛弃莺莺,还制造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小说中,作者对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是肯定的。不但借张生之口斥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还借“时人”之口赞张生为“善补过者”。鲁迅说张生“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话也适于评论作者对张生形象所持的态度。就艺术性而言,小说前半写得细腻精彩,后半粗疏,且多议论。但文中以书信形式剖露人物心理、情思,却是作者的一大创造。莺莺的信,怨、爱、悲、愤兼俱,文词美而情义深,字字动人。

唐传奇中爱情小说多,艺术成就高,创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义。

沈既济的《任氏传》写一狐仙女爱上“家贫,托身于妻族”的郑六,而当王孙韦崟凌辱她时,她先是以力相拒,继而以智解围,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陈玄祐的《离魂记》写倩娘和王宙的爱情故事,浪漫色彩极浓。小说想像丰富奇特,把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通过幻化的境界表现出来,具有很高的美学意义。小说布局巧妙,初写倩娘夜半上船时,只言闻其“行声甚速”,“徒行跣足而至”,未曾交代是人是魂,下面径直照人的生活特点描写,直到最后写两倩娘相合,“其衣裳皆重”才真相大白。如此安排,自然引人入胜。

三、具有政治色彩的历史小说和侠义小说。唐代历史小说不少,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郭湜的《高力士外传》,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等。文学趣味浓,其中有一定思想价值的当推《长恨歌传》、《东城老夫传》。

陈鸿,字大亮,做过史官,修《大统纪》三十卷。他是白居易的朋友,《长恨歌传》即和《长恨歌》写于同一时间。《传》取材与《歌》相同,情节安排亦相类似。作者说他作此文的目的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他对玄宗好色误国的揭露是深刻的,但他把女子作为祸国之水看待,则表现出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东城老父传》借贾昌(玄宗时的神鸡童)之口,说玄宗执政前期政治好,国家经济繁荣,后来纵情声色犬马,朝政败坏,出现安史之乱。作者有意让贾昌拿中唐和盛唐相比,结论是今非昔比,一朝不如一朝,显然表现出他对现实的不满。

政治色彩浓而又构思别具一格的传奇,还有皇甫枚的《王知古》。皇甫枚,字遵美,安定三水(今山西邠县)人。懿宗时任汝州鲁山令,著有《三水小牍集》。《王知古》采用寓言手法,隐喻百姓不堪藩镇军阀蹂躏,闻之色变,对中唐以来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割据势力有所揭露和批判。

晚唐豪侠小说很多,袁郊《红线》中的红线,裴铏《昆仑奴》中的奴仆磨勒、《聂隐娘》中的聂隐娘,都是这类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磨勒成就某一品大官的侍婢红绡和自己的主人崔生的爱情,让她们结为夫妻,他的行为反映了作者和广大人民的理想。红线也是奴隶身份,她支持、拥护唐中央政府的藩镇薛嵩制服反叛朝廷的藩镇田承嗣,从她的豪侠行为可以看出作者的政治倾向。聂隐娘的形象比较复杂。她学艺时,老尼带她到都市,“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又曾说:“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并要她“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隐娘都能照办。老尼的话和隐娘的举动反映出了人民对坏人的愤恨和除恶务尽的思想,但小说写她后来死心为藩镇效劳,自然减弱了这个人物的思想意义。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宣扬李家皇帝乃唐“真命天子”,反对人臣思乱,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小说描写红拂、李靖、虬髯公这“风尘三侠”十分成功,他们性格突出,形象鲜明。无论是红拂、李靖的择主而事还是虬髯公的豪爽重义、雄心勃勃而又有自知之明,都有很强的典型性。

四、发人深省的哲理小说。这类传奇除少数宣扬宿命论、阴阳轮回以外,多数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

牛僧孺的《郭元振》、皇甫氏《画琵琶》、《京都儒士》表现的都是破除迷信的主题。《京都儒士》写的是一个带有滑稽情趣的喜剧性故事,对于信鬼的人是个很好的教育。

无名氏《李卫公靖》,写李靖夜宿一老媪家。半夜,天帝令她儿子接旨行雨,二子出而未归。老妇便请李靖代行其事,并嘱咐他每至一处只可从小瓶中取一滴水滴下。行雨归来,李靖走到所宿村落上空,心想“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于是连滴二十下。回房,老妇连连责备李靖,说是滴一滴,平地起水一尺,滴二十滴,水起二丈,哪还有人在。并说她已受天谴,儿子连坐。这故事说明人们做事,不能单凭好心,还得按事物的规律做事。不然,好心也会办坏事,甚至办很大的坏事。

唐传奇中有一篇托名牛僧孺写的《周秦行纪》,写牛僧孺落第,闯入一大宅,见到汉文帝母薄太后、汉高祖的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以及齐废帝的妃子潘淑妃。太后问僧孺:“今天子为谁?”对曰:“今皇帝,先皇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于是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言牛“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其实这小说是李德裕门人韦瓘写的,李德裕不过是利用牛僧孺爱写小说的嗜好(曾作《玄怪录》十卷),用小说来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假小说以排陷人”,这已是唐传奇的末流了。

唐传奇使我国小说由志怪、志人的狭小天地转到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社会矛盾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对后来小说、戏曲创作都产生过好的影响。比如抨击黑暗势力,鼓吹恋爱、婚姻自由,歌颂青年男女反礼教的斗争精神以及表现其他进步思想,都成了后来小说、戏曲的传统主题。在艺术方面,唐传奇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写人物的经验和提炼细节、组织冲突的经验。像《聊斋志异》的许多名篇从取材到人物设计、细节安排都曾受到过唐传奇的启发。唐传奇这方面的经验对叙事诗、对戏曲脚本的创作都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一些优秀的传奇,更是为后来戏曲创作直接提供了素材。如《柳毅传》即被元代尚仲贤改编为《洞庭君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实就《柳毅传》翻案而成,明代黄惟楫的传奇《龙绡记》、许自昌的传奇《橘浦记》、清代李渔的剧曲《蜃中楼》也是本于《柳毅传》。本于《莺莺传》者,戏剧更多,著名的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续西厢记》、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记》、清查继佐的《续西厢杂剧》等等。本于《李娃传》的则有元代石君宝写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人薛近兖作的《绣襦记》二剧本。本于《长恨歌传》的有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根据唐传奇内容敷衍而成的小说亦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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