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冶金铸造等业
系西夏右厢之地的河西地区，深受西夏手工业生产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其冶金铸造等手工业生产发展显著。
（一）冶金铸造业
冶金铸造是西夏制造工具、兵器等的生产部门，其生产技术与生产水平反映出西夏社会生产力及其军力的发展状况。西夏冶金铸造业颇为发达，拥有当时先进的冶铸工具与质量上乘的产品。
荩西夏锻铁图
1．冶铁
西夏境内矿藏丰富，冶铁主要用以制造兵器与农具。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兵器的制造，并把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央机构中设有铁工院、冶金司统领全国的冶铁业。西夏设有专门的冶铁工场，在夏州设铁冶务，这是西夏冶铁及制造兵器之处。横山东部的茶山地区产铁矿，也设有铁冶，是西夏“所恃茶山、铁冶、竹箭财用之府”[37]。元昊时期，在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市）王宫中也设有冶铁工场。西夏的冶铁业主要生产生铁，《文海》释“铁”为“矿也，使熔为铁也”。又释“坩埚”为“熔用之袋”。这均说的是把铁矿石熔化。西夏冶炼技术较为先进。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佛壁画中有西夏的《锻铁图》，一人坐于墩上，两手用力推拉风箱，风箱之后有炉火焰。另外有两铁匠，一人左手握火钳夹一铁件置于铁砧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抡锤锻打铁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夏铁匠手工锻铁的劳动场景。西夏在钢铁冶炼中采用了木制“门扇式”的竖式风箱，这种风箱构造简单，坚固耐用，所用材料廉价易取，而且风箱容量大，鼓风量也大，可使炉温升高，提高铁水的温度，这是比较先进的鼓风技术的应用，也是迄今所见我国当时最先进的鼓风箱。宋代官方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只有单门风箱，比西夏的风箱简单、原始。直到元代时，汉族著作中才见到类似西夏这样先进的木风箱[38]。艺术是现实的反映，此壁画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冶金铸造业生产状况。
荩西夏酿酒图
西夏铁制品在日常生活、生产及战斗中用途广泛。生活、生产用品有针、钻、锅、铲、铃、壶、锁、犁、耙、锄、镰、锹等，用作兵器的则有斧、刀、剑、枪、弓箭、铠甲等。西夏的铠甲是“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39]。神臂弓被宋人誉为“最为利器”，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抗金名将韩世忠就仿照西夏的神臂弓制造出“克敌弓，以与虏金战，大获胜捷”[40]。“夏人剑”也享有“天下第一”的盛誉，宋朝皇帝及其文人学士皆以得到此剑为荣。宋钦宗曾“佩夏国宝剑”[41]，后将它赏赐给王伦。可见，夏国剑确实名不虚传。苏轼见此剑也极为欣赏，并请晁补之为其作《赠戴嗣良歌时罢洪府监兵过广陵为东坡公出所获西夏刀剑东坡命公作》诗。诗中赞誉道：“……往年身夺五刀剑，名玉所擐犀札同。晨朝携来一府看，窃指私语惊庭中。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铓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苍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东坡喜为好出砺，洮鸭绿石如坚铜……”[42]赞誉夏人剑不仅犀利无比，而且精巧美观。
西夏时期，凉州冶铸生产有一定规模，有冶铸生产基地。敦煌莫高窟第65窟西壁佛龛南侧的西夏文墨书题记：“甲丑年五月一日，墨勒，原籍凉州，为找料石，来到沙州地界，我城圣宫沙满，为获安福故，清除两廊众宫沙，我法界一切有情，皆共善聚，当遇之于西方净土。”题记中说到一个原籍凉州、名叫墨勒的人赴沙州寻找“料石”。据《文海》所释“矿石，料石也，铁种种宝生处也”。显然“料石”就是各种矿石的总称。由此可以说明，西夏时的凉州有金属冶铸基地，为了维持生产或发展生产，遣人到处寻找生产原料。1991年，武威古城乡塔儿湾出土一件陶质坩埚实物。坩埚是我国古代三种冶金炼炉之一，坩埚炉容量小，产量低，但因其设备简单，成本低廉，且易于操作，质量好，适宜小规模生产。坩埚的出土，证明西夏时的凉州曾有冶铸基地。
2．铜器生产
西夏的铜器铸造业，主要生产货币、壶、镜、塔范、佛像、牙具、饰件等。
武威出土的西夏钱币是全国最早、最著名的。早在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镇番（今甘肃民勤）令张君孔采出三钱赠给赵润甫。这三枚钱即元德、天盛及天庆元宝，其制作精良，色泽青绿相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3《宋伪品·西夏》引述刘青园见闻说：“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作此等字……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武威地区发现西夏窖藏钱币十多次，每窖数量有多至上万枚，数百斤者。其他墓葬、遗址也有零星出土。在武威出土的西夏文钱币有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宝钱，汉文西夏钱币有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大量钱币的出土，充分证明了西夏铜器铸造技术的高超。
