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的滇军及云南的抗法贡献和牺牲

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周年了。这次战争，是近代史上法国侵略越南、中国，中越两国人民为保家卫国，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中国方面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失败，但中国人民直接用鲜血支援越南和保卫我国神圣领土的英勇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这次战争，在军事上可分为陆路战场和海上战场两个部分。海战主要在我国的东南沿海（福建、浙江、台湾）进行，陆战主要在越南的北圻和中越边境一带进行。云南地处中法战争的最前线，是援越抗法的主要基地。云南的滇军，作为陆路战场的西线主力，同东线的桂粤军队，以及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一起，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共同抗击了法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援越抗法、保卫伟大祖国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处于抗敌斗争前沿的一千多万云南人民，为这次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边疆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奔赴抗法前线。成千上万的民工，肩挑背驮，组成了担架、运输长龙，跋涉在深溪、崇山峻岭之中，日夜不停地支援前线。而位于祖国大后方的四川、贵州、两湖等地的人民，也积极筹饷、捐款，给了云南军民以有力的支援。但是，由于这次战争规模较大，牵涉面又广，在这有限的篇幅内是不能包罗中法战争这个丰富内容的，因此本文仅就这次战争中陆路战场的主力之一的滇军作个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滇军的出关、人数和成分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外的掠夺和剥削，“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1]。法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与英、美、俄及后起的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起，为共同瓜分世界而进行了赤裸裸的拼命争夺。在远东，19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侵略者占领了越南的南部和中部，并继续向北部扩张，进而达到其占领全部越南和侵占中国西南地区的目的。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安危息息相关，命运与共。1881年底—1882年初，清政府在越南政府的两次请求下，决定兵分两路，开进北圻，援助越南。一路由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领参将张永清、游击林大魁等滇军三营800人出马白关，驻守山西、兴化；另一路由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领桂军6000人，出镇南关，驻守北宁。以后随着战事的发展，两支军队均有所增加。东线达四十九营，共18300余人；西线滇军最高时（归国前）达一百三十一营，约5万人，加上刘永福部黑旗军十二营5000人，以及加入滇军的以阮光碧、阮文甲为首的越南义军两万人，共75000人左右。其中有大营六营，小营一百二十五营，按照滇军的后来编制，大营一营500人，小营一营375人，因此滇军的实际总数应为49875人（不含黑旗军和越南义军）。

7万余人的滇军，大体上由正规军、地方民族军等组成。在正规军中，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战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人数和汉族战士几乎相等。他们是苗、瑶、壮、彝、白、傣、布朗、哈尼、傈僳、拉祜、藏、佤等少数民族。当时的滇军主帅、云贵总督岑毓英在奏折中曾说：“云南夷民，种类甚多，有倮亻罗（现在的彝族——引者）、摆夷（傣族）、沙人（布依族）、侬人（壮族）、僰人（白族）、璞剌（布朗族）、古倧（苦聪，拉祜族）、儮莎（傈僳族）等类，统而名之曰夷。”又说：“臣所部各营勇丁，汉名居其半，四夷居其半。”^[2]由此可见，云南少数民族在滇军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除了少数民族的战士外，西线的正规军中，还有一部分是其他兄弟省的战士。有记名总兵丁槐从贵州带来的三营黔军，共2000余名；有后选同知潘德继、王玉珠等率领的粤军四营，共3000余人；还有唐炯率领的川军两营，以及岑毓英调滇时带来的部分福建、广西将士。

在正规军之外，滇军中还有不少由专门的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军。他们平时从事农牧，自耕自食，不领国家的银饷，惟在战时，国家招募他们去打仗，其枪械旗帜全部自备，只是吃的粮食要比正规军优厚些。他们大都作战勇敢，“包打前敌”，在援越抗法中，为祖国、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云南开化府（今文山）苗族、壮族的首领竹春、陶吴、徐恩、黄明等率领的1000多人的民族军，在临洮之役中，专打头阵，敢打敢拼，同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一起，击败了法红衣大裤囊兵1000余人，取得了临洮之役的光辉胜利。

除正规军、民族军之外，还有部分抵抗法国侵略的越南义军也参加了滇军的行列。如山西山义卫正领兵张文擎、永真社头目阮文美等率领的数百名越南义军，被编入了滇军的队伍，在抵抗法国侵略和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法战争的后期，越南义军已发展至20000余人。

