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越南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潘佩珠

越南在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统治时期（1802—1885年），遭受法国殖民者的疯狂侵略。由于阮朝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无能，致使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但是，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如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从未停止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潘佩珠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斗争，为越南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在越南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近现代时期，越南的革命运动，都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得到中国革命领导者和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潘佩珠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就是深受中国革命的强烈影响并得到中国革命者大力支持的一个范例。

越南近代革命先行者的一生

潘佩珠（1867—1940年），原名潘文珊，别号巢南子，生于越南中部义静省南坛县南沙村的一位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受儒学教育，精通汉文。34岁应乡试，考中解元第一名。时人评论说；“人望素孚，通儒学，能文章，有才子之称。”^[1]

潘佩珠出生时，法国殖民者已侵占了整个南越。他父亲潘文谱是一位爱国者，使潘佩珠从幼年时期就深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885年，越南被法国侵占，18岁的潘佩珠领导100多名学生组成“学生军”，准备以武力反抗法国侵略，响应正在兴起的拥戴国王、争取国家独立的“勤王运动”（1885—1896年），但未行动即告失败。1886年，他手书《双戌录》，热情歌颂甲戌年（1874年）和丙戌年（1886年）宜安、河静两地人民的反法起义。1887—1897年，潘佩珠在家乡教书，秘密同勤王余党来往，团结了许多爱国者，为其以后开展反法斗争奠定了基础。

1903年，潘佩珠以就读国子监为名来到顺化，企图在封建官吏和士大夫中寻找抗法志士。他撰写了《琉球血泪书》，启发他们起来反对法国殖民统治，重新点燃“勤王之火”，但已无济于事。1904年5月，潘佩珠、阮噩柢等20余人成立反法革命组织，指定潘佩珠出国求援。1905年，潘佩珠东渡日本，寻求海外支援；他还领导了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游运动”，组织大批南越青年去日本学习。在日期间，潘佩珠会见了梁启超，亲身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

1906年2月，潘佩珠从日本来到广州，召开越南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正式成立“越南维新会”。1907年，他又组织“越南公宪会”，自任总理，料理越南留日学生事务。1908年，潘佩珠促成“东亚同盟会”的建立，它是中国、日本、菲律宾、越南革命党人的反帝同盟组织。其后，又促成了“滇桂越联盟会”的建立。

1908年10月，法、日勾结迫害越南留日学生，驱逐潘佩珠等“东游运动”领导者出境。1912年1月，潘佩珠在广州改组“越南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担任总理职务。1912年8月，潘佩珠被广东军阀龙济光逮捕，直到1917年12月才恢复自由。

1918年11月，潘佩珠回国组织武装起义未遂，又由云南去杭州，在《兵事杂志》任编辑达3年之久。1920年，潘佩珠去北京，拜会了蔡元培先生并结识了苏联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1924年6月，潘佩珠领导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成立“越南国民党”。

1925年6月，潘佩珠到上海，被法国特务绑架押解回越南，由法国殖民当局的河内刑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在越南人抗议下获释，但被软禁在顺化长达15年之久。1940年10月29日，潘佩珠怀着“头恨不先朋辈断，心难并与国家亡”的愤恨，与世长辞，越南一代革命巨星陨落。

潘佩珠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著作，其中主要的有：《越南亡国史》《琉球血泪书》《海外血书》《越亡惨状》《狱中书》《潘佩珠年表》等代表作。他的诗文和著作，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代表，曾经发挥了唤醒民众，团结革命者，打击敌人，争取越南民族独立的革命作用，并成为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朽文献。

主要政治思想

潘佩珠生长的岁月，是法国侵略者把越南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和越南人民掀起抗法斗争、不断觉醒的时代。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激起了越南人民的不断反抗。在越南南部（南圻），有阮文鰏等人领导的抗法起义；在中部（中圻），有潘廷逢等领导的“勤王之师”，在北部（北圻），有刘永福的黑旗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些越南人民初期的抗法斗争，虽然都相继失败，但他们的斗争为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了榜样。

法国侵占越南以后，为了掠夺和奴役越南人民，使资本主义输入越南，把越南经济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也由法国和中国传到越南，给越南社会以巨大影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译本，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起源》等在越南流传，尤其是中国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如梁启超的《中国魂》《戊戌政变记》等传入越南，“对于当时的越南士大夫的思想，曾经起着巨大的震撼作用”^[2]。这些著作使越南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启迪，发生变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5年的日俄战争，黄种人的日本打败了白种人的俄国；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这些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也都在越南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中国的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越南人民的觉醒。

越南历史学家陈辉燎在《越中两国之间历史关系》一文中写道：“回顾近代历史，中国每一次革命运动，无不迅速影响到越南……东游运动和越南光复会的领袖潘佩珠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了十年”^[3]。潘佩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自“勤王运动”以后，越南革命运动的代表就是潘佩珠。