（二）采盐业
1．池盐分布
采盐业是西夏国内发达且重要的一个传统手工业生产部门，在西夏日常生活及政府财政收入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政府设有盐铁使专门负责盐的开采、管理与销售。河西地区具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域内“州界辽阔，沙碛至多，咸卤、盐泽约余大半”[43]，以池盐为主，池盐即颗盐，“引池而成”[44]。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所载，唐代仅具规模的就有凉州武兴、眉黛两盐池，甘州张掖盐池。肃州福禄盐池以及沙州敦煌盐池。北凉人段龟龙《凉州记》载：“有青盐山出盐，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南朝梁元帝肖绎也谓凉州“有清盐池盐，正四方，广半寸，其形扶踈，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种之，去勿回视，即生此盐”[45]。当地池盐品质好、种类多，有青盐、红盐、白盐等名目之分。
入宋后，河西盐池相对稳定，并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发展。唐朝时，张掖盐池在县北九百三十里，“其盐洁白甘美，随月亏盈，周回一百步”[46]。至宋初，张掖“盐池周百步许，多少随人力以自增减”[47]。唐初，沙州盐池仅有一处，在敦煌县“东四十七里，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焉”[48]。唐末五代时，则增加为东西北三所，东盐池水，在“州东五十里，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人就水里漉出曝干，并是颗盐，其味淡于河东盐”。西盐池水，“俗号沙泉盐，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总有四陂，每陂二亩以下。时人于水中漉出，大者有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者既众，用之无穷”。北盐池水，“在州西北四十五里，东西九里，南北四里。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味同”[49]。西夏立国后，河西成为其辖区，各地盐池遂成为西夏盐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除池盐外，沙州还出产一种石盐，名为秃登盐，它生长在河岸山坂的阴土石间，块大小不等，色白坚硬如石。肃州独登山以出产岩盐而著称，“其山出盐，鲜白甘美，有异常盐，取充贡献。”[50]乐史《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亦称：“独登山，岩石之间出石盐，其味尤美于海盐。”
2．池盐生产
由于河西盐业资源以池盐为主，于是形成了以池盐生产为核心的盐业加工生产体系。根据具体的生产过程与特点，河西地区的池盐生产可分为天然采掘与人工畦种两种。
天然采掘，系指纯粹由风吹日晒等自然条件下形成于野外盐池泽卤之中，然后再经人工采掘的生产方法。受地域内干旱少雨的气候影响，河西地区诸多盐池产盐都是“不劳煮泼，成之自然”[51]。沙州池盐即是“池中盐常自生”而成。此法简单易行，但因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产量不稳定。人工畦种，则是将盐池水引入人工开挖的畦渠中晾晒制盐。因其“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52]。据文献记载，先秦时已出现人工畦种法，至隋唐五代之际，“划田灌水”式的畦种制盐法不仅已被大规模采用，且亦因此进入了普及推广阶段[53]，已逐渐成为池盐生产的最主要手段。凉州清盐池生产即是“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种之”。
由于西夏盐业资源的丰富，食盐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西夏政府一方面扩大生产，增加产量，另一方面又逐步从制度和法律上强化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
除此之外，河西地区还有矾、硇砂、矾石等矿产资源。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记载，“矾石生河西山谷”，而“硇砂出西戎”，“今西凉、夏国及河东、陕西郡亦有”[54]。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河西地区矿冶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建筑与毛、棉织业
1．建筑业