二、滇军之装备给养和战略战术

在装备给养方面，滇军之武器装备，大都陈旧落后，除有后膛枪六七千杆，哈其开斯枪1000杆和克虏伯炮12尊外，其余均是土制的大铁炮、毛瑟枪、火药、地雷等武器，以及大刀、长矛、弓箭等原始武器。这同以格林炮、开花炮、快枪、兵舰等武装的法国侵略军比较起来，是十分悬殊的。装备陈旧落后，并且供应不足，加之枪械、子弹型号又不统一，致使前线将士处境艰难。特别是粮饷给养困难，使几万滇军将士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中。其时，滇军之粮饷，主要由四川、河南、福建、浙江、湖北、广东、江苏等省筹济，后来闽、浙奏停，粤、苏留办军火，鄂省自顾不暇，仅川、豫尚能接济一小部分。军粮主要靠保胜（水路）、河阳（陆路）两路运输。水路由保胜沿红河而下，由于滩高水急，船不易行，兼之船少，只能分班轮运。陆路由开化经马白关至宣光，由于山路崎岖，多靠骡马、人力搬运，往往需时一两个月，每百斤米运价约合银四两以上。1884年以后，为了加强通讯联络和转运军饷，滇军又开辟了从临洮到保胜的陆路交通线，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粮饷困难的状况。这个责任，自然应由腐败无能、不愿真心打仗的清政府来负，而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层层克扣也是重要原因。最后，造成了下面的状况：

“军心惶惑，粮且不继，数米而炊。云军、刘军俱乏粮，食粥。”（《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72页）

“士卒半饱半饥，自十一月迄今（正月二十五日——引者）俱无隔宿之餐。”（《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六册，第336页）

“现在滇军一百三十余小营，刘永福亦统三千多人，每日共需军粮三万余斤……每日仅可运到一二万斤，半饥半饱，已属难支。”（《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六册，第348页）

“各军断粮，焦切万状。”“前敌需米甚殷，左右乡村罗掘已空。”（《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35页）

“此间米粮日少，甚至食粥。”（《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34页）

……

这种状况，一直到后来战事之末尚未改变。1884年宣光大战时，滇军、刘军和唐景嵩的桂军联合围攻宣光城，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起初他们以布裹饭，扔给攻城的战士，后来粮少食粥，饭裹不成了，只好“辄饿竟日”。

在战略部署方面，1884年下半年以后，滇军之进军路线，没有采取清朝翰林院侍读龙湛霖和内阁学士周德润的意见——奇袭西贡或顺化，而是按照传统的路线，兵分两路，一路由记名提督吴永安率领，从开化出马白关，趋宣光；一路由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从蒙自出蛮耗、保胜，沿红河而下，抵兴化。两路再同取宣光、太原。如两地得手，东、西两线清军便联为一气，然后以正兵扼屯鹤关，分攻北宁、山西，再以奇兵由馆司关赴清化，规取宁平、南定，进而攻取法寇占领的越南首都顺化。

按照龙湛霖的意见，清军以东线苏元春部作正兵进攻，西线之滇军则以奇兵由云南出老挝、暹罗，直奔西贡。具体路线是：普洱→思茅→车里（今景洪）→南掌（今老挝）→暹罗→西贡。周德润的意见是：车里→老挝→哀牢（哀牢，即今之保山。周德润以为哀牢在老挝之南，显系地域概念之误。——笔者）→顺化。两条路线大体相同，只不过一个主要目标是西贡，一个是顺化。龙、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根据，是从兵书上得来的，不切合19世纪80年代的滇军实际。第一，从滇军的素质、训练等方面看不足以出奇兵。第二，老挝、泰国已入法国的势力范围，滇军经过，势必引起麻烦。第三，运输给养供应不上。因此，虽然他们出奇制胜的意见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它没有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所以岑毓英摒弃了他们的意见，而采取较为稳健的战略部署，按他的话说就是“不敢行险侥幸”。龙湛霖指责他“揣摩风气，观望徘徊”，他反驳龙“未在行间，不知其中有如许窒碍”。不过，无论按哪种战略部署行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要取得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在战术方面，同东线的两广军队比较，滇军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较多地使用地雷战和阵地战。而阵地战中之“地营法”和攻坚战中之“滚草法”，又是滇军在中法战争中之创造和运用。