1900年，潘佩珠在义安考中解元以后，在越南社会上声名日振。他积极从事反法活动，结交爱国志士，制订活动计划，主要是：联络勤王余党，倡兵起义；在皇亲中扶立盟主，准备出洋求援，以恢复越南独立。这时，潘佩珠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君主制”，把救国希望寄托在忠臣志士身上。1903年，他在《琉球血泪书》中，陈述越南亡国惨状，提出越南亡国的三个原因：“皇帝不知有民，国家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家。”他呼吁富豪、官吏、教徒、职员、妇女，海外学生、各个社团和在法国部队中的越南士兵，进行抗法斗争。

1904年5月，潘佩珠与阮朝皇室阮疆柢等20人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决定为发动起义筹集武器物资，向海外求援，指定潘佩珠东渡日本。潘氏到日本会晤梁启超，讨论越南革命，受到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很大影响。他从出国前主张“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1906年，潘佩珠将1904年成立的革命组织正式定名为“越南维新会”，其宗旨是：“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

1905—1908年，潘佩珠在日本领导“东游运动”，共组织越南青年200余人赴日学习，以便日后回国进行革命，驱逐法贼。梁启超在日本给潘氏许多帮助，尤其是梁启超的许多政论，使潘氏深受启发。梁启超认为，越南“不患无独立之日，而但患其无独立之民”。因而必须在国内开发民智，提高民气，培养革命人才。在国外争取两广之援助，还要争取日本在外交上的声援。但他反对潘氏要争取日本以兵力支援的设想。^[4]潘佩珠口述的《越南亡国史》一书，在梁启超的协助下以巢南子的笔名出版。此书的问世，对越南革命者在国内外开展反法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争取中国革命党人对越南革命的援助，潘佩珠在日本横滨曾两次拜会孙中山先生。据潘氏自述：孙中山曾读过《越南亡国史》，知潘氏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因极痛斥君主立宪之虚伪”，主张推翻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潘佩珠虽然承认民主共和政体比君主立宪政体进步，但仍认为当时越南还不适宜这种政体。在中越革命关系问题上，两人的主张也有分歧。^[5]这两次会见虽未取得一致政见，但它促进了潘氏从主张君主立宪向提倡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并为以后越南革命获得中国革命党人的援助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07年，潘佩珠成立“越南公宪会”，其政治纲领仍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为奋斗目标。

1908年，在潘佩珠的努力下，成立了“东亚同盟会”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联系东亚各国革命组织，帮助提携各民族，共同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东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潘氏认为：“唇齿密切之关系，莫如中华，而粤、滇、桂，尤其与我密切”。因此，潘佩珠又与云南和广西留日学生联系，成立了“滇桂越联盟会”，其目的是：团结中国同志，推翻帝国主义，解放祖国人民。潘佩珠大力促成“东南同盟会”和“滇桂越联盟会”的建立^[6]，说明潘氏已有争取东亚革命党人的援助，建立东亚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

潘佩珠的政治思想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在日本横滨同孙中山的会晤，促进了他向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后来，他又和许多中国革命党人交往，并在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云南杂志》担任编委，负责社论专栏^[7]，从而使潘氏的民主革命思想日益成熟。

负责出版《云南杂志》的云南杂志社，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在1906年1月由云南留日学生成立于日本东京。《云南杂志》“是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本旨”^[8]。是当时最受欢迎的革命刊物之一。潘佩珠不仅担任《云南杂志》的编委，而且还发表文章。他的《海外血书》一文曾在《云南杂志》连载三期，得到云南留学生的同情和赞赏。据潘氏在自传中自述：“余因多与中国革命党人周旋，民主之思想日益浓厚，且阻于原有之计划，未能大肆其词，然胸中含有改弦易辙之动机，则自此始。”

因此，直到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潘佩珠才完全抛弃君主立宪思想，改变了政治主张，使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他的基本政治思想。中国辛亥革命，使潘佩珠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并由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来时，潘佩珠及其越南“维新会”的同志们欢欣鼓舞，对越南革命产生了新的信心和希望。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散居各地的越南革命党人云集广州，渴望得到中国的援助。1912年（民国元年）3月，在孙中山的热情支持下，潘佩珠在广州沙河刘氏宗祠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这是潘佩珠政治思想转变的转折点。由潘佩珠起草的《光复会宣言》明确指出：“我国之所以沦亡，是因君主制所导致。”“越南光复会”提出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9]这表明潘佩珠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为榜样，已在越南具体化。