自党项内迁定居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业也逐渐兴盛。西夏政府中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等与建筑有关的机构，工匠种类众多，具体工匠名称有石匠、铁匠、木匠、瓦匠、垩匠等，正如《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铭中所载“众匠率职，百工效技”。工匠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这是西夏建筑技术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海》中有关房屋建筑的字条有宫、寺、楼、房、草房、帐、回廊、桥、花园、墙、壁、檩、辐、椽、柱、房木、屋中木、砖等。涉及建筑物的结构、形状、用途、材料等各个方面。“宫”释为“宫殿也，内宫也，天子住处，宫城之谓”，是皇室的居处。“舍”释为“家也，帐也，房屋也，家庭也，屋也，住宿之谓也”，与家、门、户、房、房屋、房舍等互注，是百姓的居处。“砖，和土揉泥，烧则名砖是也。”《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亦有楼阁、库帐、泥舍、回廊、重袱、平五袱、檐袱、桅袱、椽准、檩、栏桅、柱脚、木匠、泥匠、凿锯等许多有关建筑的词条。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夏的建筑基本是砖木结构。
河西地区是西夏的佛教中心之一，众多寺院林立，凉州有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甘州有卧佛寺、崇庆寺、诱生寺、什字寺、禅定寺等。护国寺的重修，更是显示了建筑业的兴盛。《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铭描述塔修成后的景观时说：“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诸色装饰殊调和。绕贵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借铁人……”甘州卧佛寺是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气势宏伟，重檐顶四角飞檐向上斜翘，吻兽耸立，给人以凌云高耸之感。西夏重视教育，大兴儒学，在河西地区行庙学制，修建了许多庙宇，“殿庭宏敞”。这均显示出这里建筑业的兴盛与当地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
2．毛、棉织业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党项人就衣皮毛，居毡帐，织褐制毡是党项人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内迁后，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毛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专业的“织褐匠”、“编织匠”。系夏国属地的甘肃河西境内居有回鹘、吐蕃等民族，传统的游牧经济生活使他们也擅长织褐制毡，由于借鉴汉族先进的纺织机具和技术，其毛纺织生产不仅产量高，质量上乘，而且已有商品生产出现。据《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宋朝以缯帛、罗绮、香药、瓷器、薑桂等物易夏国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毛褐、羱羚角、
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此时，“毛褐”、“毡毯”等毛织品冲破了原先自给自足经济的束缚，已成为西夏向宋朝贸易的重要物品。几十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西夏故地游历时发现，此地“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西夏不仅能生产一般的褐布，还能织造高级的“棉褐”。宋宣和四年（1122年）九月，金国使臣高庆裔出使宋朝，宋徽宗赐给他“金线袍段”，庆裔疑与夏国棉褐同，却而不受。可见西夏这种“棉褐”非常精美，竟可与宋朝宫廷礼物“金线袍段”相媲美。这均反映出西夏毛纺织业的发达。
中国早期的棉纺织生产开始于岭南与新疆地区，宋末元初时才分别向内地传播。河西地区是棉花较早传入地区。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绘有棉花图像，《番汉合时掌中珠》也有“白氎”一词，西夏织造棉褐，西夏法典中有“织布匠”之名。所有这些均可以认定，西夏时期，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已传入河西地区，棉纺织业在河西地区已初步发展，并为向关中、中原地区传播打下基础。
总之，西夏统治时期，河西地区各族人民汲取和借鉴中原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使手工业有所发展，技术水平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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