抗法斗争中，东线军队比较多的是采取筑垛墙的办法，并在许多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如镇南关之捷就是一例。但垛墙也有其缺点，它容易被敌军的大炮轰毁，我军不易隐蔽。滇军则较多地采用地营战术。其方法是：先挖一个六尺深的大方坑，坑内四周密竖大木，出地一尺许，上铺大木，覆土，并在四周开枪眼。由于低，敌炮火不易击中，也不易为敌所发觉。坑背后开地槽，通入坑，坑口有栅，有人守之，则坑内数十人皆不得出，既可避炮，又免溃走。各营之间又挖地道相连，使之互相策应。营内储存水米枪弹。除地道外，又于地营外开曲折明槽，人顶齐地，宽五尺，长一丈即转。太宽，炮弹容易落入，一丈即转，弹虽落入仅及一丈，而不致有较大的破坏。明槽的作用，主要在于侦察敌情。地营三丈外用槎桠树枝，以藤缠绕，是谓鹿角架，密排三层，以防敌人进攻。鹿角外的四周，离地营二十丈处，再埋置地雷，如敌进攻，必然遭受很大的伤亡。(www.xing528.com)

在攻坚方面，滇军还创造了“滚草法”，即云南人称之为“滚草龙”的战术。其方法是：两军对垒，我方进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我军进攻受阻，为避免伤亡，在离敌炮台和火力点数百丈外，掘土为垛，隐蔽数人，即伏垛下开壕。待壕渐长，容人就越多，人行壕中，可避枪炮。又缚草把长三尺，滚掷而进。草把墙立，人不受枪，草压炮台，即可立破。这个战术，在著名的宣光战役中发挥了作用。初，滇军、桂军、粤军联合攻城，法人死命拒守，双方伤亡很大，联军不能进逼城下。后，桂军与滇军商议，滇军总兵丁槐建议用“滚草法”破敌。随后，滇军提督何秀林、总兵丁槐率滇军离敌炮台二百丈外开壕，粤军、桂军缚草、滚草以进，三鼓开壕，五鼓壕成，长二百余丈，直抵城下。联军采用此种战术，立即将敌营炮台攻破，使“城外敌垒至是一律荡平”，从而铁桶似地包围了宣光城。滇、粤、桂联军继续猛攻，血战三日，勇气百倍，打得敌人不得不用竹筒和玻璃瓶藏着书信，顺水流出，以求援兵。

三、滇军之主帅、将士及其归国

西线滇军之主帅，初是云南布政使唐炯，后是靠镇压云南回民、贵州苗民起义起家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唐炯曾上书言：“出境兴师，甚非长策。”后奉旨于1882年7月出关，率滇军驻守山西。1883年6月22日，清政府升唐炯为云南巡抚。8月2日唐不经请示，擅自逃回云南庆祝自己升官。9月，清政府以“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致边防松懈，咎实难辞”之名，摘去其顶戴，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旋解京交刑部治罪，年余得释。唐被处理后，岑毓英于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初九日“自请统兵出关”，十月下旬驻扎山西，次年二月因“调度乖方”，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三月中旬又将兴化营盘城毁平，令滇军全部退回关内，令黑旗军驻扎大滩。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宣布对法作战，责岑督师出关，规复北圻，笼络黑旗军。岑于9月下文盘州，会见刘永福，令刘进攻宣光。12月上旬，滇军、唐景嵩之桂军、粤军和黑旗军主动向法军进攻，围宣光达七十余日，使城中之法军粮尽弹绝，成了瓮中之鳖，不得不向河内求救。黑旗军得悉河内来援，即在宣光下游之左旭埋下地雷，炸死法军数千人。嗣后，滇军、黑旗军又于临洮大破法军，连克兴化、山西十几个州县。1885年4月，清政府与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6月，岑奉命回国。

中法战争之末，身为封疆大吏的岑毓英，在帝国主义严重入侵的情况下，十分注意“捍卫滇疆门户”这个问题。在撤军归国时，他主动请求清政府把“聚之则为法仇，散之则为法虏”，曾经协助滇军抵抗法国侵略而又“屡有斩擒”的越南义军，安置在与滇毗邻的三猛十三州；建议中法以宣光、兴化为界，一可安置越南难民和留在北圻的部分黑旗军，二可拱卫云南边防。他说：“各隘既归我辖，则我得布防其间，重门扃钥，护守更严。若舍此而仅绸缪滇境，则弃门关之要隘，而设卫于堂，得失判然。”（《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71页）

滇军归国后，他将改编的三十营滇军分别驻防在中越边境一带。由于考虑到“马白为入越之捷径，蒙自为通商之要津”，使两路奇正相生，达到“常山之蛇，击尾则首应，击首则尾应”的效果，岑毓英特别注意了马、蒙两地的布防，除了密布重兵之外，还于每年秋、冬二季，令开化镇出驻马白关，临元镇出驻蒙自县，“督饬操防”“以固疆圉”。他的这些建议和部署，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未能实现，但他关心祖国边防的爱国之心却是值得称道的。