关于革命道路问题，潘佩珠始终坚持“暴动、驱法”的主张，这也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它使当时越南一些资产阶级爱国者望尘莫及。如潘周桢反对暴力驱法，主张改革，“向法国谋求进步。”而潘佩珠进行革命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暴力革命”有关。他发动和领导越南青年去日本学习，都以学习军事为主；尤其是输送越南青年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为越南革命培养了领导骨干。“越南光复会”成立后，他立即分遣同志潜回越南，秘密活动，广收会员，策动民众，创立光复军，伺机起义。1912年8月，邓警亚、潘佩珠等中越革命者共同建立“振华兴亚会”作为援越枢纽组织，其主要工作在于如何组织援越军队。(www.xing528.com)

然而，潘佩珠对越南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发动群众的重要性，都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他指望依靠少数光复会会员，就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唤醒同胞”和“唤回国魂”。于是潘佩珠领导的光复会会员，在越南国内进行暗杀活动。1912年11月，阮海臣在南定谋杀印度支那总督安沛·沙罗未遂；1913年4月，范文壮炸死巡抚阮维翰，阮文粹在河内炸死法军中校两名，炸伤多人。越南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不能达到越南革命的根本目的，反而过早地暴露了革命力量，使法国殖民当局采取恐怖镇压手段，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上百人；杀害范文壮、阮文粹等7位革命志士^[10]；缺席判决潘佩珠、阮疆柢死刑。

1913年12月，法国人与广东都督龙济光相勾结，把潘佩珠关进监狱，直到1917年初，由于龙济光被护国军击溃，潘佩珠才恢复自由。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潘佩珠几乎没有参加光复会的活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潘佩珠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曙光。潘佩珠是受十月革命影响最早的越南革命家之一，他热切地关注十月革命，同情社会主义，他的政治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国共合作。1924年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进入高潮，给越南革命以强烈影响。潘佩珠就是在中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召集越南革命者开会，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设立总支部于广州，以与中国国民革命相提携。潘佩珠领导的“越南国民党”，其组织与政纲完全模仿中国国民党。它主张打倒法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并向越南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1924年12月，胡志明由莫斯科来到广州，曾会见潘佩珠，讨论越南革命问题。潘佩珠接受胡志明的建议，决定于翌年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不幸的是，潘佩珠于1925年5月11日在上海被法国特务拘捕，押解回越南，使其改组“越南国民党”的计划未能实现。两年以后，阮太学等资产阶级革命者重新组建了“越南国民党”（1927—1931年）。

政治思想评价

在法国殖民者侵占了越南，越南民族处于空前深重的灾难时期，年轻的潘佩珠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革命道路。在革命的征途中，潘佩珠的政治思想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在前半期，主要表现为他把争取民族独立，“恢复越南”的希望，寄托在“忠君”的士大夫身上，企图重新燃起“勤王运动”的斗争火焰，恢复越南，建立君主制国家。不久在中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下，潘佩珠的政治思想又发展为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思想。后来，由于越南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阶级投降了法国殖民统治者，主张抗敌者几乎消亡殆尽。这就使潘佩珠重新思考越南民族的前途和革命的道路。

潘佩珠思想的后半期，主要在中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逐渐接受了中国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从主张“立宪君主制”，转变为驱逐法贼，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思想。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党为榜样，建立了越南革命政党，争取中国革命党人的援助，在国内外积极开展反法斗争。

潘佩珠是早期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政治思想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他的暴力革命思想，具有冒险主义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加紧向中国侵略，并力图向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渗透，而使潘佩珠产生过与法国人合作，“联法反日”的糊涂观念。但总的说来，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潘佩珠政治思想的主流。因此，西方史学家称他是一位“民主的、反对君主政体的革命家”^[11]。

从1905—1925年，潘佩珠主要在日本和中国进行革命活动，以在中国的时间最长。他使中越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不管他在哪里活动，都同中国革命者发生密切联系，得到中国革命者和中国人民大力帮助和支持。中国革命领导者和中国人民一向认为，中越两国唇齿相依，支援越南革命义不容辞。当时，越南人民和越南革命者也给中国革命以很大支持和援助。1907年春，孙中山将同盟会总部设在河内，以直接指挥粤桂滇的军事行动。1907年10月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河口起义，都曾得到越南人民的帮助。中越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源远流长。

潘佩珠的政治思想，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代表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革命到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潘佩珠的一生，不仅对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也使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发扬。潘佩珠堪称是越南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注释】

[1]邓警亚：《中越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广西人民出版社，第767、791页。

[2]［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版，第176、242－244页。

[3]越南《历史研究》1966年第88期，梁红奋译。

[4]《潘佩珠先生自传》，《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第786－787页。

[5]《潘佩珠先生自传》，《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第786－787页。

[6]［越］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下），第786－787页。

[7]同上。

[8]朱达德：《留日学生与〈云南杂志〉》，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9年第1期。

[9]邓警亚：《中越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广西人民出版社，第767、791页。

[10]［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版，第176、242－244页。

[11]［美］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