中法战争中之滇军将士，大都爱国热忱很高，尽管武器装备落后、粮草不济，仍然英勇作战，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在著名的宣光、临洮、镇南关等战役中，英勇杀敌，有的甚至壮烈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白族将领、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前半生参加了镇压黔西猪拱箐的苗、彝大起义和滇西杜文秀的回民大起义，充当了清政府的爪牙和工具，这是他历史上的严重污点。但在其后期，即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他抱病驰赴疆场，英勇杀敌，最后以身殉国。特别是他受重伤后，仍然坚持战斗，不肯后退一步，并留下了气壮山河的铮铮言词，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他仍不失为一员白族杰出的爱国将领。

云南人伍义廷，是唐景嵩部右营的一名勇丁。在宣光之战中，他作战勇敢，经常主动请求到宣光城下侦察敌情，并冒着生命危险把战死的同伴尸体背回来。由于他的机智勇敢，因而受到上司的奖赏，被提拔为差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初九日，滇军、桂军向盘踞在宣光城的法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由30人组成的敢死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登城，死26人，生还4人。次早，联军再攻，伍义廷却“慷慨请行”，愿任敢死队队长。姚纪昌、覃启发、赖朝荣为副队长押队，分军为三队，一队先锋50人，二队先锋150人，三队500人为接应。部署毕，伙房将仅有的200斤大米、100斤糯米煮了给壮士们送行。饭罢，伍义廷召齐敢死队勇士誓师，随即兵分三路向城猛攻。城中敌人死命拒守，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清军几进几出，“前者伤亡，后者继进，裹创血战，雨夜不休”，直杀得敌人尸体狼藉，“伏匿待毙”。清军损失也不小，敢死队队长伍义廷、赖朝荣、姚纪昌都英勇阵亡，覃启发受伤，其余敢死队员差不多全部壮烈殉国。

宣光之战，虽然最后因法国的援军到来而没有攻克宣光，但它是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进攻并围困敌人的开始。伍义廷等滇军所表现的英勇行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云南军队是一支坚强的军队”，说他们“力战甚勇，围攻得法”，如果“再过七日，则城内无一生者”（唐景嵩：《请缨日记》）。

云南人民为了纪念宣光之役和为国牺牲的滇军将士，曾作歌赞道：“快哉安南役，快哉安南役，歼孤拔滇军奏奇绩。滇军真勇绝，宣光围四十日，城破在旦夕。班师诏，真痛惜，到而今，金马碧鸡已非昔。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快哉安南役。”（《云南》杂志，1907年第4号）

四、滇军与友军

中法战争的陆路战场方面，同滇军并肩作战的还有东线的桂粤军队，以及在北圻的黑旗军、越南的抗法武装力量等诸路友军。在这些友军中，桂粤军队是滇军的兄弟部队，它与滇军是陆路战场的两个拳头，是清政府东西两线“奇正相生”“互为犄角”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永福的黑旗军在马江海战之后，受云贵总督岑毓英的节制，军火粮饷分别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云贵总督岑毓英接济。他们是抗法的主力之一，在军事行动上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性；越南义军分别按地域作为滇军或桂粤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西部的义军则按滇军体制，编列成营，加入滇军，直接归岑毓英领导。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加之东西两线统军主将的腐败，致使山西、北宁相继失守。而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两军各不相属，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以及统军主将互不声援，坐视不救。

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后，滇军、桂粤军和黑旗军密切配合，在战斗中互相支援，团结协作，因而开拓了战争的新局面，加速了战争向有利的形势发展。在东线，云南方面派出了以杨玉科、蒋宗汉为首的滇军，率领汉、白、彝、纳西、苗、壮各族子弟，奔赴东线，出镇南关，与桂粤军队并肩作战。在西线，桂粤军队派出了以唐景嵩为首的四营景军，由龙州出牧马，中经“豺虎队出，夜噬人马，山蛭吃肤，野蜂成阵”的人迹罕至之区，同滇军、黑旗军会师于宣光城。三支友军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揭开了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向帝国主义入侵军队进行大规模的、七十余天的进攻包围战的序幕，几乎使法军巢覆卵灭。宣光包围战虽然由于敌人援军的到来而致功亏一篑，未能最后夺得该城，但它的意义却不可低估，它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维时城中粮弹将尽，旦夕可拔，每闻哭声，而城虏终不张皇，更柝寂然，夜以电气灯巡堞数周而已。”（《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76页）史书在评论这次战役时指出：“法自入中国以来，皆系扑犯官军，独宣光为受攻被困之始。”（《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202页）清军主动进攻并包围侵占宣光的法军，这是中法战争的首次创举，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进攻西方入侵者的开始。同时它又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是清军转守为攻、由败而胜的里程碑。而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滇军、桂军、黑旗军大力协同、团结奋战所取得的。正如唐景嵩在总结谷松之战（此战白族爱国将领杨玉科阵亡）和宣光之役时指出的：“当是时（指谷松之战），主客各军不能共缓急，图奋取，督师又意气自用，且踪近偏袒苏军（指苏元春部），故谷松一败，众军袖手，坐视颠覆而不救，岂真法人之猛悍不可制哉？盖亦我将帅不和之所致也。滇军虽恢复无闻，而将领皆西林旧部，号令专严，稳扎未曾一挫。其攻宣光也，如我景营，无不让丁镇（指滇军将领丁槐）、护刘提（指刘永福），故有七十余日合力同心之苦战。城虽未克，虏受奇窘。传曰：‘师克在和’，非千古兵法之要义欤？”（《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78页）

在宣光包围战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法国侵略者为挽救失败的战局，集中了一万余名精兵，向东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先后占领了谅山、镇南关，并侵入了我国的广西境内。当时冯子材的萃军未齐，“势难骤进”，勤军又新哗溃，广西全省震动，东线吃紧。为了减轻东线的压力，拖住并吸引法军，西线的滇军、黑旗军和景军“竭力国事”“以会剿为急”，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承受了“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而事急不得不攻”（《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75页）所带来的重大牺牲，奋力攻城。这样，东线的法军主力不得不分兵西向，回头增援宣光，从而阻止了敌人在东线继续长驱深入，同时也就给了冯子材、苏元春以充分部署和反攻的机会，给以后的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和镇南关大捷发生于同一天的临洮大捷，是滇军、黑旗军与越南义军继宣光之战后，团结合作共同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它使法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最后导致了法军的全线崩溃。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是宣光包围战的必然趋势，是清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结出的两个并蒂硕果。如果没有西线滇军的主动进攻，没有七十多天宣光包围战的胜利，那么，东线桂粤军队的境况就会困难得多，甚至将出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东线的反攻和胜利，又加速了法军的溃败和西线滇军胜利的早日到来。

当然，在抗法斗争中，友军对滇军的支援配合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西线方面，滇军、黑旗军作为主力，桂军、越南义军则以偏师的形式出现，但在战斗指挥和协调部署方面却没有出现过大的矛盾与不和。特别是在指挥领导上，与过去诸多战役的不同之处在于：1884年夏季以后，西线有了统一的军事指挥，这在许多友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当时，滇、桂、黑、越四支部队，相对来说，是独立的军队，尤其是桂军，直接隶属于两广总督的领导。但张之洞以大局为重，主动把唐景嵩率领的桂军交给云贵总督岑毓英，自己不插手，不干预，“云军进止，洞不与闻”（《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57－158页）。甚至在与岑联名发电时，也十分尊重岑的意见。西线战事，他从不单独向上汇报，即使要联名发电，他都把岑的名字排在前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西线战事能够统一领导，集中指挥，“事专权一”，从而避免了过去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发生。不仅如此，张之洞除了搞好广东防务外，还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大力支援滇军，他先后向宝源银行、大东公司借银200万两，分别接济滇军、桂军、黑旗军和台湾防务，以购买枪支弹药与粮草。据不完全统计，仅广东机器局就支援滇军马的力后膛枪2000杆，士乃打后膛枪3000杆，来福兵枪5000杆，火药5万磅，军装价银83665两，从而解决了西线粮饷给养和武器装备的困难，受到了人们的好评：“时香帅（指张之洞）除办广东防外，又为云南、广西、台湾筹济饷械。广东无利不搜，不恤人言，不待邻恳，入款不足，乃借洋债以百万，分给云、桂各四十万，刘军二十万，台湾未悉其详。大气包举，直以夷务全局为己任。于广西不独济饷，且议济兵，于是有冯、王出关之师。”（《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六册，第476页）这种“不恤人言，不待邻恳”“直以夷务全局为己任”的精神，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加之滇军的统一指挥和诸多友军的团结奋战，因而才能同心协力地取得中法战争后期在军事上的辉煌战果。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日］东京大学《东方研究》1988年译载，又收入广西社科院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18页。

[2]《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五日。